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改变命运的时代 宋朝科举公榜日成白富美哄抢学子日

作者：张鹏

科举殿试图

(科举殿试图）

今天是世界读书日，所以想说一点关于读书的故事，都说读书改变命运，在如今的时代，这更像是一句口号，是否真的能改变命运笔者并不能断言。但是曾经某个朝代，读书改变命运是不争的事实，到处都是励志神话，读书人的地位万众景仰，全民陷入读书狂潮，识字率和学校数量占当时世界第一。这个朝代，就是无数文人都想穿越回去的宋朝。

宋朝的学霸有多牛？是今人无法想象的，无论出身家境多么贫寒，一旦金榜题名，就会遭到全城名媛佳丽的哄抢，这个习俗风行数百年，就是著名的“榜下捉婿”，宋朝的小姐们真是太不矜持了，为了嫁学霸也是蛮拼的。

仇英《观榜图》

(仇英《观榜图》）

在宋朝，科举考试放榜的这一天，更像是一场全城的狂欢。天还没亮，汴梁城里已经骚动起来。最先起床的不是等待揭榜的士子们，而是公卿第宅、富商豪贾家的千金小姐。

侍女们忙进忙出，小姐们全神贯注梳洗打扮。秀发高挽，满头珠翠，“香墨弯弯画，胭脂淡淡匀”。父兄早已等候在外，家丁也备好了车辆。车上燃着香球，香烟如云。金明池大街一早就被这样的车辆挤满，香车美人，旖旎无边。

万众期待、即将上演的，不是皇帝选秀，而是“榜下捉婿”。发榜当天，全国各地有钱有势的人家出动“择婿车”，公卿有女待嫁者天不亮就在路上等候，争抢新科进士作女婿。一日之间“中东床者十八九”。

大家熟知的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中进士后成了被老师胥偃抢作乘龙快婿。一个曾经“以荻画地学书”的穷苦孩子从此开始了截然不同的人生。

22岁的王安石走考取了进士第四名，这个父亲早亡，家境窘迫的贫寒书生也成功地实现了逆袭。“却忆金明池上路,红裙争看绿衣郎”就是王安石后来追忆当日的盛况。不过他虽然身穿绿衣招摇过市却没有被抢，史书记载王安石不修边幅，不洗澡，不梳头，满身虱子，估计喜欢这种重口味的小姐实在不多。

古语说人生最快意的时刻便是“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其实这两件事根本就是一件事好吗？为什么小姐这么爱读书人，因为在宋代，进士及第通往的是一条最顺畅的仕途之路。

要说宋朝为什么这么重视读书人，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公元965年，宋乾德三年，开国不久的宋太祖赵匡胤碰到一件很诡异的事情，他偶然发现宫中的一块镜子背面刻着“乾德四年铸”的字样，现在是乾德三年，竟然出现“乾德四年”的物品，难道时光穿越了吗？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就是这块诡异的镜子，引出宋太祖一声长叹，也促成他在心里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而这个决定，为宋朝最终能攀上中华文明的巅峰奠定了第一块基石。

赵匡胤雪夜访赵普

（赵匡胤雪夜访赵普）

这块镜子的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宋太祖显然不相信时光穿越之说，他决定亲自解开这个谜团。他把镜子拿给宰相赵普看，询问这几个字是怎么回事？赵普也答不出所以然来。后来赵匡胤找到了儒生窦仪。窦仪给出了正确答案，他说：“这块镜子应该是从蜀地来的。前蜀最后一个君主王衍，用过‘乾德’这个年号，镜子应该是那个时候铸的。”当时，后蜀被宋所灭，一些后蜀宫人携带物品进入大宋宫廷，于是出现了这块“穿越”的镜子。

当初，宋太祖让宰相定一个以前没有用过的年号，最终确定了用“乾德”。可是没想到，这个年号不但早就被人用过，而且还是个亡国之君用过的年号，这让宋太祖情何以堪？没文化真是让大宋丢尽颜面。赵匡胤叹息着说：“宰相须用读书人！”

这件事让宋太祖更加坚定了“文治”的信念，结束武夫当政的乱世，开辟一个长治久安的王朝，他把帝国的明天托付给了文臣士人，读书人被空前重用。由此开始，整个宋代，弥漫着一种崇尚文化的“气场”。

唐人看重“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而到了宋人那里，变成“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宋人择偶的标准不再是世族名门，而是中举的士人，读书人的社会地位和人生境遇在宋朝出现了大逆转。读书，成为一种社会风尚。

