炼狱中国传统文化为何陷入百年困顿

湖南省社科联研究员、〖船山学刊〗前主编张以文先生，历时二十年撰写〖袁世凯时代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回顾〗一书，其中沉痛检讨最近一百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曲折遭遇，令人深思。6月6日适逢袁世凯去世一百年，凤凰国学以〖对话名家:袁世凯去世百年身后为何出现传统文化炼狱〗为题，独家专访了张以文先生。此文所引发的争论，各方声音至今未息。

毋庸讳言，一百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命运史，也是一部身处转型期的中国知识分子成长史。从现代国家的建构、政权与意识形态的争夺，到社会秩序的重整、道德精神的重构，这些宏大的问题无不相互牵连，甚至于血迹斑驳。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无一例外地卷入其中，伤痕累累。今天，当我们试图抱持同情理解之心，再次潜入这段历史，探思中国传统文化的真实遭遇，不仅需要刺破时间的积水膜，拆开意识形态的乱篱笆，还必须在宏大视野与微观镜像之间来回切换，以求获得独立理性的研判。

伴随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坎坷经历，百年来传统文化的命运，时至今日，仍只能算是大落小起。殊为难得的是，今日官方与民间罕见地同向并行，共推传统文化回暖，那么，它的未来走向能否如你我所期盼的那样，既润养每一位现代公民的日常，又助推中华文化重建自信呢？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经张以文先生授权，凤凰国学特刊载其书稿〖袁世凯时代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回顾〗之局部，以俟网友同道共同探讨。

以下选自该书稿第五章后袁世凯时代第三节：中国传统文化的炼狱。标题均为编者加注。

一石千浪：民国初孔子躺枪的背景

以打倒孔家店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始源于民国初期中国传统文化的大论争。

首届国会制宪期间，有感于道德风尚的日益败坏，社会秩序的严重腐化，以陈焕章为首的一百多名国会议员，联名递交了一份关于将孔教定为国教的提案，由此引发议会内外乃至全社会不同意见的激烈冲突。这场以批判和维护中国传统文化为内容的政治运动历时数年，震撼强烈，对中国社会产生了难以估量的深远影响。

炼狱中国传统文化为何陷入百年困顿

陈焕章（资料图）

由于帝制的迅速崩溃，使存在于中国社会数千年君权神授的天命观失去了现实的承载。在社会经济形态整体上尚未有质的突破的状态下，传统的社会现实与革命产生的共和理想被截然分离。这种急剧变化造成社会精神的巨大落差，使国人的存在意义失去了依托，从而导致了人生价值的迷茫。加上持续不断的战祸，更使社会陷入了混乱。

面对无秩的现状，改革派知识分子普遍认为，在当时状态下的中国，法律的约束与道德的教化需要双管齐下。特别是，国家政治权威薄弱、法律制度尚属草创，加上传统的因素，道德教化彰显的社会意义甚至远过于法律的作用。同时，知识阶层也开始意识到精神家园的构筑与社会信仰对于初创的民族国家的意义，主张用民族文化精神统一国民思想。国会内部的改革派在动荡结束之后，积极要求恢复国家秩序，重建道德规范，守卫文化传统，以维系民族的生存。

提案的产生，还有着更为深刻的原因。不容忽视的是，基督教、天主教等西方宗教派别在中国的澎湃发展，更使中国传统社会与知识精英感到震惊。

从明代中期到辛亥革命前夕，大约400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基督教徒虽然逐年增长，但还只拥有16万多徒众。而革命前后不到10年，基督徒飞跃发展到37万多人（有资料表明，天主教徒当时已达280万人之多）。革命中，大量的基督徒参与高层政治，如外交总长王宠惠、参议院议长王正廷以及张之江、冯玉祥等拥有军事实力的人物。在国民党的发祥地广东省政府中，65%以上的公职人员都是基督教徒（王忠欣：〖孙中山与基督教〗，孙中山与中华民族崛起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天津，2006年11月）。

这与孙中山的个人经历和国民党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孙中山13岁开始在檀香山英国基督教圣公会开办的意奥兰尼书院读习圣经，17岁正式接受洗礼，从此开始了他的基督教徒生涯。他在鼓动革命的演讲中，多次表示，自己的革命道理与理想是来自教会与传教士。他创办兴中会，规定入会的仪式上，宣誓人必须手压圣经，颂读誓词。民国建立，他也一再说过：兄弟数年前，提倡革命，奔走呼号，始终如一，而知革命之真理者，大半由教会所得来。至晚年他还总结说：予深信予之革命精神，得力于基督者实多。他甚至把辛亥革命成功的功劳归之得力于教会西教士传教者。今日中华民国成立，非兄弟之功，乃教会之功。为扩大基督教在中国的影响，以获得欧美方面的支持，奠定其在中国的地位，他还以临时大总统的资格，反复向社会表明自己的基督徒身份。他说：予始终是基督教信徒。不但予为基督教信徒，予之儿、予之媳、予之女、予之婿、予之家庭、予之岳父、岳母、予妻、予妻之姊、之弟、之妹、甚至连襟至戚，固无一而非基督信徒也。予有家庭礼拜，予常就有道之牧师闻道讲学，孰为予非基督徒乎？我是一个耶稣教徒，受上帝使命，来与罪恶之魔宣战，我死了，也要人知道我是一个基督徒。

孙中山在去世前一天，在病榻上对基督教友表白：我是基督教徒，上帝派我为我国人民去同罪恶奋斗，耶稣是革命家，我也一样。他来解救穷人、不幸的人和被奴役的人。我也如此努力。他反对犹太立法者维持的传统，宣传博爱精神。由于同样的枷锁也束缚中国，我也从事我的十字军运动。我信仰基督和他的教诲，并一直努力身体力行。（王忠欣：〖孙中山与基督教〗，孙中山与中华民族崛起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天津，2006年11月）

孙中山作为国家领袖如此推祟基督教，当然是耶稣征服中国的天赐良机，这令教皇十分欣慰，中国基督教协会的信徒们更是欢呼雀跃。1912年10月，上海〖基督徒月报〗发表评论：

吾谓中华民国之成立，基督教成立也。何也？不见夫基督教首先传至地为广东乎？故首先倡革命者，亦广东也。不见夫牺牲己身，以救众人之耶稣基督乎？故以身许国，首先发难者，亦基督徒也。然此特就民国成立之初言之也。若欲民国久而不敝，尤非基督教不为功。盖基督教所施之主义，即自由平等博爱是也。果能人人皆明白自由平等博爱之理，行自由平等博爱之事，则民国之巩固，自可操券而获矣！此吾所谓基督教与中华民国，有密切之关系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