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科举与应试诗研究〗如何看待唐代科举与文学的关系？ ...

唐代科举与文学的关系，向来是文学研究领域的重要议题。吴宗国〖唐代科举制度研究〗、孟二冬〖登科记考补正〗等，是以制度研究与文献考辨为主的基础研究。程千帆〖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等，通过考察与科举相关的社会风尚、文人心态等，借以评价其对文学所施加的影响，更倾向于宏观的，以价值判断为主的传统思路。至陈飞〖唐代试策考述〗围绕试策，以更为直接的方式切入，则是此后日趋深入、细致的专题化研究的嚆矢。与应试有关的诗、赋、策文等，既是文学的特殊形态，又是科举制度的重要内容，自然也就成为近年来的研究热点。

然而，新的难题也就随之而来。首先，是有关制度的考论，要如何围绕文学展开，以避免各自为政的局面？其次，应试文学『鲜少佳制』，又有别于传统文学而各见其特殊性，该作何评价呢？最后，是如何使应试文学与文学主流结合起来，以赋予其充分的研究意义。以应试诗而言，徐晓峰〖唐代科举与应试诗研究〗很好地解决了以上问题。其思路与方法也便于推广，可以说是现阶段融合科举与文学研究的理想范本。

    一

唐以律诗为一代之所胜，号为『唐律』。朝廷沿用隋制，又加以发展，确立起『以诗取士』的制度，用以选拔人才、考核官员。应试诗例用五言律诗（有仄韵），称为『试律诗』，是唐代科举与诗歌之间最为直接、重要的媒介。

唐五代以迄宋人，大多是把『以诗取士』，直接视为唐律繁荣的重要因素。如严羽〖沧浪诗话〗认为：『或问：「唐诗何以胜我朝？」唐以诗取士，故多专门之学，我朝之诗所以不及也。』尽管如此，宋人对应试诗本身的评价，却也并不很高，如李颀称『时有佳句』，葛立方云『省题诗自成一家』。元代科举没落，至明代，便不时有人质疑唐律系于『以诗取士』的说法。如胡子厚云：『诗之盛衰，系于人之才与学，不因上之所取也。汉以射策取士，而苏李之诗、班马之赋出焉，此岂系于上乎？屈原之〖骚〗，争光日月，楚岂以骚取人耶？况唐人所取五言八韵之律，今所传省题诗，多不工。今传世者，非省题诗也。』王世贞〖艺苑卮言〗亦云：『人谓唐以诗取士，故诗独工，非也。凡省试诗，类鲜佳者，如钱起〖湘灵〗之诗，亿不得一；李肱〖霓裳〗之制，万不得一。』这种以否定为主的态度，可以视为是对本朝『以八股取士』的变相维护。清朝有鉴于八股之弊，从康熙年间开始，便在八股之外，逐渐恢复『以诗取士』的旧制。这也导致当时笺注唐人应试诗，成为一代风气。

可见，古人对应试诗与『以诗取士』的评价，大致是从肯定到否定，再回归肯定的。学界初期，也仍是以『促进』『促退』的价值判断为主，前者如余冠英、王水照，后者则以郭绍虞为代表。稍后，皇甫煃、马积高等，从考辨制度的角度，提出『以诗取士』晚于初、盛唐的诗歌高潮，使科举与文学的关系随之倒置，意味着：『以诗取士』对诗歌繁荣的影响有限，而诗的繁荣却有力地促成了『以诗取士』的制度。至此，应试诗的地位，随着『以诗取士』的倒因为果，愈加显得无足轻重。近年来，或有侧重应试诗文本的研究著作，亦多难逃『促退』的定声锤，以至陷入自我否定的尴尬境地。这便是此前学界与之相关的研究现状。

    二

徐晓峰的〖唐代科举与应试诗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一书主要涉及『科举』与『文学』两个方面。从制度研究来看，作者始终是以『诗』为核心，围绕其所占比重与所起作用来展开论述。

以进士科『以诗取士』的确立为例，主要分为三个逐级深入的具体论题。其一，是论证『杂文试不等同于诗赋试』。此前，学界多据文献中『试杂文』『识文律』等字眼，断定杂文试等同于诗赋试，将『文律』误认为『声律』。然而，作者从唐人杂文观的演变入手，指出初唐『杂文』兼有『文』『笔』概念；辨明其时『文律』不当限定为『诗赋之律』，而应是『文笔之律』，认为此前『致误之由在于对杂文、文律的解释太过狭隘』。既然『杂文』不等同于『诗赋』，这就意味着，应试诗并不是天然被纳入杂文试范畴的。换言之，最初诗在应试中所占比重，其实是或有或无的。

其二，是论证『杂文试渐以诗赋为主』。如果说，前段论述是以文辞辨析为主，虽富赡而难免『一家之言』的话，那么，这部分便是以翔实的史料为主，多角度说明诗赋是如何从包括笺、表、议、论、铭、颂、箴、檄在内的十种文体之中，脱颖而出的。这在印证前说的同时，也勾勒出诗的比重在杂文试中稳步上升，以至于在开元、天宝之际大致奠定主导地位的过程。

