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憶【辭源】兩位主編所謂學者形象 就是他那個樣子

追憶【辭源】兩位主編所謂學者形象 就是他那個樣子

我們今天使用的四卷本【辭源】是【辭源】的第二版。【辭源】第二版的工作從1958年開始，是由商務印書館承擔的。當時沒有所謂的國家項目之說，但實際上這是國家的大項目。這一版的工作與第一版相比，基本上是另起爐灶，它收錄的單字有一萬兩千多個，複詞大概是六萬多個，是相當龐大的一部書。【辭源】第二版以1840年為界，收錄的是1840年以前出現的字和詞。為什麼以1840為界呢？因為按我們過去的歷史分期，是以1840年為線劃分古代和近代，【辭源】收錄的是屬古代部分的字詞。

一開始，我父親（編者註：趙珩父親是趙守儼先生，為中華書局原副總編輯）參與了這項工作，過了大概一年多的時間，為了【二十四史】的點校整理工作，他被調到中華書局。此後這項工作實際主編是兩位，一位是吳澤炎先生，一位是劉葉秋先生，恰恰這兩位前輩我都非常熟悉，我從五十年代起就認識他們，他們和我生活的各方面都有密切的關係。參加【辭源】工作的有上千人，但由兩位先生主要負責，他們為後世留下了一部語文方面的重要工具書。

追憶【辭源】兩位主編所謂學者形象 就是他那個樣子

吳澤炎

我通過他知道毛姆

先說吳澤炎先生。吳先生生於1913年，江蘇常熟人，操着一口濃重的常熟話。常熟話是不太好懂的，但我多少能聽懂一些。很多人問我怎麼能聽懂這樣的方言，我說這個不奇怪，因為我從小就認識一位常熟人，那就是吳澤炎先生。吳先生畢業於上海大夏大學，在當時也是上海的名校。他是一個很淵博的人，不但在中國的語言文字、文學方面有很深的造詣，英文也非常好。他早年曾在當時非常有名的【東方雜誌】工作過，撰稿五十多篇。他的兄長，也是我國非常有名的一位學者社會學家吳澤霖先生。吳澤霖先生可以說是中國社會學的開山鼻祖，和潘光旦齊名。

吳澤炎先生無論從工作的關係，還是私人友情，和我家來往都非常多，尤其是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中華書局和商務印書館一起遷到翠微路二號，父親和吳先生就在一座大樓辦公。吳澤炎先生的家在騎河樓，我家搬到翠微路之後，他仍然住在騎河樓，因此他幾乎每天中午都在我家吃午飯。我也常常去騎河樓，他們那個院子是我小時候經常玩的地方，所以我跟吳澤炎先生的子女也非常熟。因為那個院子過去是清華大學的宿舍，也是清華招待所，當時住的還有其他幾家。

吳澤炎先生的個子很矮，將近一米六的樣子，他的嘴裡永遠叼着煙捲，說話時煙就粘在下嘴唇上，包括他翻書、查資料的時候，也是嘴上掛着煙。有時候煙灰也來不及撣，所以經常弄到身上、書上。因為常含着煙，所以他說話的聲音有點含混，再加上他濃重的常熟口音，一般人比較難聽懂他的話，但是我仍能聽懂。我今天閉上眼睛都能想到他的樣子，非常親切。

我認識他的時候他大概五十歲上下，比我父親大十三歲，我父親生於1926年，但他們關係非常好，和我母親關係也非常好，所以可以說我們是通家之好。

吳先生到我家裡來，總有談不完的話題，涉及比較多的是中國歷史和文學類，他對我影響尤其深的是外國文學。1960年到1965年，文革前的那段時間，我讀了很多翻譯的外國文學作品，因為我讀不懂原文，就看翻譯的。吳澤炎先生在看到我讀某位作家的書時，就會向我介紹這位作者以及相關的著作，巴爾扎克、雨果、莫泊桑、左拉、福樓拜，他都給我講過很多。其中一位我印象最深，也是我當時不了解的作家，就是英國作家毛姆。

關於毛姆，可能現在知道的人比較多了，但在那個時候，中國知道毛姆的人很少。1965年毛姆去世，【參考消息】在其中一個版的右下角登了兩三行字，說英國作家毛姆去世。我在吃中飯的時候看到了這條新聞，當時很好奇，由此吳澤炎先生就在飯桌上給我講了很多毛姆的事。他對毛姆非常了解，說毛姆的著作主要是在二戰以後，其人關注英國社會，可以說是一個批判現實主義的作家，而且是對於人的審視和事物的認知近乎苛刻的一個作家。要知道那時候中國翻譯毛姆作品還很少，中國人中也很少有人知道毛姆，而他能給我講很多關於毛姆的事。

