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六張面孔

    王德岩 1971年出生，畢業於北京大學哲學系，獲哲學碩士、哲學博士學位。現為北方工業大學中文系主任、副教授，審美文化研究所所長。主要研究方向為美學和中國文化。近年來研究興趣集中在中國文化符號的知識考古、現代文化建構中的傳統以及禪宗美學等。著有【漢語美學】、【叔本華】、【明明白白參點禪】、【中國文化概論】等專、譯著5部，發表論文20餘篇。

孔子是中國文化中最複雜的文化符號，也是蘊含中國人情感和想像最複雜的文化形象。清理孔子的形象及其背後所蘊含的意義，對於我們認識孔子，認識中國文化，特別是認識我們自己，有着十分重要的意義。

今天我想從六個方面來解讀『孔子』這一文化符號。這六個方面對應着其2500年來形成的六張面孔：師者、王者（素王）、至聖、學者、罪者和使者。這六張面孔是在不同歷史階段的孔子的形象建構。我們只有順着這些面具，拆解了這些面具，以我們當下的存在感和視野與孔子對話，才可能建構出一個當下的孔子。

師者：作為『先師』的孔子

2000多年來，流傳過很多種孔子的畫像和塑像，但大家最認可、最親切的還是傳為唐代吳道子所畫的『先師孔子行教像』，親切和善，『恭而安』，符合人們對於教師的一切想像。

『師』是孔子最被認可的角色。

首先是他自己最認可。孔子從來不認為自己是聖人，聖人的頭銜是弟子以及後人加在他頭上的，但是他非常認可老師的身份。他說：『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 』（【論語·述而】）

其次是大眾認可。 2000多年來，流傳過很多種孔子的畫像和塑像，但大家最認可、最親切的還是傳為唐代吳道子所畫的『先師孔子行教像』。這是一個白鬍子老人，寬袍大袖，親切和善，『恭而安』，符合人們對於教師的一切想像。

孔子的『先師』形象如此深入人心，首先源自他首開私學的創舉，為社會不同階層的人提供了受教育的機會。在孔子之前的時代，知識掌握在王官手中，受教育是貴族的特權。孔子將其所學向社會各階層開放。眾多不同年齡、不同國別、不同出身、不同性格的弟子聚集到孔子門下，被教育成有用之材。據【史記·孔子世家】記載，孔子『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成為中國教育者永遠追想、仰慕的典範。

更重要的是，孔子為我們留下了可以永為後世效法的教育原則和教育風範。其中，最偉大的兩條是『有教無類』和『因材施教』。除此之外，孔子提出的不憤不啟、學思結合、溫故知新、君子不器等教學原則，也都對後世影響深遠。

孔子的『先師』地位在後世是受到制度保障的，比如漢代郡縣學校制度、通經入仕制度，以及後世更為完善的科舉制度等。從國家層面的太學、國子監，到州、縣一級的學校、各類學院乃至私塾，無不敬奉孔子。學生入學的第一件事，一定是拜孔子。在傳統中國，孔子既是所有教師的職業祖師，也是所有學生的第一老師。

歷史圖集

歷史要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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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者：政統中的孔子

歷代王朝都把尊孔當做一件不能不做的大事，因為這牽涉到『政治正當性』，能帶來政治認同。

孔子生前從未為王，他自己也從未想過為王，但很多人認為孔子應當為王。一代代儒者矢志不渝地努力着，於是在其死後500年，孔子成為了『素王』；在其死後1000多年，他被正式封為『文宣王』。歷代王朝都把尊孔當做一件不能不做的大事，因為這牽涉到『政治正當性』，能帶來政治認同。

孔子本人在現實的政治活動中並不成功。非但孔子，整個儒家在春秋戰國時代的現實政治中都不成功。

儒家在漢代第一次取得了夢寐以求的政治地位。陸賈所說的『（天下）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叔孫通所說的 『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基本上刻畫了人們對儒家在政治格局中功能和地位的認識。但真正確立儒家地位的，是儒家為新王朝進行的文化設計，也是儒家為孔子所設計的新的文化形象：『素王』。

