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作者言【唐人軼事匯編】【宋人軼事匯編】的編制

著作者言：【唐人軼事匯編】【宋人軼事匯編】的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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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人軼事匯編】，周勛初主編，葛渭君、周子來、王華寶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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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軼事匯編】，周勛初主編，嚴傑、武秀成、姚松等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初版（圖為2015年版）

一

有關歷史人物的奇聞軼事，自【世說新語】等書問世後，一直受到知識階層的重視和喜愛。只是這類隨筆式的著述，內容龐雜，水平良莠不齊，古人一般評價不高，將其歸入小說一類。『小說』也者，道聽途說、街談巷議之謂，勢難據為典要，與正史並列。

傅斯年與陳寅恪於二三十年代分別提出了『正史』『小說』應等量齊觀的觀點。二人都認為私家纂述易流於誣妄，官修之書其病又在多所諱飾，因此他們強調今人治史應『詳辨而慎取之，則庶幾得其真相』。這種觀點的出現，實為史學思想上的一大進步。

清代已有一些學者強調擴展史料範圍的重要性，如王鳴盛在【十七史商榷序】中提到，他曾努力搜羅偏霸雜史、稗官野乘、山經地誌、譜牒簿錄、小說筆記等，盡取以供佐證。這是因為清代樸學重考據，首求材料的齊備和態度的客觀，於是軼事類的著作才能提升到重要的地位。清末民初繆荃孫等人注重刻印唐宋筆記小說，繼承並發展了樸學的傳統。

傅斯年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為據點，倡導『歷史學就是史料學』，則自有其西學背景。傅、陳二人於20年代同在德國學習，曾受蘭克（Ranke）學派的影響，該學派以『客觀主義』和『科學方法』為號召，以為歷史學家的治學要像自然科學家的治學一樣，應該最大限度地掌握資料，然後進行精密的考查。這種史學理論，體系更為完整，自比清人之說更為深入。

陳寅恪還提出了『通性之真實』的理論，為史料的活用打開了大門。他舉康軿【劇談錄】中所記載的元稹求見李賀遭到拒絕一事為例，說明唐代重進士輕明經的社會風氣。從這一記載的真實性而言，可以說是荒謬，元稹明經擢第時，李賀才四歲，又怎能發生這一事件？但若把這看作其時特有的社會風氣的反映，則可覘知唐代文人的普遍心態，就得承認這一記載確不失為珍貴之社會史料。

陳氏的這一理論，以及他所提供的例證，可以給人以很大的啟發。唐代文人盡多這類有趣的故事。例如【方輿勝覽】卷五三中有一則軼聞說：『磨針溪，在（眉州）象耳山下。世傳李太白讀書山中，未成，棄去。過是溪，逢老媼方磨鐵杵，問之，曰：「欲作針。」太白感其意，還卒業，嫗自言武姓。今溪傍有武氏岩。』【錦繡萬花谷】續集卷十一亦載此事，可征其傳播頗廣。『只要功夫深，鐵杵磨成針』的成語，顯然出於此一軼聞，但世人大都不知道此說原與詩仙李白有關。

這類事情是否屬實，很難斷言，看來只像是一則寓言。人們可能還會產生疑問：李白天才卓犖，應當咳唾成珠玉，不似苦吟派中人物，學詩之時用不到下鐵杵磨針般的苦功夫。

但【酉陽雜俎】前集卷十有云：『白前後三擬詞選，不如意，悉焚之，唯留【恨】、【別】賦。』傳世的李白集中僅見【擬恨賦】一篇，【擬別賦】則已佚去。但從『三擬詞選』的記載中也可看到李白所下功夫之深。

