【論語】二十篇,多為語錄體,而【鄉黨】篇對孔子公私生活作了近乎白描的敘述,細緻入微,栩栩如生,『宛然如聖人之在目也』(朱熹【論語集注】),最為特殊。此篇多處描述了孔子入仕為官的言談舉止,如『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君命召,不俟駕行矣。』孔子對君主、君命謹小慎微,被時人目為諂上之行,今人亦然,如有學者解『鞠躬如也』為『低頭哈腰的樣子』(李零【喪家狗:我讀論語】,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193頁),或指出『這副卑屈身貌,現代人看來很不雅觀』(李澤厚【論語今讀】,安徽文藝出版社,1998,242頁),更有人據此雲他乃卑躬屈膝、奴顏媚骨之輩,為『犬儒』之屬。因此,這些言行已成為如何看待孔子形象的關鍵問題。眾說紛紜之下,弄清其言行背後的本意則顯得十分重要。本文即對【鄉黨】中的孔子言行再作分析,以期還原孔子之真實形象。
一
其實孔子事君的儀態舉止,早在當時就已招來非議,人言其諂!他曾嘆道:『事君盡禮,人以為諂也。』(【論語·八佾】)雖然這並未能堵住彼夫之口,但此中一『禮』字,卻告訴世人他事君的依據和原則。今天欲理解、明曉孔子在朝言行之真意,也需從『禮』上尋求答案。下面我們即結合古代禮制分析【鄉黨】中孔子有諂媚之嫌的舉止言行。 首先,孔子入公門的情景:『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門,行不履閾。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此段記載詳細生動,若一副入公門圖展現眼前。其中,『鞠躬如也』的姿態頗受後人非議。朱熹注曰:『鞠躬,曲身。公門高大而若不容,敬之至也。』錢穆先生解曰:『鞠躬,一說,曲身義。一說,當讀為鞠窮,謹敬自斂之狀。……今從後說。』可見『鞠躬如也』,並非是畏畏縮縮、低頭哈腰的樣子,它內含着『禮敬』的深意,實乃孔子用肢體語言表達對君主最大的尊重。又據【禮記·曲禮】載:『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闑右,不踐閾。』可知孔子『立不中門,行不履閾』之舉完全是依出入君門的禮儀而行。『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乍看上去,孔子入朝堂,緊張得不敢呼吸,唯恐觸犯君威,此副身貌最易讓讀者誤會為卑屈之狀。實則非也。鄭玄釋曰:『屏氣自靜,以俟君言。』朱熹注曰:『近至尊,氣容肅也。』【禮記·玉藻】記載了君子見尊者的禮容要求:『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可見孔子此舉亦是謹守『聲靜氣肅』的禮制而行,以嚴謹的儀容表達對君主的敬畏。 孔子在朝堂事君:『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馬融注曰:『君在,視朝也;踧踖,恭敬之貌;與與,威儀中適之貌』。【禮記·冠義】載:『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端莊的禮容是禮儀的首要表現,此處孔子循禮而行,威儀中適,既充分尊敬君主,又未失常態。【鄉黨】還記載了孔子在朝堂上與君主、同僚的言談舉止:『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這裡的孔子在同一場合卻因人而異態度截然不同,亦多為後人所詬病,被視為媚上欺下之行。【禮記·曲禮上】言:『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禮作為維護社會秩序的規則,其核心思想是明分辨異,區分尊卑、上下、貴賤之等級。下大夫、上大夫與君主的地位各有不同,孔子恪守上下尊卑之禮,所以和下大夫交談從容不迫,『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說話,和顏悅色,『誾誾如也』;君主在場,則顯得局促不安,嚴肅謹慎。同一場合,因身份不同,孔子有着不同的容色儀態,淋漓盡致地展現了他嚴謹合度的禮儀修養,實乃當時的禮儀要求使然,與趨炎附勢並無關係。誠如明代學者李贄所言:『此聖人化工付物之妙,莫作勢利看。』(李贄【四書評】,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88頁) 孔子在朝堂之外,『君命召,不俟駕行矣』。【禮記·玉藻】云:『凡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荀子·大略】亦載:『諸侯召見其臣,臣不俟駕,顛倒衣裳而走,禮也。』可知孔子迫不及待地先行見君,亦屬篤行禮制之舉。 【禮記·經解】云:『恭儉莊敬,禮教也。』禮者,意在教人們學會謙恭莊重謹敬,敬重國君自然也包含在內。孔子堅持『事君盡禮』、『事君能盡其身』,【鄉黨】中那些看似卑屈舉止,實為孔子踐行臣禮之行。國君是一國之象徵,孔子尊君敬上無可厚非。即使在現代社會各種正式場合,人們對於國家領導人也通過起立、注目、鼓掌等方式表達敬意,其實與孔子的舉止並無二致。只是當時禮壞樂崩,『君不君、臣不臣』,世風不古,孔子事君盡禮,甚至對於當時大家都拋棄的『拜下之禮』,雖然『違眾』(【論語·子罕】),也恪守不已。世俗之人反而把他正常的禮敬當成諂媚而橫加非議,故孔子有『事君盡禮,人以為諂』的苦惱。後來的宋儒說了公道話:『孔子於事君之禮,非有所加也,如是而後盡爾。時人不能,反以為諂。』(朱熹【論語集注】)