我小時候有不解的問題都會去請教他。吳先生的知識俯拾皆是，所以向他請教，於我來說受益匪淺。我也常到他家去，跟他家孩子一塊兒玩（到他家去，目的不是找他），他幾個孩子也都很有出息。

做卡片做了幾萬張

吳澤炎先生是一個做事情非常嚴謹的人。我那時候到他家去，看到他家裡的書桌、書架、書柜上，摞的全是卡片盒子，他做了幾萬張卡片，大概總要有上百盒不止。今天看來，這是一個完全勞而無功的事情，因為電腦檢索很方便，沒有人再做卡片了，可是從前做學問的人，都是要做卡片的。現在卡片可以變成文物了，我家還有若干卡片盒子，我父親也做，但是沒有吳先生那麼多。劉葉秋先生有一次指着卡片盒子說：如果一個人下這樣大的工夫，還有什麼事幹不成呢？劉先生的意思是說用此工夫個人做研究，一定能有很大成就，言下不無惋惜。但劉先生的話似貶實褒。很多人不願做基礎工作，更不願為他人做嫁衣。吳先生卻踏踏實實，無怨無悔，絲毫不計較名利，現在這樣的人已經越來越少了。吳先生後來搬家到東大橋，他去世以後我到他家，看着那麼多蒙着灰塵的卡片盒子依然還在，但人去樓空，令人非常傷感。

吳澤炎先生是一個不理家務的人。他在騎河樓的家是一個平房式的單元房，就是進去一個走廊，四間房，加一個廚房，是一個大院子中的一棟小房。他平時除了上班就是在家裡讀書、做卡片，到吃飯的時候，總是夫人來叫才起身。夫人叫汪家禎，是非常賢惠的知識女性。

吳先生也很詼諧，有趣。冬天老是穿一件中式對襟罩衫，兩隻手永遠插在袖筒裡面，在書桌上寫東西時手才掏出來。他的身材不胖不瘦，就是個子矮。後來做到商務印書館的副總經理，也是全國第五屆、六屆和七屆的全國政協委員。他1995年去世，比我父親晚一年，大概活到82歲。

全副精力撲在【辭源】工作上

吳澤炎先生是我從小就非常敬重的一位學者。在我心裡，所謂學者形象，就是他那個樣子。

我還記得沒有搬到翠微路的時候，吳先生他們跟我父親一塊在高等教育出版社，中午有時候就去逛逛琉璃廠。吳先生這個人不拘小節，有一回走路揣着手蹭來蹭去，一不小心就把店家擺在桌上的一個紅木盒子給碰掉在地上，那當然人家不幹了，就說你把它買了吧。那個盒子是十五塊錢，沒辦法吳先生只好買了下來。但是他買了沒有用，於是就轉手送給了我父親，這個紅木盒子至今還在我這裡保存着。

吳澤炎先生和我父親有共同點，都是非常謹慎的人。在那個時代，大家處處謹小慎微，在家裡聊天，他們會天南地北，但在外面一句不敢亂說，讓我們孩子們看起來就是樹葉掉下來都怕砸掉腦袋的小老頭。好在吳先生和我父親文革前的歷次政治運動中都倖免於難。文革中他們兩個雖然受到了一定的衝擊，但是都不太大，都沒有被抄家，吳先生最大的罪狀也不過就是新中國成立前在【東方雜誌】上發表過的一些評論、政論性的東西。後來吳先生再也不寫政論性的東西了。

吳先生本人也翻譯過一些東西，但不是太多。他後來全副精力都撲在【辭源】的工作上，包括所有詞條的審定、撰寫，辭書的撰寫組織工作，他那時才四十五歲。他晚年身體不好，最後還有些痴呆，很可惜，他搬到朝外以後，我們去看望他的次數也不太多。

【辭源】第二版共四卷，文革前只出了一卷，一直到1975年，四卷本的【辭源】才全部大功告成。【辭源】對我來說的使用率還是很高的，每當我檢索【辭源】的時候，我都能想到他。