李白喜作古詩，不喜近體，這自然與他不受繩束的個性有關。只是從他早年的創作來看，如【訪戴天山道士不遇】【尋雍尊師隱居】等五律，工致的當，足征他在詩歌格律上確是下過很大的苦功。【本事詩·高逸】中還記載，唐玄宗嘗因宮人行樂，遂命召李白前來吟詠，『上知其薄聲律，謂非所長，命為【宮中行樂】五言律詩十首。……白取筆抒思，略不停綴，十篇立就，更無加點。筆跡遒利，鳳跱龍孥。律度對屬，無不精絕。』從現存的八首五律來看，可證孟啟的記載不誤。這一軼聞，再一次證明了李白早年曾在近體的格律上下過苦功，才能在需要時一氣呵成，揮灑自如。這樣看，『鐵杵磨成針』之說雖似無稽之談，但不是恰好反映了李白創作上『看似容易卻艱辛』的一面，因而彌足令人嘆服麼？

    二

上述有關歷史人物軼事的著作，近人大都稱為筆記小說。人們如把一代著述集中起來，與正史並讀，不就可以掌握該一歷史階段人物的總體面貌了麼？

【唐詩紀事】【詞林紀事】等書，所記錄者，只是文人的史實與軼聞。有人將記載各類人物的相關著述集中起來，於是有【宋稗類鈔】【清稗類鈔】一類著作行世，只是這類著作一般編得都不理想。原書經改寫後，隨即抹去作者與書名，而且編者任意刪節，甚或歪曲原意。他們本將這類作品視為茶餘酒後的消閒之具，因而大都草率從事。若從學術的角度來看，自不足據為典要。

民國年間，丁傳靖輯成【宋人軼事匯編】二十卷，可以說是這類典籍中的上乘之作，研究宋代文史的人一直把它視作案頭必備之書。但吳梅在金陵大學授課時曾介紹說，丁氏編此書時已在晚年，精力有所不及，他仿白居易輯【六帖】的做法，置備了許多罈子，將抄錄剪裁下的材料分別投入，只是老眼昏花，時常發生錯亂，抄錄時書名亦常有誤，這就影響到了成書的質量。吳、丁二人乃老友，故所說可信。我在寫作有關宋代文學理論的一篇文章時曾吃過苦頭。查【宋人軼事匯編】卷十二引【清波雜誌】曰：『崇寧、大觀間，海外詩盛行，朝廷雖嘗禁止，賞錢增至八十萬，禁愈嚴而其傳愈多，往往以多相夸。士大夫不能誦坡詩，便自覺氣索，而人或謂之不韻。』這是有關蘇詩風靡朝野的生動記錄。當我將要發表此文而核對材料時，發現原書中無此文字，向人請教，也無結果。大家都很熟悉這一條文字，但大多不記得它的出處。因此文章延擱了很久不能發出。後來我翻馮應騮【蘇文忠公全集箋注】，在後面的附錄中方才找到上述文字的原出處——【風月堂詩話】。【宋人軼事匯編】中這類問題很多，還有前面提到的問題，刪節或改寫時不作任何交待，這些都使當代的研究工作者難以接受。

我從八十年代起應友人之約，整理了【唐語林】一書，朋友們就慫恿我繼續開拓，進行唐人筆記小說的研究和整理。他們認為我為【唐語林校證】一書設計的體例較好，這時我就想到，應該吸取【宋人軼事匯編】的經驗教訓，編一本高質量的【唐人軼事匯編】。

我向全國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申請立項，得到批准，獲得經費上的支援。我古典文獻研究所內的三位成員——嚴傑、武秀成、姚松負責全書編纂的具體工作。他們花了三四年的時間，先作長編，後作考核，始行定稿。交稿後，上海古籍出版社的責任編輯丁如明同志又認真審稿，抓緊時間很快出版了。

如上所言，此書總結了前人的經驗教訓，在內容上有了進一步的考量，在體例上有了很多新的建樹。全書共一百七十餘萬言，分為四十卷，引用唐宋文人所撰的雜史、傳記、故事、小說近三百種，所收人物近二千七百多人，內容可謂宏富。又加體例上有很多長處，讀者使用時，咸稱便利。

