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是不是中國的朝代？看看忽必烈怎麼想的

最近聽到的有關蒙古的消息，是烏蘭巴托市中心的蘇赫巴托爾廣場即將改名成吉思汗廣場。過去該市以成吉思汗命名的重要地標主要是一家高檔飯店和郊區的國際機場，現在最具象徵意義的中心廣場也要改名了。革命領袖和現代蒙古國締造人的名字，正從蒙古現代民族國家的主要象徵符號中淡出，而遙遠過去的蒙古英雄已然孤峰獨峙，顯示後社會主義時代蒙古的國家認同建構是多麼依賴對歷史資源的發掘。如果把視野擴大到中國的內蒙古，你輕易就會發現以成吉思汗命名的城市中心廣場竟遠遠多於蒙古國呼和浩特、呼倫貝爾、鄂爾多斯、錫林浩特、烏蘭浩特、烏海

最偉大的蒙古英雄沒有第二人。不僅蒙古人這樣看，在世界範圍內，成吉思汗不僅足以當作蒙古的代名詞，而且，他甚至比蒙古更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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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吉思汗

這是八百年來種種歷史發展的結果。內亞史地研究的先驅之一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說過，如果不是因為恰好生在一個適當的時候，以及剛好活動在一個適當的地理區域，僅僅以成吉思汗的天生稟賦，他本來成不了這麼大的氣候。這當然比那些一味沉迷在偉人的克里斯瑪中尋求神秘歷史解釋的研究者高明，但其實拉鐵摩爾自己也浸潤在成吉思汗孤獨的偉大傳統中：成吉思汗如此偉大，以至於他在蒙古人的歷史中成為一個孤獨的英雄，一座突兀的高山。

成吉思汗的這種孤獨地位，並非一開始就是如此，特別在元朝不是如此。在【馬可波羅遊記》裡，忽必烈才是蒙古英雄的天字第一號：大可汗（忽必烈），是一個最智慧，在各方面看起來，都是一個有天才的人。他是各民族和全國最好的君主。他是一個最賢明的人，韃靼民族從來所未有的。雖然馬可波羅沒有趕上成吉思汗的時代，但他對忽必烈的讚頌，至少反映了那時元朝宮廷和官僚輿論中，存在着把忽必烈描述為蒙古歷史第一人的傾向。這種傾向或史學實踐，在忽必烈後裔失去汗位以後，勢必發生重大逆轉。成吉思汗歷史地位的變遷過程，無疑也是蒙古史的一個有趣的課題，那種把今日成吉思汗獨特地位視作理所當然的觀念，當然是非歷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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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必烈

專業的蒙元史研究者當然不會花心思去給歷史人物排座次，但許多學者還是明確表示忽必烈與成吉思汗同等重要。著有【忽必烈傳】的李治安教授說：與祖父成吉思汗一樣，忽必烈堪稱蒙元一代的偉人。成吉思汗以征服武功震撼世界，忽必烈則以文治著稱於天下。忽必烈是成吉思汗繼承者中最傑出的政治家。蔡美彪先生說，撰寫【忽必烈傳】實際上相當於寫半部元史。李治安教授的【忽必烈傳】的確可以當作半部元史來讀。不過，以挑剔的眼光來看，元史是傳統中國歷史的一部分，這部傳記所寫的，也還是中國歷史脈絡中的忽必烈。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同樣高度評價忽必烈歷史地位的杉山正明教授，在其名著【忽必烈的挑戰：蒙古帝國與世界歷史的大轉向】中，描摹出一個世界史視野中的忽必烈，迥然有異於我們所熟悉的那個元世祖。杉山這部書當然沒有寫成半部元史，但可以當作13世紀後半葉世界史的半部概論來讀。

學界說起杉山正明，一般都會首先提起他的語文能力，他自己也喜歡強調學習和掌握多種語文對於研究蒙元歷史的重要性，特別是波斯文，用杉山的話說，對研究蒙元史而言，波斯語文獻與漢語文獻同樣重要。他如此高看非漢文特別是波斯文史料，當然與過去研究者偏多信賴漢文文獻有關。Morris Rossabi在1989年出版的【忽必烈汗】中，就已經批評研究者對於漢文以外的史料利用不足。杉山把這一批評推向了極致，而且他自己也似乎努力學習了儘可能多的語言。他說：有關蒙古時代應該使用的史料經典就多達二十多國語言，並且重要的是，東西方專門研究者的工作，都想要描繪出一種完全不同的歷史圖像。他認為，以漢文為中心的東方史料與以波斯文為中心的西方史料，把研究者也分成了兩個集群，由於兩個文獻群各自背負着的巨大文化傳統完全不同，比克服史料之牆與語言之牆更困難的，就是跨越說不定遠較前兩者為大的意識之牆。據說杉山的辦公室就是蒙元史研究的最佳圖書館，參觀者通常會驚駭於如此豐富、如此稀見的多語文史料竟會匯聚在此，也難怪杉山會在書中對哈佛的圖書館頗有微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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杉山正明

