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六张面孔

    王德岩 1971年出生，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获哲学硕士、哲学博士学位。现为北方工业大学中文系主任、副教授，审美文化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方向为美学和中国文化。近年来研究兴趣集中在中国文化符号的知识考古、现代文化建构中的传统以及禅宗美学等。著有《汉语美学》、《叔本华》、《明明白白参点禅》、《中国文化概论》等专、译著5部，发表论文20余篇。

孔子是中国文化中最复杂的文化符号，也是蕴含中国人情感和想象最复杂的文化形象。清理孔子的形象及其背后所蕴含的意义，对于我们认识孔子，认识中国文化，特别是认识我们自己，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今天我想从六个方面来解读“孔子”这一文化符号。这六个方面对应着其2500年来形成的六张面孔：师者、王者（素王）、至圣、学者、罪者和使者。这六张面孔是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孔子的形象建构。我们只有顺着这些面具，拆解了这些面具，以我们当下的存在感和视野与孔子对话，才可能建构出一个当下的孔子。

师者：作为“先师”的孔子

2000多年来，流传过很多种孔子的画像和塑像，但大家最认可、最亲切的还是传为唐代吴道子所画的“先师孔子行教像”，亲切和善，“恭而安”，符合人们对于教师的一切想象。

“师”是孔子最被认可的角色。

首先是他自己最认可。孔子从来不认为自己是圣人，圣人的头衔是弟子以及后人加在他头上的，但是他非常认可老师的身份。他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 ”（《论语·述而》）

其次是大众认可。 2000多年来，流传过很多种孔子的画像和塑像，但大家最认可、最亲切的还是传为唐代吴道子所画的“先师孔子行教像”。这是一个白胡子老人，宽袍大袖，亲切和善，“恭而安”，符合人们对于教师的一切想象。

孔子的“先师”形象如此深入人心，首先源自他首开私学的创举，为社会不同阶层的人提供了受教育的机会。在孔子之前的时代，知识掌握在王官手中，受教育是贵族的特权。孔子将其所学向社会各阶层开放。众多不同年龄、不同国别、不同出身、不同性格的弟子聚集到孔子门下，被教育成有用之材。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成为中国教育者永远追想、仰慕的典范。

更重要的是，孔子为我们留下了可以永为后世效法的教育原则和教育风范。其中，最伟大的两条是“有教无类”和“因材施教”。除此之外，孔子提出的不愤不启、学思结合、温故知新、君子不器等教学原则，也都对后世影响深远。

孔子的“先师”地位在后世是受到制度保障的，比如汉代郡县学校制度、通经入仕制度，以及后世更为完善的科举制度等。从国家层面的太学、国子监，到州、县一级的学校、各类学院乃至私塾，无不敬奉孔子。学生入学的第一件事，一定是拜孔子。在传统中国，孔子既是所有教师的职业祖师，也是所有学生的第一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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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者：政统中的孔子

历代王朝都把尊孔当做一件不能不做的大事，因为这牵涉到“政治正当性”，能带来政治认同。

孔子生前从未为王，他自己也从未想过为王，但很多人认为孔子应当为王。一代代儒者矢志不渝地努力着，于是在其死后500年，孔子成为了“素王”；在其死后1000多年，他被正式封为“文宣王”。历代王朝都把尊孔当做一件不能不做的大事，因为这牵涉到“政治正当性”，能带来政治认同。

孔子本人在现实的政治活动中并不成功。非但孔子，整个儒家在春秋战国时代的现实政治中都不成功。

儒家在汉代第一次取得了梦寐以求的政治地位。陆贾所说的“（天下）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叔孙通所说的 “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基本上刻画了人们对儒家在政治格局中功能和地位的认识。但真正确立儒家地位的，是儒家为新王朝进行的文化设计，也是儒家为孔子所设计的新的文化形象：“素王”。

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以及汉代大量纬书将孔子刻画为一个 “素王”，这个形象的依据是这样的：依“五德始终说”，夏金尚白，殷水尚黑，周木尚苍，继周而起者必为赤帝子，而孔子作为黑帝子，不能继周而王。秦为闰位，非正统，真正继周而王的是赤帝子汉。作为黑帝子的孔子降生不能空降，他担负了为赤汉制法的特殊文化政治使命。这就是说，孔子的制法与汉帝的王位理应合而为一，实乃天命的双生子。当孔子所制之法与汉帝的王位结合，文化为政治提供了正当性。