【唐人軼事匯編】中每一位人物的事跡，採取編年與分類相結合的方法排列，這樣可以看出人物自幼成長的過程，也可看到他在其他方面的種種表現。材料的擇取，集中於文史類內，排除那些荒誕無稽的記載，但對某一方面的特殊材料，如有關一行、張果等人的某些事跡，涉及宗教與民間信仰，或與自然科學方面的問題有關，故亦謹慎摘取。好些辭條共記一事，則按照著作的先後或記載的完整程度排列，讀者不但可以掌握首出的與完整的材料，還可以了解到這些事件傳播的廣泛程度。有的辭條涉及多人，則用互見法加以解決。但這在工作上卻增加了不少麻煩。總的說來，我們在內容和材料的審辨上下了很多功夫，多方發掘，繼之以考證，每一個環節都可看出編纂者的努力。

此書問世後，頗獲各界好評。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長李國章同志在紀念該社的創辦而撰寫的【四十載辛勤耕耘結碩果】一文中稱【唐人軼事匯編】是『專題性古籍整理的集成性作品』；尚古軒在香港【大公報】上撰文，則稱軼事愛好者讀是書時『似深入寶山，定可滿載而歸去』。

    三

由於此書取得了成功，學術界很多朋友勸我繼續從事這一方面的活動。程千帆先生多次提及丁傳靖的【宋人軼事匯編】亟應改編，這時他更督促我抓緊時間完成這一工作。為此我又約請葛渭君、周子來、王華寶三位同志承擔這一著作的具體編纂任務。

經過討論，我們一致認為：不能在丁氏原書的基礎上修修補補，應該參照【唐人軼事匯編】的體例，擴大著作的規模，預計全書完成後，將達二百三十萬字左右。這一部書，我們仍將命名為【宋人軼事匯編】，俾與【唐人軼事匯編】連接，成為前後相續的姊妹篇。

我在多年摸索之後，加深了對這類古籍整理工作的理解，尤感深切的是，從事大型匯編的編纂，體例問題首應考慮，那種號稱思想內容可統括一切的觀點，實屬不動腦筋的懶漢作風。

古人的成功經驗可供我們借鑑。從事大型編纂工作，必須先製成長編，集納材料，詳辨而慎取之，最後組織成文。編者斟酌擇取的過程，應在書中有所反應，以便讀者考量與覆核。我們編纂這類書籍，應以結構科學、材料可信與方便實用為最高原則。儘管有些人對這類著述不感興趣，認為顯示不出學術水平，實則學者水平的高下在編纂思想與著作體例中不難看出。我相信，誇誇其談的人決然編不出什麼高水平的著作來。

經過長達十六年的努力，【宋人軼事匯編】終告完成。我在該書【前言】中寫道：『【唐人軼事匯編】和【宋人軼事匯編】二書的編纂，前後達二三十年之久，我自上世紀八十年代籌劃這一系列的編纂，今以耄耋之年看到二書之成，有益於傳統文化的傳承與發揚，不勝欣慰之至。』

二書得到學界歡迎，前書於1999年獲新聞出版總署頒發的第二屆古籍整理圖書一等獎，後者出版時王水照、侯體健先生評曰：『新編【宋人軼事匯編】，傳續【唐人軼事匯編】的編撰精神，不但注重材料的豐富，也兼顧可靠性，在廣搜博採的基礎上精挑細選，由博返約，展現了一幅姿態萬千，骨肉飽滿的宋代人物書卷，如果要欣賞宋人風度，體味宋人情懷，感受宋人的雅致生活與書卷氣息，此書恐怕比【宋史】更為合適。』為此上海古籍出版社再次精心打造，各出一套精裝本與平裝本，並迅速推向社會。該社編輯遂來邀約，讓我把編纂過程中的一些構思與做法作些介紹，茲乃應命縷陳如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