寶雞戴家灣、石鼓山與安陽出土青銅器 及陶范學術研討會召開 ...

寶雞戴家灣、石鼓山與安陽出土青銅器 及陶范學術研討會召開 

『寶雞戴家灣、石鼓山與安陽出土青銅器及陶范學術研討會』分三個階段，次第於北京、西安和寶雞召開。本次會議由美國芝加哥大學、陝西省考古研究院、寶雞青銅器博物院、中國台灣地區『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合辦。來自芝加哥大學、哥倫比亞大學、『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北京大學、武漢大學、陝西師範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中科院自然科學史所、上海博物館、陝西省考古研究院、寶雞市考古工作隊、寶雞青銅器博物館等學術機構的30 余位學者參加了本次會議。

寶雞戴家灣-石鼓山銅器群的基本情況、器主與族屬

『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陳昭容教授介紹了【寶雞戴家灣與石鼓山出土商周青銅器】的編纂著錄過程。該圖錄由陳昭容、張懋鎔、李峯牽頭編纂，圖錄收錄明確可證出土於戴家灣和石鼓山的青銅器190件，所收器物共涉及全球22 家收藏單位。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王世民研究員介紹了陳夢家遺稿中關於【右輔瓌寶留珍】的筆記情況。這份筆記對於確定戴家灣青銅器的歸屬、尺寸具有極為重要的學術價值。

寶雞市考古工作隊劉軍社研究員介紹了寶雞戴家灣銅器群的基本情況。他認為，戴家灣1901年墓最顯著的器物是以鼎族、雨族為主體的家族墓地。他認為戴家灣·鬥雞台墓地是姜戎族群的墓地。寶雞市考古工作隊辛怡華研究員認為1927 年發現的戴家灣M16 墓主應該是跟隨周公東征的將領，墓主與周公家族有婚姻關係。墓主所出的魯侯熙鬲是晚輩魯侯熙為墓主送來的賵賻助葬器物，墓主當與周公家族聯姻。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丁岩副研究員對石鼓山M4 的級別進行了分析。認為從規模上看石鼓山M4 墓主當低於同時期帶墓道大墓的墓主，而就長方形豎穴土壙墓的墓主比較來看，似乎略低於曾侯夫人。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雷興山教授闡述了自己對石鼓山墓地的認識。他認為在商周之際的非商文化區內，凡是一個墓葬中有多個族徽的，其墓葬年代必然進入西周。他指出石鼓山墓地族屬之爭，實際上就是先周文化探索之爭， 具體而言就是高領袋足鬲的族屬之爭。他認為石鼓山墓地的墓主是姬姓周人。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董珊副教授則對寶雞石鼓山與洛陽馬坡出土的臣辰銅器進行了專項分析。他認為石鼓山M3 六號龕銅盆與三號龕銅爵上原先被釋為『曲』的銘文，應該釋為『辰』。

寶雞戴家灣-石鼓山銅器群的工藝特點、年代與產地

石鼓山墓葬出土銅器的年代判斷，是戴家灣-石鼓山墓葬研究的核心問題，學者之間的看法分歧較大。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張天恩研究員認為石鼓山墓葬出土銅器銘文有三類——范刻、范塑和模刻。從銘文鑄作工藝看，石鼓山墓葬的銅器應該還是來自於殷墟為代表的晚商青銅鑄造工業。上海博物館廉海萍研究員認為從鑄造技術看，石鼓山墓葬出土的青銅器，大部分都採用了安陽的技術傳統，僅有兩件器物和安陽的技術傳統不太一樣。她還介紹了石鼓山戶卣蓋泥芯的檢測分析結果，即戶卣泥芯分析結果最接近安陽組，而與李家、侯馬組差別較大。陝西師範大學張懋鎔教授從銅尊、卣的形 體、紋飾、局部變化入手，認為石鼓山出土的卣、尊仍應該是西周早期的工匠模仿殷墟鑄銅作坊的產品製作的。

上海博物館周亞研究員專門分析了大都會博物館藏、天津博物館藏和石鼓山M3 出土的三件大型青銅禁，從規格大小、器壁鏤孔情況、紋飾裝飾、內壁加強筋設置、禁面放置器物的痕跡等多個角度對三件銅禁進行了對比。

武漢大學張昌平教授認為，銅器的相對年代不可絕對化定位，朝代更替不等於物質文化的變更，但是朝代更替可能引發某些物質文化因素的興廢。他系統對比了目前已知的鳳鳥出戟卣，認為石鼓山禁、戶卣屬於西周時期的產品。他從藝術史的研究方式分析了戴家灣-石鼓山銅器群的紋樣特點和風格。

『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黃銘崇研究員對戴家灣-石鼓山銅器群的器主進行了討論。他重申了西周初年『分器』理論的可能性，認為『分器』可能是有一套規則的。商周鼎革，有大批晚商青銅器、玉器會落入西土集團之人的手中，最後埋入周系貴族的墓葬中。從紋飾裝飾風格、器形的成套觀念、器類組合都顯示出，戴家灣-石鼓山銅器群應該是安陽鑄銅作坊的產品。

晚商銅器的生產

由於殷墟孝民屯遺址H31 所發現的鳳鳥紋卣范、直棱紋范等關鍵證據，所以很多學者認為戴家灣-石鼓山青銅器群有可能在殷墟就已經被鑄造，或者在進入西周紀年後，孝民屯鑄銅作坊仍在持續生產。