劉葉秋

一直受到極不公正的待遇

另一位【辭源】的主編是劉葉秋先生。劉葉秋先生1917年生人，比我父親大九歲，比吳澤炎先生小一點兒。劉葉秋先生字葉秋，名桐良。一般古人的字和名都是有關聯的，劉葉秋先生也是。他名桐良，桐是桐樹，從前說秋天將至，叫一葉知秋，所以葉秋和桐良是相吻合的。

劉桐良先生後來以字行於世，所以查百度時，查劉葉秋才能查出他來，檢索劉桐良是沒有的。

劉葉秋先生命運多舛。他畢業於中國大學歷史文學系，在舊中國雖然不算是很棒的大學，但是它的中國語言文學系、社會學系都是很不錯的。劉葉秋是俞平伯先生的弟子，所以俞平伯先生的那一套學問他都熟悉。他的社交圈子也很廣，和豐子愷先生等都有交往。他一直生活在北京，是北京土著，說標準的北京話。他之所以坎坷，就是有一個問題說不清楚：他跟他的父親解放前夕去了台灣，他的夫人汪元澂沒去，他們夫妻很恩愛，太太在大陸，所以他大概是1950年或者1951年就回來了。他為什麼去台灣我不是太清楚，但是從台灣跑回來，別人就懷疑他是不是國民黨派遣回來的特務，所以一直受到極不公正的待遇。

劉先生在五十年代之前，也教過書，雖然他不太熟悉西學，但是漢語，尤其是古漢語功底非常好，字寫得也很漂亮。後來在商務印書館工作，1958年進入辭源組，但一直是編外人員。文革中被迫回家，直到七十年代中期才又開始工作，真正落實政策，成為商務印書館的正式員工，則是在1979年以後。

由於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劉葉秋先生一直處於極其壓抑的狀態。他住在珠市口的一個大雜院裡邊，房子在院子最深部，只有三間。當時他太太在天津教書，夫妻倆一直兩地分居。他有兩個兒子，還有他母親，和他住在一起。三代人，原來僅兩間小屋，所說第三間是他在這兩間小屋旁邊自己搭的一間，面積是二米七，能容下他的一張床。劉先生戲稱這兩米七的小房為二秘棲。這也是我以前常去的地方。今天這個房還在，因為大雜院的前面都拆光了，就剩下幾戶人家，他次子還住在裡邊。

劉先生因為身份的問題，雖然一直上班，但收入不高。六十年代吳澤炎先生的工資大概是180多元，我父親是153元，屬於比較高的工資。劉葉秋先生最多時大概也就八九十元，因為他是編外人員，所以生活很拮据。他在搬到珠市口之前住在晉陽飯莊旁邊，就是傳說為紀曉嵐的閱微草堂的那個地方。

筆記、類書的學問都從他那裡來

劉葉秋先生的學問非常好，他的特點是熟知舊京掌故。他在那種困難的情況下，也寫了很多語言文字學方面的通俗著述，這些著述都是很有水平的。他寫過【中國古代的字典】，小冊子，不太厚。還有【古典小說筆記論叢】【歷代筆記概述】什麼的，都送過我，這些在網上也能查得着。

劉先生對我影響最大的一本書就是【歷代筆記概述】。他把筆記的分類講得非常清楚。筆記在中國是一個特殊的體裁，它既不是大部頭的文學創作，也不是史書，它是讀書人隨筆而記的東西，但不同於小說，而是史實。筆記五花八門，劉葉秋先生就把筆記做了分類：比如屬於史料型的筆記，在中國歷史上有很多，像宋朝的【揮麈錄】就是史料筆記；有一種屬於讀書筆記，像【越縵堂讀書記】；另外還有社會生活筆記，這一類有很多；還有一種屬於文學筆記，詩話、詞話這一類。我對於筆記的認識，實際上是秉承了當時劉先生的思路。

關於類書，他也寫過通俗性的介紹【類書簡說】，雖然文字比較淺顯，但是對於年輕人閱讀古籍是很有裨益的。我們今天知道宋代四大類書，【文苑英華】、【冊府元龜】、【太平御覽】、【太平廣記】。【太平廣記】是最雜的，講述志怪小說這一類。在那時候，能出版這種普及性的知識類書籍已算很不易了。因為在文革前後，不能談老北京，屬於舊事物和懷舊。文革後，劉先生進入了創作高峰期，我在燕山出版社做總編的時候，就出版過他回憶老北京的書。我也編輯過他的書，邀請他寫過一些北京的掌故。