二
孔子一生志在克己復禮,他不僅僅獨對君主敬重守禮,對其他人、其他事,也都是循禮而行,敬於心,形於外,絕非是趨炎附勢、圓滑世故之輩。【論語】的相關記載,足以證明。 孔子居鄉時,『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富貴不壓鄉黨』,儘管鄉人粗鄙無識,他並未擺士大夫或學者的架子,而是對父老鄉親恭敬有加,謙遜得仿佛說不出話。行鄉飲酒禮時,『杖者出,斯出矣』,孔子讓拄着手杖的老年人先出,以謙讓的姿態表達對父老的尊敬。『食於喪者側,未嘗飽也』,對有喪事在身的人,孔子不僅表示同情,甚至在他們旁邊吃飯都不曾飽。『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看見穿喪服的人、禮帽禮服的人和盲人時,雖然他們年輕,孔子也一定要站起來;走過時,必小步快走。以上種種,孔子對地位低下者、年老者、不幸者和年少者的態度,充分反映出他秉持『自卑而尊人』的精神,對世間人一視同仁,時時刻刻『修己以敬』(【論語·憲問】)。 具體到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言談舉止等點滴細節,孔子亦一以貫之地恪守禮制,身體力行。 在衣着穿戴上,孔子講究與禮制相符,絕不隨便。在色彩上,『不以紺緅飾,紅紫不以為褻服』。中國古制,黑為正式禮服顏色,紺緅接近黑色,孔子尊循古禮,故此兩色不作鑲邊裝飾;紅紫是君王所用的貴重顏色,不用作家居衣服。除色彩外,孔子對衣服的樣式、穿着時間亦據古禮而行:『非帷裳,必殺之。』非朝祭之服,用整幅布製成,一定剪裁一些布。『吉月,必朝服而朝。』即使是平時家居,也有具體要求:『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褻裘長,短右袂。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 對於食,孔子也特別講究。『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饐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其中『割不正,不食』,『不正』為不合『禮』,孔子務求『正』,對飲食除了講究色香味外,還嚴格遵循禮儀的要求。 在住、行這些生活小節上,孔子也是以禮自守,一絲不苟。吃飯睡覺、乘車時各有不同的行為舉止:『食不語,寢不言』,『升車,必正立執綏』,『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連睡覺姿勢、在家神態等都有講究:『寢不屍,居不容。』 在言談舉止方面,孔子更是十分注重禮儀,在不同場合,與不同的人談話,神態表情各有區別。『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於鄉黨,恭敬謙虛,『似不能言』;於宗廟朝廷,則謹敬而健談。出使外國:『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蹜蹜如有循。享禮,有容色。私覿,愉愉如也。』會見外國君、臣和享禮時,因身份、場合的不同,舉止容態截然不同。『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見到齊衰者、冕者與瞽者,雖然親密,也都遵守禮而變換嚴肅莊重的神態。 可以說,孔子包括衣、食、坐、寢在內的一切舉止都履禮而行,甚至是『席不正,不坐』,達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錢穆先生評價道:『孔子一生,車轍馬跡環於中國,行止久速,無不得乎時中。而終老死於闕里。其處鄉黨,言行臥起,飲食衣着,一切以禮自守,可謂謹慎之至,不苟且,不鹵莽之至。』(錢穆【論語新解】,三聯書店,2007,270頁)基於此,我們再反觀孔子事君的儀態舉止,也就無可置疑了。所謂『踧踖如也』、『與與如也』、『鞠躬如也』、『不俟駕行矣』等無一不是孔子踐行臣禮的表現,折射出他嚴肅認真的態度,絕無妄自菲薄、苟且卑屈之意。
三
