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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皇帝的叔伯兄弟子侄，这些离极权仅仅一步之遥的人，既是皇权的受益人，同时也是帝位的觊觎者，对极权的欲望永远是这些天堂地狱间的过客们挥之不去的灵魂毒瘾。
严格地说，只有被封王爵的人才能称为王爷。而实际上，因为皇帝的儿子和兄弟们基本都能封王，他们的子孙也可以承继王位，“王爷”实际上就成了宗室男子的代名词。皇位在传承过程中，有的父子相传，有时兄终弟及，有时立长，有时立嫡，有时立贤，有时立功，这些都是制度，因人而异，莫衷一是。因此，凡宗室之中的男子都有可能成为皇位继承人。禁锢、优崇……皇帝对宗室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既想用他们巩固皇权，又不致让他们威胁帝位。于是，历代皇帝与宗室斗争此消彼长，宗室的命运也由此在天堂与地狱之间循环往复。
一、兵强马壮就成为皇权最有力的挑战者
汉初，汉高祖刘邦与部将“白马誓盟”：非刘不得为王，无功不得封侯。于是，把沛县丰邑中阳里的所谓“彭城刘氏”定为皇族（其实已经是扩大化的），刘姓诸侯分封于全国各地。从国家的根本制度上确立了刘氏宗室至高无上的贵族地位。原本想让宗室封国和地方郡犬牙交错，相互牵制，共同拱卫皇权，谁知王爷们虽然富可敌国，贵极人臣，却不甘心永远做王。王爷们处心积虑，煮海为盐，冶山为铜，铸造货币，招兵买马。景帝前元三年（前154年），汉景帝被迫采取了晁错的削藩建议，却立即引发吴楚等“七国之乱”，这些已经尾大不掉的王爷们，竟然打着“诛晁错，清君侧”旗号起兵造反，矛头直指皇帝。汉武帝原则上继承了其父景帝的削藩政策，只是策略上更讲究稳妥，在他颁布“推恩令”后，诸侯在乐于把自己王国的土地分封给自己子弟的同时，这个王国也从此开始自我瓦解。不久，天下诸侯“大国不过十余城，小侯不过十余里”，宗室诸王不再对中央构成威胁。
从汉“七国之乱”到晋“八王之乱”，直到封建社会在中国的最后灭亡，宗室王爷们始终没有放弃对皇权的觊觎，祖宗们原本想让他们帮助加强皇权的梦想，却阴差阳错地变为夺取皇权的噩梦。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位王爷算是历史的幸运儿——他就是明代的燕王、也就是后来的明成祖朱棣。
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明太祖朱元璋驾崩，因太子朱标早逝，故由太孙朱允文继位（谥号惠帝，年号建文）。文弱年少的建文帝刚登基就看到自己的叔叔们，个个手握重兵如狼似虎。于是他被迫削藩，先抓周王，贬为庶人，远迁云南蒙化。次年（建文元年，1399年）再废岷王，逼迫湘王自焚，废齐王，复囚代王……诸王震惊中，只有燕王伺机而动。燕王是太祖的第四子，洪武三年十岁时受封燕王。建文元年（1399年）七月，燕王朱棣起兵发动“靖难之役”，打的旗号竟是当年太祖皇帝要诸王在必要时“清君侧”的祖训。十月，朱棣北上攻取大宁（内蒙古大宁），生擒宁王朱权。十一月，朱棣还军北平（北京），大破明军。建文三年（1401年），燕军再次南下，三月于山东大捷。同年十一月，朱棣回师北平，调整战略为“不攻坚城，直指南京”，十二月率军再度南征。建文四年（1402年）二月，燕军淝水大捷，四月攻取灵璧。五月，强渡黄河，兵临长江。六月，燕军渡江，谷王等人开城归降燕王。城破之夜，建文帝焚宫，不知所终。燕王朱棣就成了明成祖。
明成祖朱棣自己以藩王之身夺取了侄子的皇位，却又总怕后世子孙以此为例向自己的嫡传皇帝挑衅。于是，他设计出了一种既保证诸王无力问鼎皇权却也不亏待他们的办法，真有这样两全其美的妙计吗？
二、安分守己则沦为皇权政治的终身囚徒