芝加哥大學李永迪教授對這一議題進行了集中討論。孝民屯東南地所獲陶范和戴家灣-石鼓山銅器群有關的單位年代集中在殷墟四期。從陶范看，孝民屯東南地作坊可能能生產大小兩種棱戟卣、高扉棱直棱紋加龍紋鼎和直棱紋龍紋簠，但數量不多。作坊內發現的方座器物範數量較多，但根據出土的范復原的器物都比石鼓山出土的銅禁小。從現有材料看，更合理的詮釋是，孝民屯東南地作坊的年代下限可能已經進入了西周。

『中研院史語所』內田純子研究員則對孝民屯鑄銅遺址單位與陶范紋飾進行了專項分析。通過對孝民屯2000-2001年度和2003-2004年度兩次發掘的區域部分單位的專項統計，認為孝民屯作坊中，可能存在着根據產品種類差異的分工和作坊的早晚搬遷過程。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岳占偉副研究員認為殷墟晚期青銅器沒有衰落，而是發生了重大變革，出現了向明器和實用器兩個發展方向前進。但是後者的裝飾風格卻有兩種，一種是沿傳統樣式繼續發展，在鑄造技術上沒有太多進步，有衰落的趨勢。另一種風格則是耳目一新，較以前的器物更加厚重，紋飾更加繁縟，造型奇特。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岳連建研究員認為，按照一般邏輯，文化的變化是漸進式的，而不是突變的，所以商周之際的銅器分期與斷代的研究難度會比較大。但將考古類型學、地層學及古文字學、裝飾花紋的細部觀察相結合，可通過確定標準器的方式，對商末周初的銅器進行斷代。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種建榮研究員介紹了陝西清澗辛莊村遺址新發現的晚商時期陶范。這批陶范年代相當於晚商時期，文化面貌屬於李家崖文化。據此可知，陝北地區銅器來源可能大部分來自域外間接或直接輸入，但部分屬於本地造。

中科院自然科學史所蘇榮譽研究員對晚商西周時期的扉棱先鑄青銅器進行了專門分析。他認為戴家灣-石鼓山銅器群中的四耳簋扉棱分鑄，技術起源很早，是有着強烈地域工藝傳統的技術，可能和南方銅器生產體系或風格有密切的關係。

商周之際的文化變革

戴家灣-石鼓山銅器及石鼓山墓葬，不僅僅體現了銅器生產和技術上的商周差異，更是商周之際文化變革的縮影。本次會議中，部分學者以石鼓山墓葬的新發現為線索，探討了商周文化的變革與異同。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牛世山副研究員從文獻、物質文化、殷墟及周邊的晚商文化與西周文化的傳承與革新三個角度梳理了先周歷史和周人滅商的過程。

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唐際根研究員介紹了殷墟道路、水道的新發現，和殷墟四期的墓葬隨葬品的變化。他認為，商末周初的殷墟在聚邑佈局與墓地兩方面都有很大的變化，殷墟在西周初年並未全面廢棄。從邏輯上講，石鼓山的銅器很可能都是安陽所造。

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岳洪彬研究員認為，近些年在大司空、郭家莊和西區的新發掘卻顯示，殷墟時期實際上居葬是在一起的。因此，殷墟實際上是不同的聚邑在同時擴張發展，發展模式如同不斷擴張的氣泡。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雷興山認為，殷墟聚族而居聚族而葬，但居葬雜處，居葬合一。因此應該注意遺蹟功能的相關組合，因為不同遺蹟經常性的組合在一起，可能就有時代特徵或者文化指標性意義。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劉緒教授系統梳理了商周之際的族墓地。他認為，晚商與西周時期的族墓地，大致可以框定晚商、西周時期文化分佈區域的邊界。同時，商周時期部分墓地跨商周兩代，從中可以看到周初大規模移民情況和商周兩代葬俗的差異。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常懷穎助理研究員系統梳理了商末周初樂器、車馬器作為隨葬品的商周墓葬器用制度差別。

西周銅器與社會專題研究

芝加哥大學夏含夷教授討論了師望鼎的鑄造問題以及銘文對於西周社會的意義。

哥倫比亞大學李峯教授以【西周青銅器製作中的另類傳統】為題，以雕生諸器的年代與製作討論西周青銅器的生產系統問題。他認為，雕生諸器對西周青銅器生產 系統的啟示是，以家族為核心的鑄造傳統應該是存在的，諸侯各國都能自己鑄造銅器。因此即便在周王畿地區，青銅器的鑄造也不是很統一的。

寶雞青銅器博物院任雪莉博士從石鼓山新出四耳青銅簋出發，對西周時期的四耳青銅簋進行了較為系統的梳理。她認為四耳簋主要流行在成康之際，穆王以後很少見，昭穆銳減。在地區分佈比較平衡。從裝飾風格看，只有連續的且不具方向性的紋飾，最適合四耳簋。本次大會除主題發言外，會議預留了較為充分的圓桌討論與提問互動時間。與會代表與旁聽參會學者就關於孝民屯鑄銅作坊的年代及晚商時期銅器鑄造的相關問題；關於如何從考古學物質文化材料判斷商周分界；如何判斷墓葬的等級與墓主身份；技術革新與造型、裝飾變化的互動關係；銘文對於商周社會的意義等學術問題進行了較為深入的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