柳詒徵先生曾云:『孔子頗尚剛。』並以孔子語錄舉例說明,如【論語·子路】云『剛毅木訥近仁』;【禮記·儒行】:『儒有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辱也。其居處不淫,其飲食不溽,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其剛毅有如此者。』(柳詒徵【中國文化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288頁)洵為確論。從【論語】、【史記】等對孔子生平所為的記載來看,他不僅非諂媚卑屈、趨炎附勢之輩,而是堅守節操、剛毅不屈之士。 孔子身處離亂之世,滿懷治世雄心, 曾宣稱:『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論語·子路】)他積極入世,汲汲仕途,但並非隨遇而安,無條件地用於當世,而是有自己的原則,『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論語·衛靈公】);『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論語·泰伯】)。他堅決反對政治黑暗時,與統治者同流合污,提出了『君子謀道不謀食』和『君子憂道不憂貧』的仕途觀。對於那些阿諛奉承、蠅營狗苟地諂媚之人,孔子深惡痛絕,曾批評道:『巧言令色,鮮矣仁』(【論語·學而】)。 具體到君臣關係,他提出:『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論語·先進】)其事君基點在於『道』,『從道不從君』,並非無條件服從君主,對君主可以採取不合作態度。故而當衛靈公『問陳』於孔子,『道不同,不相為謀』,孔子藉口『未之學』予以拒絕,『明日遂行』(【論語·衛靈公】)。對於為政,他所做的第一步就是『正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論語·顏淵】),把君與臣都作為有獨立人格的個體存在。當定公問他『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他直言不諱地答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論語·八佾】)將君臣相對,且以君為先決和前提,要求君主依禮對待臣子,毫無卑屈之意。公元前497年,魯國郊祭,他以大夫的身份參加,但執政者並未按禮制分賜他祭肉,在這種情況下,孔子毅然決然地離開父母之邦。他堅持禮制,絕不委曲求全的陽剛之氣也展露無遺。故後世孟子解釋孔子去意曰:『不知者以為為肉也,其知者以為為無禮也。』(【孟子·告子下】) 孔子周遊列國長達十四年,『干七十餘君,莫能用』(【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斥乎齊,逐乎宋、衛,困於陳、蔡之間』((【史記·孔子世家】)。其實以孔子的才能和威望,只要肯放棄自己『克己復禮』的政治理想,投當政者所好,覓取功名富貴可謂易如反掌。但是孔子堅守節操、輕視富貴,曾云:『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論語·里仁】)『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論語·述而】)他風塵僕僕,顛沛流離往來於各國之間,有時還被人圍困,險遭戕害,即使『累累如喪家之犬』,依然守道不移,矢志不泯,以至於連城門管理者——晨門都稱他『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論語·憲問】)。面對隱士長沮、桀溺的『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的諷刺,孔子仍舊堅定地說:『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論語·微子】)其百折不撓,堅強不屈的精神隱然可見。尤其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時,子路對其師言必稱君子、現實卻困厄的實況提出疑問,孔子仍穩如泰山、鎮靜自若,並告誡弟子『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論語·衛靈公】)。如此逆境下,孔子『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如其自況:『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論語·子罕】),展現出一種不肯屈從、陽剛勁健的君子人格。 綜上所論,【論語·鄉黨】中所記孔子那些看似卑屈的舉止背後都蘊含豐富的禮制內涵,是他『事君盡禮』的具體表現。他在朝在野,鄉里居家,皆守禮有度,文質彬彬,『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周易·繫辭下】)。綜觀孔子一生所為,更能看出他絕非諂媚卑屈之輩,而是『從道不從君』,堅守節操、剛毅不屈之士。 (作者單位:中國孔子研究院 (原載【文史知識】201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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