他對於北京掌故、天津掌故和一些舊時代的人和事，包括北京的市肆、商家、酒樓、飯館，都非常熟悉。我當時也很受他的影響。北京擅長寫通俗小說的是張恨水，這人人都知道。劉葉秋先生當時給我講過和張恨水齊名的一位天津作家，名叫劉雲若。直到改革開放以後，才重新出版了很多劉雲若的書，比如【小揚州志】等等。劉雲若主要寫底層社會，用天津的語言，極其生動，入木三分。就和我第一次在吳澤炎身邊聽說毛姆一樣，在劉先生這兒我知道了劉雲若。

抽煙的工夫即可吟詩作對

劉葉秋先生也很有才氣，作對子、作詩，都很好。我記得有一次我一個同事的父親突然去世，老人家是當時農學院很有名的一位二級教授，留日的，學園藝。我為他父親寫了一副輓聯，但總是不太滿意，覺得哪裡不合適。那天下着大雪，我就冒雪去找劉桐良幫我改。真是找對了，不過抽煙的工夫經他一改，輓聯變得既通俗又樸實。因為同事父親是學園藝的，所以上聯改為種樹栽花動關國計，下聯正好應時即景：飄風飛雪驟失耆賢，比我原來那個好多了。

劉先生對戲曲掌故也很熟。他和姜妙香關係很好，姜妙香與梅蘭芳合作一生，在劉先生嘴裡經常叫姜六爺、姜聖人。為什麼叫聖人？是因為姜先生腹笥甚寬，知道的戲特別多，而且為人厚道。劉先生這個人為人也很好，吳小如先生的父親、天津書法家吳玉如那時到北京來就住在他家，他們關係很好。

每年春節初五之後，劉先生都要請我們家和吳家去吃頓飯，這是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就在他家裡，他自己做，主要做一些北京的家常菜，很簡單，但是很精緻。每年如此，包括文革期間。他那兩間不大的斗室中，一張桌子擠擠挨挨坐三家人，很溫暖，也很讓人感動。

他非常會做醬牛肉。那時候買牛羊肉、豬肉還都是要票的，劉先生不知道從哪兒淘換來的肉票，能做很多醬牛肉。冬天，正是大雪紛飛的時候，他讓他的次子劉閎專門給吳、趙兩家送醬牛肉。他每次來端着個鍋，鍋里擱一整塊醬牛肉，沒有五六斤肉做不出那麼大塊的醬牛肉。直到今天我和他兒子談起這件事，還是很感動。在那樣的時代，政治環境與氣氛讓人與人關係疏遠。能夠每年想着做一塊醬牛肉，專門打發孩子送，確實體現了一種人情的溫暖。而且劉先生做的醬牛肉不塞牙，軟硬合適，醬料特殊，味道遠勝於月盛齋。我現在在家裡做醬牛肉，總覺得吃不出劉先生做的醬牛肉的味道。

退休後名氣大

在【辭源】上，劉葉秋先生做了非常多的工作，付出了很大的心血，在改革開放以後他恢復了工作，成為商務出版社的正式工作人員，在辭書編輯室工作。

退休之後，他反而在社會上名氣更大了。他還有一本【學海紛葩錄】記載了很多學人的往事。因為他是俞平伯的弟子，所以接觸的學界面很廣。晚年他還被聘到南開大學去講古典文學課。另外，中國楹聯學會的活動也請他參加。但正在他能夠發揮餘熱的時候，突發心肌梗死，在北京友誼醫院病逝，大概是在1990年前後。

劉葉秋先生面貌清癯，比吳澤炎先生略高一些，雖然生活比較困難，衣服卻永遠乾淨利落。夏天穿白色的夏威夷襯衫（那時候我們管下擺放在褲子外面的襯衫叫夏威夷襯衫），永遠熨得平平整整，頭髮黑黑的，梳得又光又亮，戴金絲邊眼鏡，因為腿不好，有時候拄着文明杖，是非常注重儀表的一個人。

吳澤炎先生晚年深居簡出，活動相對來說比較少。但是劉葉秋先生到了晚年卻很受追捧，也說明了今天社會價值取向的變遷。但是直到去世他都住在珠市口的房子裡。我很喜歡跟他們聊天，和吳先生聊天是一種內容，跟劉先生聊天又是一種內容，都很長知識。這兩位先生都對【辭源】作出了極大的貢獻，令我至今懷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