许多罪不至死的王爷们被终身“圈禁”。这是一种不亚于死刑的残酷刑罚。西汉昌邑王刘贺即为一例。元平元年（公元前74年）汉昭帝刘弗陵病逝，昌邑王刘贺被立为皇帝。可是他仅在位27天即被废黜，此后被放逐到昌邑故国。十年之后，元康二年（公元前64年）太守张敞在给皇帝的报告中，详细汇报了他的一举一动：“故昌邑王为人，青黑色，小目，鼻末锐卑，少须眉，身体长大，疾痿，行步不便。察故王衣服、言语、跪起，清狂不惠。臣敞前言：‘哀王歌舞者张修等十人无子，留守哀王园，请罢归。’故王闻之曰：‘中人守园，疾者当勿治，相杀伤者当勿法，欲令亟死。太守奈何而欲罢之？’其天资喜由乱亡，终不见仁义如此。”当时的汉宣帝看到这个报告才放心，无须再防范这位昔日的王爷了。
“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这首著名的《七步诗》，正是魏文帝的弟弟、王爷曹植所作。这首诗形象地反映了当时皇帝对宗室的迫害。史册记载：“黄初以来，诸侯王法禁严切。吏察之急，至于亲姻皆不敢相通问。”曹植三番五次，连篇累牍，言辞肯切劝谏侄儿魏明帝对宗室开禁，而明帝仅以“今令诸国兄弟情礼简怠，妃妾之家膏沐疏略，本无禁锢诸国通问之诏也。矫枉过正，下吏惧谴，以至于此耳。已敕有司，如王所诉”等虚辞遮掩。据魏太和五年（公元231年）八月，魏明帝在一份诏书中说：“朕惟不见诸王十有二载。”可见当时皇帝对宗室王爷们禁锢到什么地步。魏文帝对诸王采取了过分高压的压制政策，虽然使宗室再无机会和能力问鼎皇权，却导致了后代皇帝孤立于权臣的股掌之间。西晋吸取了魏的这一教训，矫枉过正地采取以强诸王进而强皇权这一水涨船高的政策，却适得其反地引发“八王之乱”，导致了自相残杀、外族入侵、国破家亡的结局。因汉魏对王室的过度禁锢，加上晋初对之的过度放纵，以致宗室腐化堕落到极致。可见，这共同导致王室（皇帝和宗室）腐败无能，王朝因此渐次衰微。
三、相安无事就变成国家的沉重负担
明代第三位皇帝——成祖朱棣是以燕王身份夺取了侄儿建文皇帝之位，因此他当皇帝之后对藩王实行养尊处优的政策，但其核心却是以“不临民、不统兵”为原则的。这也成为大明帝国日后的祖制。这样一来，虽然藩王在政治和军事上不再对中央皇权构成威胁，但优养宗室形成的沉重负担，最终还是把大明帝国拖入灭亡的深渊。
明太祖的制度，皇子封为亲王，其护卫少者三千人，多至万人。然在北边九镇的亲王，其护卫均超过此数。亲王的长子立为世子，其它诸子则封为郡王，以后各世子孙均有封爵，六世孙以下为奉国中尉。到成祖之后，庞大的皇族宗室既不能从事士农工商之类的职业，也不能出来当官统兵，只是坐享俸禄。明初宗室人数尚少，但到了明末时，宗室人数达到三十多万人，造成了国家财政极为沉重的负担。
皇子之中，一般由嫡长子继承皇位，其余诸皇子皆封亲王，亲王之中也是嫡长子继承亲王爵，其余封郡王，郡王之中也是如此，以此类推再到将军、中尉……宗室之女也是如此，皇帝女儿为公主，亲王之女为郡主，以此类推到县主、郡君、县君亲王每年禄米1万石，郡王2000石，等级最低的奉国中尉也有200石之多。即使被贬为庶人，供给依然不减。除禄米之外，生活用品供给等都一应俱全。婚丧嫁娶都有赏赐，万历的儿子福王婚礼的赏赐几乎耗尽河南、山东等多省的财税，外加2万顷良田等。
至明万历时，有报告说，每年供给宗室之禄米多达853万石，而帝国全年的田粮赋税总额仅为2284万石。洪武皇帝有个孙子叫朱济炫，封庆成郡王，他生了一百个儿子，除嫡长子袭郡王爵外，其他均封镇国将军，他们一家兄弟每年的禄米就要10万多石。明末无论是与农民军打仗还是与关外清兵作战，节节败退的重要原因是粮饷不济。试想，如果少供给宗室一点禄米，也许大明帝国将会是另一种结局。
无论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王爷们总是在皇帝的股掌间，全力与皇帝博弈，在极权与亲情的缝隙里生存。即使皇帝绞尽脑汁想出颁发“丹书铁券”，册封“铁帽子王”等办法来调和宗室和皇帝的关系，但终归是无济于事，甚至于事与愿违。作为皇帝的叔伯兄弟子侄，这些离极权仅仅一步之遥的人，既是皇权的受益人，同时也是帝位的觊觎者，对极权的欲望永远是他们挥之不去的灵魂毒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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