多語文史料的掌握，當然是杉山蒙元史研究的一大特點，不過這並不意味着他的成功就在於他使用了不為他人所知的材料。他的著作里的確有很多出自波斯文、拉丁文、阿拉伯文等非漢文的材料，但這些材料本身並不是由他發掘出來第一次使用的。他的確在不少地方巧妙地利用了多語文史料駁斥舊說或建立新論，但這些材料對於其他研究者來說並不是那麼陌生。在我看來，杉山是在武裝了炫人耳目的多語文工具的同時，和許多成功的歷史學家一樣，也具備極為開闊的知識視野和求新求變的理論勇氣，事實上正是後者使他寫出了一系列有着獨特視角的歷史論著。

以【忽必烈的挑戰】為例，決定了此書一炮打響的，並不是杉山使用了多少條稀見的多語文史料，而是他在書中以習見史料論述了蒙古時代所開創的世界體系這個亞洲史乃至世界史的命題。他所談的忽必烈，不僅是蒙古的大可汗，也不僅是元朝的創建者，而是塑造了從地中海到西太平洋巨大範圍內新型政治經濟體系的關鍵人物，而這就是世界歷史上最早具有近代意義的世界體系，蒙古帝國為這個世界體系提供了結構骨架和運轉動力。忽必烈不僅繼續並完成了成吉思汗所啟動的帝國進程，他還重新設計和編織了這個帝國的網絡，使得東西世界之間的聯繫不再是偶發的、隨機的和間隔斷續的，擺脫了古典絲綢之路情懷的東西交流，第一次具有了整體的、持續的和息息相關的意義。這就是本書副標題蒙古帝國與世界歷史的大轉向的真意所在。因此，這本書超越了傳統蒙元史的範疇，而成為一種亞洲本位的世界史論述。

讀者不難發現，作者為了建立這個亞洲本位的世界體系論述，不得不專辟章節批判歐洲本位的世界體系說，這便是華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等社會學家所創建的近代世界體系理論。華勒斯坦認為，自16世紀開始，世界經濟存在着以西歐為中心，以西歐以外為層級遞減的邊緣的結構。中心區域有國與國的區別，國家內部有地區與階層的區別，某地區內有城鄉的區別。中心與邊緣涉及不平等的交換關係、地理關係及壟斷與自由競爭的關係。近代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發展歷程，就是主導世界體系，把全世界各邊遠地區都吸納進這個世界體系的過程。世界體系的發端可追溯至15世紀末的大航海和地理大發現，從那以來的歷史可以說就是這個世界體系實現和展開的過程。杉山在書中批評華勒斯坦的世界體系是不確切的體系論，但他並沒有從理論上加以辯駁，而只是指出華勒斯坦理論對亞洲歷史的關照過於薄弱，過於圖式主義，在史料和具體論證上不具有說服力，特別是連東亞與中亞，甚至是中東伊斯蘭世界及俄羅斯方面，都欠缺基本的歷史知識與認識。因此，給出一個充分考察了亞洲歷史經驗的世界史論述就變得必要。在浮皮潦草地批評了流行的世界體系論之後，杉山就可以開始建立自己的新世界體系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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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曼紐華勒斯坦

有趣的是，杉山對華勒斯坦的批評，不但在學理上無多新意，而且也部分地掩蓋了他自己的世界體系的來源。在我看來，杉山本人深受華勒斯坦世界體系論的影響，這本【忽必烈的挑戰】不僅寫作靈感來自華勒斯坦，而且其具體論述也有賴於世界體系論原有的海上通商、中心邊緣、金融網絡和分工物流等重要概念。當然杉山並沒有掩飾華勒斯坦學說給他的衝擊，這真是一套波瀾壯闊的歷史論述對讀者而言真的是有不容招架的壓倒性魅力，而他的回應則是以華勒斯坦的概念與方法，本着以全球的視野來總括亞洲全體的目的，建立一套新的世界體系論述。這個新的世界體系，就是蒙古時代以忽必烈為中心的世界體系，其基本槓桿是蒙古人的軍事力、中華社會的生產力及中東和中亞穆斯林商團的營商力。