其三，是论证『以杂文试为首的新三场试的确立』。初期，朝廷重儒，以帖经为首场，后试杂文、策问，逐级黜落。帖经不中者不得试诗赋、策问。但是，『进士以帖经为大厄』。换言之，即儒学与文才多不可兼得，故朝廷准破格用『以诗赎帖』，说明帖经地位有所下降，而时风皆以『重文轻儒、尚才重诗』为主。至大历，『以诗赎帖』发展为『以诗代帖』，说明『试诗』的作用，已经从黜落之后的『救赎』，发展为考前不试帖经的『替代』。这也意味着，帖经不再是科考必经的环节，而诗的比重与作用也因此得到空前加强。因此，中唐以后，以『杂文试』取代帖经而成为首场的演变，其背后逻辑，应归因于杂文试的崛起。

总之，应试诗打败诸多文体，成为杂文试的主流；杂文试从三场试中崛起，成为进士科取士的重要标准，这便是作者笔下『以诗取士』制度的全貌。与此同时，作者也注意到进士科录取标准在杂文与策文之间的权衡与角力。具体而言，在贞元、元和时期，王朝中兴，讲究明道致用，时风崇儒务实、反对浮华，故科举始以策文作为主要的录取标准。随着政局颓败，策文地位随之回落，杂文又得以与之颉颃。

科举制度有常举与制举之别，前者常年施行，后者临时诏行；有选拔人才与考核官员之别，前者以进士科为主，后者则为吏部铨选。本书兼顾而有所取舍，都因考察『以诗取士』的制度而定。例如，本书论证『百篇科』与『万言科』以诗赋考核为主，意在选拔文学人才。虽为制举，却在中唐以后具有常举化的倾向，很能说明诗歌作为文士进身之阶的重要性。除此之外，从层级来看，科举又有中央与地方之别。此前研究侧重中央，涉及地方制度时多语焉不详。幸而本书作者不曾偏废，以有关『乡贡再次取解与拔解』的专题研究，最见拓荒之功。

    三

从文学研究来看，本书立足应试诗，却始终具有参照唐律的自觉意识，故能顺利融入主流诗歌史。

首先，本书考察唐代应试诗的体制特征，诸如限题、限韵等，却并不局限于此。以限韵为例，作者指出唐代『试律诗』用平、仄韵皆可，只是或有规避仄韵的趋势；而宋代乃必以平韵为限。这就从官方考试的角度，说明了唐、宋声律法则之间的区别与联系。此外，作者有关文体因革的考察，上溯至初唐的律诗定型与宫廷应制传统，勾勒出唐代律诗兴起、繁盛，然后得以纳入应试范畴，最后到『杂文试渐以诗赋为主』的完整过程。

其次，本书讨论应试诗的创作模式，却能跳出『鲜少佳制』与『时有佳句』的品鉴之争，只是将应试诗视为客体，并结合唐律的创作经验来谈。具体而言，涉及试诗的起承转合与三段结构，是源于唐律的日常经验；有关试诗的缘题技巧，折衷事、情等，又能与中晚唐律诗的应用倾向结合起来。除此之外，试诗原本体现着官方的诗美理想，具有天然的『雅诗』属性。其发展，从最初『温柔敦厚，不怨不怒』的雅正之音，到寒瘦、绮艳各体的掺入，再到朝廷诏令『重塑文格，以正颓俗』的企图，更是很好地反映出试诗相对独立，却又与唐律互为影响、相辅相成的整体趋势。

最后，也最为可贵的，是能够从开成年间有关应试『诗则依齐梁体格』的诏令入手，引出中晚唐『以复古为新变』的诗律革新趋势。齐梁诗风，号为『齐梁格』，以绮艳细弱为尚，本是天然地为朝廷雅体所排斥。文宗诏令试诗『依齐梁体格』，显然应是出于声律复古的考量。近体律诗的发展，始于齐梁，成立于初唐，至中晚唐日趋精巧而时见束缚。朝廷倡导『齐梁体格』，自然是侧重声律，具有以『古调』救『新律』之弊的企图。作者由此切入，围绕皎然的声律理论与律诗创作，以说明中晚唐诗人在律诗定型之后，又极力寻求突破的焦灼与不断尝试。因此，『诗依齐梁体格』，并不是对齐梁声律的简单复古，而表现为『用律不滞』『深于声对』的律体新变趋势。

总之，应试诗作为科举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构成唐代律诗的特殊文本。作者以此窥入，不再局限于科举如何从外部影响文学的传统思路，而是尝试将应试诗与诗歌的日常创作结合起来，视为各自独立又相互影响的诗歌形态。这样的思路与研究方法，对后来者自当有所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