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以及漢代大量緯書將孔子刻畫為一個 『素王』，這個形象的依據是這樣的：依『五德始終說』，夏金尚白，殷水尚黑，周木尚蒼，繼周而起者必為赤帝子，而孔子作為黑帝子，不能繼周而王。秦為閏位，非正統，真正繼周而王的是赤帝子漢。作為黑帝子的孔子降生不能空降，他擔負了為赤漢製法的特殊文化政治使命。這就是說，孔子的製法與漢帝的王位理應合而為一，實乃天命的雙生子。當孔子所制之法與漢帝的王位結合，文化為政治提供了正當性。

漢儒完成了素王孔子形象的塑造。尊孔的制度化，則支撐住了孔子在政統中的地位。這種制度化的活動在國家的層面包括三項：修廟、封諡和祭孔。東漢以後，帝王尊祀孔子的活動常規化、制度化，孔子日益深入人心，可以為帝王的統治帶來文化和政治的合法性和認同感。

政治化儒家的最後一次曇花一現，是在民國。袁世凱準備定孔教為國教。於是，康有為成立了孔教會，以仿基督教的方式成立孔教，把孔子立為教主，並對孔子的意義做了很多闡發。比如他在【偽經考】、【改制考】、【大同書】裏面就把孔子定為『萬世教主』。這個形象抬得很高，但也跌得很慘。新文化運動因此而起，狠打孔家店。

儒家跟政治的關係，有以下幾個側面。第一，儒家之所以成為中國文化的正統，在於它能夠給中國歷代的政權提供統治的合法性和教化能力。道本身要跟權結合，權一定要有道來確認其合法性。第二，儒家本身的理念跟權力之間是有張力、有衝突的。對權力來說，皇權至尊，但對於儒家來說，『天地間，至尊者道』。一些優秀的儒家以道抗權，以道抗位，在衝突中顯現儒家自身的獨立性和文化尊嚴。第三，衝突的情況畢竟總體上很少。在傳統中國社會中，儒家在跟王權的糾葛中總是處於弱勢，結合得越久弱勢就越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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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聖：道統中的孔子

孔子為自己確定的形象，並不是一個生而知之、南面為王的聖人。但是，孔子身上確實有某些特殊氣質，使他異於常人。

政統中的孔子，並非儒家自己內心最認同的行當和本色。道統中的孔子，才是儒者最核心的關懷。

孔子本人從不認為自己是聖人。【論語】裏面的孔子對聖人有幾點基本的看法：第一，聖人是在位的，一定是做王才是聖人，比如堯舜禹；第二，聖人天生做聖；第三，就是 『聖作賢述』，凡是創作的叫『聖』，把這個創作進行陳述的就是『賢』。

所以，依這個標準來看，孔子顯然屬於賢人而非聖人。孔子為自己確定的形象，就是一個好學不厭、誨人不倦的學者、老師，並不是一個生而知之、南面為王的聖人。

但是，孔子身上確實有某些特殊氣質，使他異於常人。比如，他具有強烈的使命感和對自己文化有所擔當的自信。當他的生命受到桓?的威脅時，他說：『天生德於予，桓?其如予何？ 』（【論語·述而】）當他在匡被圍，說：『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論語·子罕】）

司馬遷【史記】中所記的孔子，也讓人感受到強烈的天命感和神秘感。這使他具有成為聖人的質素。

孔子成聖是後來被塑造出來的。【論語】裏面，子貢是孔子最大的宣傳者。他說孔子是『天縱之將聖』，像日月一樣等等。到了孟子和荀子，才真正把孔子認定為聖人。但那時候的『聖人』的含義是，能把人做到了極點那就是一個聖人，就是人倫之至，所謂的盡倫者也。這一點確立了後來我們一個基本的聖人觀。漢代司馬遷把孔子視為文化的至聖，董仲舒將孔子尊為政治的素王，他們奠定了聖人的文化內涵。

到了宋明時期，理學家們塑造了一個內化的聖人形象，建立了一個以心傳心的道統。

道統的雛形，出現於孟子的說法中。孟子建立了一個聖人譜系，以500年作為一個天命輪轉的周期。同樣，司馬遷也有一個500年輪轉的意識。司馬遷之後，一直到唐代的韓愈，才試圖把道統建立起來。韓愈上接孟子，建立了一個道統譜系。