受到華勒斯坦世界體系論衝擊的杉山，把這一套分析方法和論述模式應用到他自己的研究領域中，就誕生了本書所表述的蒙古時代世界體系觀。華勒斯坦的世界體系是以歐洲特別是西歐為基點的，是一種歐洲本位的世界體系；杉山的蒙古時代世界體系，以蒙古帝國為核心展開，是一種亞洲本位的世界體系。華勒斯坦的世界體系，開啟於15世紀末的大航海時代，勃發於16世紀，前波後浪連綿不絕以至於今；杉山的世界體系則提前至13世紀後半葉，雖然維持的時間不太長，但已經從根本上改變了世界歷史，至少間接地影響了14世紀以後東西方歷史的進程，特別是近代世界體系重構的進程。

杉山一方面讚賞華勒斯坦的（歷史）書寫真的是可怖的，另一方面指出由於他不了解蒙古，所以不知道國家在其和緩的主導下，擁有組織力主動掌控物流，自身也憑藉通商利潤而存立的這個模式，在世界史上忽必烈國家恐怕是第一個。杉山從多角度論證忽必烈的通商帝國以世界規模而展開，目的就是要建立一個全新的歷史論述，這一論述足以藉助世界體系這樣時髦的理論解說，把忽必烈時代蒙元史的意義充分放大，空間上不僅超越中國史，還超越亞洲史，時間上則不僅超越忽必烈個人的統治時期，還超越蒙元時代，與近代的全球史直接連接。不得不說，這是一個野心勃勃的寫作計劃。還不得不說，杉山基本上成功地完成了他的計劃。

【忽必烈的挑戰】與杉山其他廣受好評的著作一樣，可讀性、知識性與思想性，堪稱圓融完滿。杉山著作給人的第一印象是他的視野開闊和知識豐富，在歐亞大陸的東西南北之間跳躍來去毫無窒礙，細節敘述妙趣橫生。姚大力先生說：就我記憶所及，他前後寫過近十種性質類似、話題或聚焦點略有不同的歷史讀物，每本都顯示出一定程度的獨特視角與新鮮見解。（【一段與唐宋變革相併行的故事】，【上海書評】2013年1月6日）姚先生所說的獨特視角與新鮮見解，正是杉山最成功的地方。進一步分析，就會發現他的著作都有或明或暗的理論來歷，都受到國際學界某種流行議題的影響或啟發，而且都是對這些議題某種程度的回應。在蒙元史領域的學者中，不僅在日本，即使世界範圍內，他這個類型的也相當罕見。對後輩特別是年輕學者來說，注意到杉山正明這樣無時不在標榜語文和語言重要性的成功者，其實在多大程度上關注着包括社會科學理論在內的國際學術新說，並且在自己的寫作中接受其影響的同時又積極予以回應，也許會是更有啟發的。

當然這不是讚賞或提倡理論先行、以論帶史，杉山的著作之所以成功，恰恰在於他處理好了理論與實證的關係，他的某些著作甚至表面上並沒有理論追求，或沒有受理論影響的明顯痕跡，他挑選的細節才是抓住讀者的第一因素。但他能成為如此一個風格獨特、個性鮮明的歷史學家，理論關懷與理論勇氣是相當重要的因素。

我不是蒙元史專家，本沒有資格判斷杉山的世界體系論是否在史學上成立。從一個讀者的閱讀體驗說，我覺得有點浪漫，把機會主義的財富追求說成深思熟慮的經濟規劃，把溝壑縱橫彼此對立的蒙古政治說成共享帝國成果的太平世界，多多少少是證成並拔高了他自己批評過的Pax Mongolic。杉山筆下的忽必烈，對西起地中海東至太平洋的廣大世界都有相當深入的了解，能夠製作超越時空局限的經濟與政治的戰略安排，總給人一種不可思議的驚訝。那樣的歷史人物是難以理解的。當然，【忽必烈的挑戰】所論述的蒙古時代的世界體系，多大程度上是杉山發現的，又在多大程度上是他發明的，這是另外一個話題。能夠挑起這個話題，這本書就已經成功了。

我對忽必烈的興趣當然與我自己的知識局限直接相關。接着本文開頭所提到的問題，即忽必烈與成吉思汗的歷史地位的比較，我想，先不管當時及後世的評價（那必是各執一詞、言人人殊的），我們應該看看忽必烈自己對這個問題是怎麼看的，或者說，他對自己的歷史地位是如何預期的。