汉儒完成了素王孔子形象的塑造。尊孔的制度化，则支撑住了孔子在政统中的地位。这种制度化的活动在国家的层面包括三项：修庙、封谥和祭孔。东汉以后，帝王尊祀孔子的活动常规化、制度化，孔子日益深入人心，可以为帝王的统治带来文化和政治的合法性和认同感。

政治化儒家的最后一次昙花一现，是在民国。袁世凯准备定孔教为国教。于是，康有为成立了孔教会，以仿基督教的方式成立孔教，把孔子立为教主，并对孔子的意义做了很多阐发。比如他在《伪经考》、《改制考》、《大同书》里面就把孔子定为“万世教主”。这个形象抬得很高，但也跌得很惨。新文化运动因此而起，狠打孔家店。

儒家跟政治的关系，有以下几个侧面。第一，儒家之所以成为中国文化的正统，在于它能够给中国历代的政权提供统治的合法性和教化能力。道本身要跟权结合，权一定要有道来确认其合法性。第二，儒家本身的理念跟权力之间是有张力、有冲突的。对权力来说，皇权至尊，但对于儒家来说，“天地间，至尊者道”。一些优秀的儒家以道抗权，以道抗位，在冲突中显现儒家自身的独立性和文化尊严。第三，冲突的情况毕竟总体上很少。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儒家在跟王权的纠葛中总是处于弱势，结合得越久弱势就越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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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圣：道统中的孔子

孔子为自己确定的形象，并不是一个生而知之、南面为王的圣人。但是，孔子身上确实有某些特殊气质，使他异于常人。

政统中的孔子，并非儒家自己内心最认同的行当和本色。道统中的孔子，才是儒者最核心的关怀。

孔子本人从不认为自己是圣人。《论语》里面的孔子对圣人有几点基本的看法：第一，圣人是在位的，一定是做王才是圣人，比如尧舜禹；第二，圣人天生做圣；第三，就是 “圣作贤述”，凡是创作的叫“圣”，把这个创作进行陈述的就是“贤”。

所以，依这个标准来看，孔子显然属于贤人而非圣人。孔子为自己确定的形象，就是一个好学不厌、诲人不倦的学者、老师，并不是一个生而知之、南面为王的圣人。

但是，孔子身上确实有某些特殊气质，使他异于常人。比如，他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和对自己文化有所担当的自信。当他的生命受到桓?的威胁时，他说：“天生德于予，桓?其如予何？ ”（《论语·述而》）当他在匡被围，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论语·子罕》）

司马迁《史记》中所记的孔子，也让人感受到强烈的天命感和神秘感。这使他具有成为圣人的质素。

孔子成圣是后来被塑造出来的。《论语》里面，子贡是孔子最大的宣传者。他说孔子是“天纵之将圣”，像日月一样等等。到了孟子和荀子，才真正把孔子认定为圣人。但那时候的“圣人”的含义是，能把人做到了极点那就是一个圣人，就是人伦之至，所谓的尽伦者也。这一点确立了后来我们一个基本的圣人观。汉代司马迁把孔子视为文化的至圣，董仲舒将孔子尊为政治的素王，他们奠定了圣人的文化内涵。

到了宋明时期，理学家们塑造了一个内化的圣人形象，建立了一个以心传心的道统。

道统的雏形，出现于孟子的说法中。孟子建立了一个圣人谱系，以500年作为一个天命轮转的周期。同样，司马迁也有一个500年轮转的意识。司马迁之后，一直到唐代的韩愈，才试图把道统建立起来。韩愈上接孟子，建立了一个道统谱系。

宋代儒家的道统建构不再是一个单纯的传承线索，而是有其心性论的依据，有新的经典依据，有新的圣人系统。心性论的依据在于其“虞廷传心”传说的建立，即《古文尚书·大禹谟》中所谓“虞廷十六字”——“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被认为是自古以来圣人相传的心法，也就是道统的真正实质。