宋代儒家的道統建構不再是一個單純的傳承線索，而是有其心性論的依據，有新的經典依據，有新的聖人系統。心性論的依據在於其『虞廷傳心』傳說的建立，即【古文尚書·大禹謨】中所謂『虞廷十六字』——『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這被認為是自古以來聖人相傳的心法，也就是道統的真正實質。

宋明儒者塑造了一個新的孔子形象：他是人倫的極致。雖在人倫的範圍，他的仁心卻能夠包含宇宙，『渾然與萬物同體』。這是一個人格化、宇宙化、心性化了的至聖。

從根本上看，道統可以被視為像孔子一樣對文化傳統的擔當意識和使命感。當中國文化『花果飄零』時，最能自覺承擔和維繫文化命脈的，正是這樣一些有道統意識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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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學統中的孔子

儒生們讀經不只是為了傳承知識，而且要通經致用，以經中的智慧來解決現實中的問題，所以有『半部論語治天下』之說。

六經本為孔子時代人們的共同文化遺產，經孔子編定、儒者相守，傳經似乎成了儒家獨有的事業。依憑經學的解釋和傳承，儒家建立了自己的學統。孔子和『六經』，成為儒家最重要的支柱。以孔子為師與以六經為法，成為後世儒家乃至於整個傳統社會的兩大價值標準。

在孔、孟、荀以及後儒的邏輯中，經是道的載體，是聖人心意所寄。 『道——經——聖』是三位一體的，『道統——學統——政統』是一體的。孔子所整理、眾儒所傳的經，成為一切智慧和標準的容器。

在這種意識的支撐下，人們把一切問題都附着於『聖——經——道』的系統中演繹發揮。聖人經典中似乎包含着解決社會人生所有問題的普遍法則，聖人似乎擁有無所不能的智慧來解決社會人生的所有問題。對儒者來說，孔子是執薭矩之道衡量天下的標準制定者。對普通民眾來說，孔子就是生活寶典。對小朋友來說，這個功能就好像機器貓，通過它可以找到你想要的一切。

『經』也因此具有實踐的品格，儒生們讀經不只是為了傳承知識，而且要通經致用，以經中的智慧來解決現實中的問題。所以，漢代儒者能夠以【春秋】斷獄，宋代則有一個著名的傳說『半部論語治天下』。趙普是宋代太祖、太宗兩朝的宰相。據說，他平生只讀一本書，就是【論語】。而且這一部【論語】在兩個皇帝那兒還能派上不同的用場，『以半部佐太祖定天下，以半部佐陛下致太平』。古人對這個傳說是深信不疑的，依據就是相信經中包含了全體智慧，包含了人生和社會問題的全部答案。

罪者：作為『罪人』的孔子

太平天國運動拉開了近代以來批孔思潮的序幕，它鞭撻、妖魔化孔子的方式也屢屢為後世所效仿。但在某種程度上，新文化運動的反孔實際上成為一種『救出孔夫子』的運動。

近代以來，中國的社會文化發生了千年來未有之大變，而孔子形象也發生了逆轉性變化，由千古一人的聖人形象變成了千古罪人。

孔子形象由『聖人』到『罪人』的轉折，既有歷史的原因也有邏輯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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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的原因是，近代的一系列挫折和失敗所激發的救亡圖存的反省和努力。鴉片戰爭失敗後，一開始我們認為失敗的原因在武器，於是辦製造局、造船廠、北洋海軍等。但後來甲午戰爭又失敗了，北洋海軍全軍覆沒，所以認為罪在科學技術缺失，於是又興學校、建鐵路、辦實業，可是又失敗了。到了庚子事變來了八國聯軍，認為罪在政治制度，是政治不對，於是我們變法，我們立憲、革命。這都是從政治上改變的。但是辛亥革命以後，中國依然沒有變，所以人們開始反省，在政治背後還有文化，於是我們最後認為罪在文化，就有了新文化運動。

當『中國為什麼落後』這個問題的答案最終落到文化上時，下一步的邏輯很自然會牽連到儒教和孔子。儒教是中國文化的主幹，孔子是對中國文化影響最大的千古一人。如果中國社會的問題在中國文化，那麼中國文化的問題首先在儒教，儒教的問題首先在孔子。 『罪在孔子』就是順着這個歷史敘事邏輯遲早要得出的結論。

