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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儒学的传承创新既是早期儒家自身传承的结果，又是在排拒与融合其他学说的结晶。墨子『非儒』与孟子『辟墨』是儒、墨两家争鸣的重头戏，对儒、墨学派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凸显出早期儒学的传承与创新路径。
一
儒家以修身为前提，以礼仪训练与文化教养为己任。但在战国时期，世袭宗法贵族的统治地位已被军功新贵族取代。新的统治者忙于富国强兵事务，对儒家倡导的礼文化毫无兴趣。百姓迫切要求停止战争，期待早日过上安宁的生活。墨子作为一名普通的下层手工业者，对民众的疾苦与诉求了如指掌。他认为，儒家宣扬的礼文化很可能成为贵族的帮凶，无益于百姓民生。墨子认为儒家在社会上起到了极坏的作用，遂展开了对儒家的激烈批判。
〖墨子·公孟〗篇批评儒家有『四政足以丧天下』。其一，儒家不重天、不信鬼，导致社会上的恶人毫无宗教敬畏感，民众也失去了批判社会的武器。其二，厚葬久丧，既耽误生产，又靡财费时，加剧生活贫困。其三，弦歌鼓舞，助长统治者的奢侈腐化生活。贵族们的一顿饭『目不能遍视，手不能遍操，口不能遍味』（〖墨子·辞过〗），如果再沉溺于弦歌乐舞之中，奢侈之风会更加兴盛。其四，宣扬『命定论』，使贵族与平民各安其位，泯灭了民众奋发有为、积极向上的斗志。墨子认为，儒学之所以不能惠及普通民众，根源在于儒家『仁』说。『仁』首先是血缘之爱，以『孝』为中心，然后在家庭宗族、邻里乡党、朋友君臣中次第展开。墨子认为，战争爆发的根源就在于人们各私其亲，不能以对待自己亲人的方式对待他人。鉴于此，墨子提出了『兼爱』的主张。如果人们『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墨子·兼爱中〗），那么，天下就会实现真正的和平与安宁。与『仁』相比，『义』是针对非本血缘宗族之人的关爱。墨家推行『兼爱』，以利天下百姓的理念践行天下大义。只有打破狭隘的宗法观念与本位主义，才可以做到『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墨子·尚贤下〗）。君主行义，惠及民生；百姓行义，兼爱交利；天下之人行义，社会和谐安定。
墨子心目中的天是至善的，至善之天关爱百姓，就选拔至善之人作天子，天子又选拔贤人做官吏。如果天子不善待民众，就辜负天意，丧失天职，不仅会遭到鬼神的惩罚，还会失去百姓的拥护。天与鬼神保佑百姓福祉，因此，墨子倡议天下百姓都要庄重地祭祀天鬼，回报天鬼保佑之恩。墨子的全民祭天祀鬼学说打破了天子祭天的专利，在人神关系中彰显了人的主观能动性，符合百姓的普遍的神灵信仰与利益诉求。如果说，儒家『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想，那么，墨子的『天志』、『明鬼』主张则彰显了民本理念，提高了民众的社会地位。
墨子及其弟子的『非儒』运动，声势浩大，获得了最广泛的民众支持。这使本已陷入困境的儒家雪上加霜。墨家在批评儒学贵族气质的前提下，推动了『祭天祀鬼』、『勤俭节约』、『互爱互助』等简易实用的平民文化的发展。墨家在儒家之后成为『显学』的根源正在于其平民文化迎合了战国时期广大百姓的利益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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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孟子『学于子思之门人』，是孔子、曾子、子思这一系早期儒家谱系的传人。孟子时代，『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孟子·滕文公下〗）。面对咄咄逼人的墨家，孟子以『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谁』（〖孟子·公孙丑下〗）的『浩然之气』，毅然起而『辟墨』。
『仁爱』与『兼爱』是儒墨之争的核心问题。要击退墨家的进攻，必须彻底揭露兼爱的危害。恰好，墨者夷之厚葬其亲的举动暴露了墨家的理论缺陷。墨家赞同薄葬，批评儒家的厚葬主张，而墨者夷之厚葬其亲的做法正违反了自家学说。当孟子批评夷之时，夷之却以儒家主张的『若保赤子』为借口，辩解说『爱无差等，施由亲始』亦为儒家所赞同。孟子对夷之的论调予以坚决的反击，他指出，丧礼的真正内涵不在于财产的多寡，而是源于子女发自内心对父母的真爱情感。这种特定的情感体验由血缘关系决定，而绝不可能来自外部，也不可能依靠推论方式获得。但墨家既承认有发自内心的情感之爱，又认为这种爱可以用语言与推论方式施于他人。墨子津津乐道的『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的兼爱精神，实际上是把特定情感庸俗化了。孟子认为，墨家把他人之父视为己之父，消弭了父亲的特定内涵。仁爱是儒家的核心价值观，儒、墨在仁爱与兼爱问题上有着不可弥合的分歧，因此，孟子才尖锐地批判墨家的『兼爱』学说会使人成为无异于『禽兽』的『无父』之学。
传统说法认为，孟子辱骂墨子为『禽兽』，遂以为孟子与墨子的学说是对立的。但如果把墨学置于孔孟之间加以分析，就会发现一个不争的事实：孟子在捍卫儒家仁学核心价值的同时，亦悄然对墨学进行了吸收。性善论与仁政学说是孟子对儒学的新贡献，但如果我们只注重孟子对儒学的传承的一面，很容易忽略墨学对孟子的影响。简帛〖五行〗篇出土后，我们从子思五行说中发现了性善论的直接来源。但是，子思与孟子对『仁、义、礼、智』的论述尚有一定距离。子思的仁、义、礼、智既重外在之行，又重内心之德，德行并重。而孟子已经把仁、义、礼、智完全转化为内心之德、人性之善。子思并没有把人性与善画等号，而孟子直接说人无仁义礼智则『非人』。可见，善性已经成为做人的必然条件。那么，孟子性善论的至善源头到底是什么呢？
如果我们考虑到墨子对儒家的批评，不难发现，墨子对『天』与『善』的论述正被孟子悄然吸收了。〖墨子〗书中『天民』一词出现2次，〖孟子〗书中出现了3次。值得关注的是，这个词却不见于其他早期儒墨两家著作。墨子把至善之天与民连接以来，为人性找到了至善之源。『爱人利人以得福』（〖墨子·法仪〗），扶危救困、爱人利人之人，获得天佑而得福。墨子虽未明言人性善，但推行兼爱之人必定以人之善性为前提。墨子『官无常贵，民无终贱』（〖墨子·尚贤中〗）的主张，从『农与工肆』选拔官吏的提议，均是墨子提升民众地位的举措。经过墨家的宣传及实践，墨子的这些主张已经唤醒了民众积极争取自身利益的意识。在风起云涌的墨家『革命』之后，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也就顺理成章了。此外，孟子『仁，人之安宅；义，人之正路』（〖孟子·离娄上〗）的论述，既坚持了儒家仁爱的核心价值观，又受到了墨子『行天下大义』的影响。墨子『非乐』，孟子则劝导统治者『与民同乐』，把墨子认为贵族专享的乐舞文化转化为君民共享的社会财富。
经过孟子对墨学的排拒、吸收与融合,儒学已不再是曲高和寡的贵族式的内圣修身之学,而是发展成为兼济平民的外王之学。从孔子到孟子，儒家在坚守仁学核心价值的前提下，又吸收墨学之『义』，走出了一条主体性传承与包容性创新之路。
（孔德立 作者单位：北京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本文系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11ZXC008、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2011JBM308阶段性成果） 2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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