忽必烈對中國歷史很有興趣，在漠北時已然。徐世隆說：上之在潛邸也，好訪問前代帝王事跡。由於完全依靠翻譯和聽講，他的歷史理解能到什麼程度，當然不可估計太高，但哪怕有限的知識也大有助於他日後進入中原後的施政與統治。雖然有材料說他尤為欽佩唐太宗，對唐代歷史特有興趣，對【資治通鑑】情有獨鍾，但研究者都同意，對他施政影響最大的主要是金代歷史知識，【大定政要】的重要性由此可見。而元朝是由草原南下的征服者所建立的這個事實，不可能在忽必烈的歷史興趣中無所反映。那麼，他對遼金之前情形類似的北魏的歷史有多少了解，或有多少興趣呢？

許衡建議忽必烈推行漢法時，就是從北族政權統治華夏這個角度說的：考之前代，北方奄有中夏者，必行漢法，可以久長。中國歷史上，這種以草原征服者的身份奄有中夏的前代王朝，有哪些是成功的呢？就是拓跋魏、契丹遼和女真金。許衡說：故魏遼金能用漢法，曆年最多，其他不能使用漢法，皆亂亡相繼。史冊具載，昭昭可見也。顯然，北魏成功的歷史經驗早已進入忽必烈的知識視野。郝經對忽必烈說：昔元魏始有代地，便參用漢法，至孝文遷都洛陽，一以漢法為政，典章文物，燦然與前代比隆。

我在這裡討論忽必烈對北魏歷史的了解，或他對北魏歷史的興趣，目的是想解釋他具體從北魏歷史裡學習了什麼。他以元為國號，或許真的如他自己的解釋直接出自【周易】彖辭的大哉乾元，其靈感並不來自北魏孝文帝為拓跋皇室改姓為元的故事，但另外一個看似巧合的一致，就值得深思了。至元元年（1264）忽必烈初定太廟七室之制，尊皇祖成吉思汗為太祖。五年後又定太廟為八室，加上皇曾祖也速該把阿禿兒，尊為烈祖，並給太祖成吉思汗上諡號為聖武帝，給烈祖也速該把阿禿兒上諡號為神元帝。這種諡號在以前王朝的帝王諡號里並無重複，除了北魏。北魏始祖拓跋力微的諡號是神元帝，力微之父詰汾的諡號是聖武帝，這些都是北魏開國君主道武帝拓跋珪於天興元年（398）追贈的諡號。力微與其父被諡為神元帝、聖武帝，成吉思汗與其父被諡為聖武帝、神元帝，看起來似是一種巧合，但一個難以抗拒的聯想，就是忽必烈和他的謀士從北魏史獲得了靈感。

這個聯想最大的史學價值，即忽必烈怎麼看成吉思汗。他是否把成吉思汗看成完成建國大業的人呢？元代文士奏疏文字裡，說起國朝奄有天下的具體年數，多是從滅金算起的，而那時成吉思汗已經不在，實現滅金大業的蒙古大汗是窩闊台。這種算法一定反映了忽必烈本人對蒙元歷史的認識。在忽必烈的蒙元歷史觀里，成吉思汗大致相當於北魏歷史上的拓跋力微，創立了草原時代的偉業；窩闊台至蒙哥等，大致上相當於北魏道武帝以下平城諸帝；而他自己，應該就是要以孝文帝的氣概，創造遠超孝文帝的事業。在這個歷史觀里，忽必烈本人是把自己看作蒙元歷史第一人的。

杉山在【忽必烈的挑戰】中一再強調元朝並不是一個中國的王朝，可是回到忽必烈本人的歷史認識中，我們看看，他在三代至宋金的歷史之外尋找任何歷史認同了嗎？他建立的元朝，不就是要接續宋金的歷史嗎？他並沒有企圖否定或遮掩元朝的草原起源，但他顯然把草原時代的歷史與滅金以後入主中原的歷史分成了截然不同的階段。成吉思汗只是草原創業時代的英雄，而蒙古最偉大的事業還有待元朝的建立與傳承，這在以往的歷史中已有很多先例可循，其中拓跋鮮卑所建立的北魏就是一個榜樣。正因為這樣，他才把拓跋力微父子的諡號同樣施用於成吉思汗父子，透露出他對成吉思汗及他自己歷史地位的認識或期待。

據說忽必烈特別推崇唐太宗。唐太宗不是唐朝的開國君主，卻最終獲得了唐朝歷史第一人的地位。這或許是忽必烈喜歡提到他的原因之一。如果他那時已經具有世界體系的眼光，給出一個類似【忽必烈的挑戰】的宏大敘事，那他實在不必為自己的歷史地位懷有任何疑慮了，因為這種疑慮本身，說明他還是置身在中國的歷史傳統中那在杉山的歐亞歷史觀里當然是一個令人遺憾的局限，可是，從草原帝國的成功轉型來說卻是一個不小的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