“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

朗朗的书声从一座座私塾传出，这是宋真宗所作的《劝学诗》，平易如白话，成为儿童的启蒙读物，读书风气从皇帝到村童席卷全国。

宋太祖坚持每天读三卷《太平御览》，他说：“开卷有益，我认为实在不算是一件辛苦的事。”宋太宗也做出表率，表示“他无所爱，但喜读书。”

在广大农村，乃至穷乡僻壤也有多种村学、乡学、私塾、义学、家馆、冬学等，“每一里巷一二所，弦诵之声，往往相闻”。这种读书风气使宋朝社会阅读率普遍高于前代，整个社会对书籍的需求大大增加了。

宋代的书院

（宋代的书院）

进入高等学校读书，在宋朝之前还是高官贵族的特权。唐代太学的入学资格是五品以上官员的子弟，到了宋代，庶民中优异的人都可以入学，可见，曾经的贵族学校已经变成普通学校了，这是宋代学校制度的一个重大变化。

为了培养文人，选拔人才为朝廷所用，宋朝前后三次大力办学，建学数量远远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朝代。据不完全统计，在中央官学外，宋朝有州学234所，占州数的72%；有县学516所，占县数的44%。在广大农村，乃至穷乡僻壤也有多种村学、乡学、私塾、义学、家馆、冬学等，“每一里巷一二所，弦诵之声，往往相闻”。不少学校为贫穷的学生提供食宿，由国家供养。

唐朝全盛时期学生总数只有六万三千零七十人, 人口约为八千万, 其平均入学率约为一千二百五十六比一；1104年，宋朝全国学生总数多达21万余人，按照人口约为1亿来统计，平均入学率约为五百比一，其教育普及程度远超前代，当时在世界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宋史》称：“学校之设遍天下，而海内文质彬彬矣。”

仇英《村童闹学图》

（仇英《村童闹学图》）

教育之门已经对平民百姓敞开，不但工农商各个阶层都可以读书受教育，甚至偏远地方的牧童村妇也能口出古人之言，整个社会的文化程度普遍提高。

为了选拔更多的人才进入文官体系，科举大门第一次面向整个知识分子阶层敞开, 出身高低已不再成为录取与否的依据。整个社会读书和参考的热情被空前调动起来，经常一次科举报名参加的人就有四十万之众，每次录取人数也从宋初的几十人增加到几百上千人。

北宋仁宗一朝的十三榜状元, 就有12 人出身于平民人家。“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为现实。宋朝是一个真正读书改变命运的时代。

更不可思议的是，文人在科举考试中骂皇上居然也能得到官职。唐宋八大家的另一位苏辙在对策考试中写文通篇指责宋仁宗，说他“宫中美女数以千计，终日饮酒歌舞纸醉金迷，皇帝坐朝不问国家大事，不关心百姓疾苦。”这消息的来源居然是“我从路上听说的”，标准的道听途说。

这张考卷引发轩然大波，考官认为苏辙诽谤皇上，建议严厉制裁，宋仁宗却很淡定，说：“我设立科举考试，就是欢迎敢言之士，苏辙指责我的过错，刚直不阿，出于爱君之心。”苏辙不但没有获罪，还被任命官职，得到特别的嘉奖。

苏轼后来感慨地说：“秦、汉以及五代，因为进谏而死的，有几百人。而宋朝建国以来，还没有人因言获罪，即使当时稍有责难，不久也会升职。”。

文化教育的普及，全民素质的提高，知识阶层的崛起，政治气氛的宽松，终于使宋朝呈现前所未有的面貌——庙堂之上，君臣争论不已；江湖之中，书生指点江山。

这种社会氛围成为文化繁荣的前提，终于造就出宋朝一代新型士人。如果说李白、杜甫这样的大诗人是大唐盛世的点缀，虽名声显赫却受尽苦难，宋朝文人已经成为社会中坚，并且完成了文化和权力的对接，中国首次出现了集官僚、文人、学者为一身的“复合型人才”，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等等。

他们以天下为己任，将责任感与使命感倾注于经世济时的建功立业中, 实现自我的生命价值。相形之下, 不但前面的汉、唐为之逊色, 后来的元、明、清也望尘莫及。

宋朝士大夫的理想人格最终凝聚成张载的四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现在听来都是振聋发聩。

读书日，以此文缅怀一下那个全民读书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