宋明儒者塑造了一个新的孔子形象：他是人伦的极致。虽在人伦的范围，他的仁心却能够包含宇宙，“浑然与万物同体”。这是一个人格化、宇宙化、心性化了的至圣。

从根本上看，道统可以被视为像孔子一样对文化传统的担当意识和使命感。当中国文化“花果飘零”时，最能自觉承担和维系文化命脉的，正是这样一些有道统意识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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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学统中的孔子

儒生们读经不只是为了传承知识，而且要通经致用，以经中的智慧来解决现实中的问题，所以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

六经本为孔子时代人们的共同文化遗产，经孔子编定、儒者相守，传经似乎成了儒家独有的事业。依凭经学的解释和传承，儒家建立了自己的学统。孔子和“六经”，成为儒家最重要的支柱。以孔子为师与以六经为法，成为后世儒家乃至于整个传统社会的两大价值标准。

在孔、孟、荀以及后儒的逻辑中，经是道的载体，是圣人心意所寄。 “道——经——圣”是三位一体的，“道统——学统——政统”是一体的。孔子所整理、众儒所传的经，成为一切智慧和标准的容器。

在这种意识的支撑下，人们把一切问题都附着于“圣——经——道”的系统中演绎发挥。圣人经典中似乎包含着解决社会人生所有问题的普遍法则，圣人似乎拥有无所不能的智慧来解决社会人生的所有问题。对儒者来说，孔子是执薭矩之道衡量天下的标准制定者。对普通民众来说，孔子就是生活宝典。对小朋友来说，这个功能就好像机器猫，通过它可以找到你想要的一切。

“经”也因此具有实践的品格，儒生们读经不只是为了传承知识，而且要通经致用，以经中的智慧来解决现实中的问题。所以，汉代儒者能够以《春秋》断狱，宋代则有一个著名的传说“半部论语治天下”。赵普是宋代太祖、太宗两朝的宰相。据说，他平生只读一本书，就是《论语》。而且这一部《论语》在两个皇帝那儿还能派上不同的用场，“以半部佐太祖定天下，以半部佐陛下致太平”。古人对这个传说是深信不疑的，依据就是相信经中包含了全体智慧，包含了人生和社会问题的全部答案。

罪者：作为“罪人”的孔子

太平天国运动拉开了近代以来批孔思潮的序幕，它鞭挞、妖魔化孔子的方式也屡屡为后世所效仿。但在某种程度上，新文化运动的反孔实际上成为一种“救出孔夫子”的运动。

近代以来，中国的社会文化发生了千年来未有之大变，而孔子形象也发生了逆转性变化，由千古一人的圣人形象变成了千古罪人。

孔子形象由“圣人”到“罪人”的转折，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逻辑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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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原因是，近代的一系列挫折和失败所激发的救亡图存的反省和努力。鸦片战争失败后，一开始我们认为失败的原因在武器，于是办制造局、造船厂、北洋海军等。但后来甲午战争又失败了，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所以认为罪在科学技术缺失，于是又兴学校、建铁路、办实业，可是又失败了。到了庚子事变来了八国联军，认为罪在政治制度，是政治不对，于是我们变法，我们立宪、革命。这都是从政治上改变的。但是辛亥革命以后，中国依然没有变，所以人们开始反省，在政治背后还有文化，于是我们最后认为罪在文化，就有了新文化运动。

当“中国为什么落后”这个问题的答案最终落到文化上时，下一步的逻辑很自然会牵连到儒教和孔子。儒教是中国文化的主干，孔子是对中国文化影响最大的千古一人。如果中国社会的问题在中国文化，那么中国文化的问题首先在儒教，儒教的问题首先在孔子。 “罪在孔子”就是顺着这个历史叙事逻辑迟早要得出的结论。

从考察孔子形象的角度来看，对孔子形象改变最大，把孔子由千古一人的圣人变成“罪者”最有力的，有三次运动：太平天国、新文化运动和批林批孔运动。

太平天国是近代以来第一场把孔子直接作为批判对象的运动。太平军所到之处，焚毁孔庙，砸碎孔子牌位、塑像。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专门设立“删书衙”。洪秀全亲自主持删改儒家经书，将《论语》中的“夫子”改为“孔某”，把“子曰”改为“孔某曰”，把“四书”、“五经”视为“妖书”。太平天国运动拉开了近代以来批孔思潮的序幕，它鞭挞、妖魔化孔子的方式也屡屡为后世所效仿。

第二次是新文化运动。由于“打倒孔家店”口号在后来的流行，人们对新文化运动的第一印象就是激烈反孔。但我们这里有两点需要特别说明。一是“打倒孔家店”并不是新文化运动及其之后文化运动中，最能概括其宗旨的口号。这个口号的出处是胡适1921年为《吴虞文录》所写的序，文中称赞吴虞是“‘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以后为适应人们对于五四运动的简单化理解，“打倒孔家店”成为它的标签式口号。二是新文化运动中的反孔，是针对孔教会和军阀的“尊孔”而来，有其明确的批评背景和对象，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策略性。如果平心静气地考察新文化运动中学者们对孔子的观点，我们就会发现，他们把孔子本人与历代为孔子披上的外衣分开，特别是把被政治人物涂抹成的孔子的 “素王”面具拿掉。在某种程度上，新文化运动的反孔，实际上成为一种名义上“打孔家店”、实则是要“救出孔夫子”的运动。

在这个意义上，新文化运动的批孔，恰是给孔子的形象“解毒”，是把千百年来累加积存在孔子身上的毒素清除掉。在那个背景下，尊孔之人恰是伤害孔子之人，而批孔之人却是“拯救”孔子之人。

如果说太平天国的批孔运动开辟了批孔的可能性，新文化运动提供了批孔的文化正当性，文革的批孔则使批孔具有了社会普及性。此后，孔子的形象产生了巨大的改变，成为人人可以践踏的罪人“孔老二”。

值得一提的是，在批孔的滔滔洪流中，也有人能不为所动，依然故我，坚持表达对孔子的敬意。如梁漱溟先生在运动中被一再要求发言后，写了一篇几万字的长文《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坚持对孔子文化贡献的肯定。这样的事例虽然不多，却足以维系文化于不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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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者：作为文化符号的孔子

作为使者的孔子有两个功能：第一，代表中国跟世界对话，成为国际上认知度最高的一个中国文化符号；第二，代表了中国文化的一个正统，具有凝聚人心的作用。

孔子并不只是中国人自己的孔子。首先，它早已是东亚的孔子，他的思想很早就传入朝鲜、日本、越南等国。其次，在16、17世纪以后，孔子的学说和形象经由传教士的介绍和翻译传到欧洲，并且在欧洲文化中几经变化，成为代表中国文化最著名的一个符号。

17世纪，西方对孔子极度崇拜，对中国极度崇拜，认为中国是一个不需要借助宗教，用孔子的理性就能治理国家的地方。但到了19世纪，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失败后，孔子的形象一落千丈，中国的形象就是停滞、落后、非理性、狂暴、不进步等等。迄今为止，中国在世界文化中的形象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扭转。

这是我们今天在国际上讲孔子时所必须考虑的：当我们在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的时候，要考虑到在西方文化架构中孔子以及中国文化的形象，再来跟西方进行对接和沟通。这样，一个作为使者的孔子，才不会传递错误的信息。

作为使者的孔子有两个功能：第一，代表中国跟世界对话，成为国际上认知度最高的一个中国文化符号；第二，代表了中国文化的一个正统，具有凝聚人心的作用。近年来，一些海外华人学者认为中国文化的正统已不复存在。比如余英时先生认为，中国文化就是一个游魂，儒家思想跟我们的日常生活一点关系都没有了。但是我想，如果他对中国真正了解，他会知道事实并非如此，因为我们日常生活中对于天伦的重视、对于家庭的重视、对于教育的重视，依然是儒家式的。

最后我想说的是，今天我们要跟孔子对话，首先就要拆解已被凝固化的孔子形象。同时要认识到，那个曾经活生生存在着的孔子，永远是我们需要不断返回的。我们所能够认知的孔子永远是已经被塑造过的形象，所以我们只能按照这个形象再继续跟孔子对话。还有，我们今天再看孔子要有一个新的视野，比如杜维明先生就在现代的视野之下，把孔子塑造成一个不断进行自我修养和创造性转换、趋于完美但永远不是最完美的人，然后把中国文化对于天地、自然、自我、社群的态度重新进行阐释。我觉得这非常重要。我希望，我们也能用这种视野来重新看待孔子。

（根据录音整理，经演讲者审阅，解放日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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