從考察孔子形象的角度來看，對孔子形象改變最大，把孔子由千古一人的聖人變成『罪者』最有力的，有三次運動：太平天國、新文化運動和批林批孔運動。

太平天國是近代以來第一場把孔子直接作為批判對象的運動。太平軍所到之處，焚毀孔廟，砸碎孔子牌位、塑像。太平天國定都天京後，專門設立『刪書衙』。洪秀全親自主持刪改儒家經書，將【論語】中的『夫子』改為『孔某』，把『子曰』改為『孔某曰』，把『四書』、『五經』視為『妖書』。太平天國運動拉開了近代以來批孔思潮的序幕，它鞭撻、妖魔化孔子的方式也屢屢為後世所效仿。

第二次是新文化運動。由於『打倒孔家店』口號在後來的流行，人們對新文化運動的第一印象就是激烈反孔。但我們這裏有兩點需要特別說明。一是『打倒孔家店』並不是新文化運動及其之後文化運動中，最能概括其宗旨的口號。這個口號的出處是胡適1921年為【吳虞文錄】所寫的序，文中稱讚吳虞是『「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以後為適應人們對於五四運動的簡單化理解，『打倒孔家店』成為它的標籤式口號。二是新文化運動中的反孔，是針對孔教會和軍閥的『尊孔』而來，有其明確的批評背景和對象，有很強的針對性和策略性。如果平心靜氣地考察新文化運動中學者們對孔子的觀點，我們就會發現，他們把孔子本人與歷代為孔子披上的外衣分開，特別是把被政治人物塗抹成的孔子的 『素王』面具拿掉。在某種程度上，新文化運動的反孔，實際上成為一種名義上『打孔家店』、實則是要『救出孔夫子』的運動。

在這個意義上，新文化運動的批孔，恰是給孔子的形象『解毒』，是把千百年來累加積存在孔子身上的毒素清除掉。在那個背景下，尊孔之人恰是傷害孔子之人，而批孔之人卻是『拯救』孔子之人。

如果說太平天國的批孔運動開闢了批孔的可能性，新文化運動提供了批孔的文化正當性，文革的批孔則使批孔具有了社會普及性。此後，孔子的形象產生了巨大的改變，成為人人可以踐踏的罪人『孔老二』。

值得一提的是，在批孔的滔滔洪流中，也有人能不為所動，依然故我，堅持表達對孔子的敬意。如梁漱溟先生在運動中被一再要求發言後，寫了一篇幾萬字的長文【今天我們應當如何評價孔子】，堅持對孔子文化貢獻的肯定。這樣的事例雖然不多，卻足以維繫文化於不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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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者：作為文化符號的孔子

作為使者的孔子有兩個功能：第一，代表中國跟世界對話，成為國際上認知度最高的一個中國文化符號；第二，代表了中國文化的一個正統，具有凝聚人心的作用。

孔子並不只是中國人自己的孔子。首先，它早已是東亞的孔子，他的思想很早就傳入朝鮮、日本、越南等國。其次，在16、17世紀以後，孔子的學說和形象經由傳教士的介紹和翻譯傳到歐洲，並且在歐洲文化中幾經變化，成為代表中國文化最著名的一個符號。

17世紀，西方對孔子極度崇拜，對中國極度崇拜，認為中國是一個不需要藉助宗教，用孔子的理性就能治理國家的地方。但到了19世紀，中國在鴉片戰爭中失敗後，孔子的形象一落千丈，中國的形象就是停滯、落後、非理性、狂暴、不進步等等。迄今為止，中國在世界文化中的形象並沒有從根本上得到扭轉。

這是我們今天在國際上講孔子時所必須考慮的：當我們在向世界傳播中國文化的時候，要考慮到在西方文化架構中孔子以及中國文化的形象，再來跟西方進行對接和溝通。這樣，一個作為使者的孔子，才不會傳遞錯誤的信息。

作為使者的孔子有兩個功能：第一，代表中國跟世界對話，成為國際上認知度最高的一個中國文化符號；第二，代表了中國文化的一個正統，具有凝聚人心的作用。近年來，一些海外華人學者認為中國文化的正統已不復存在。比如余英時先生認為，中國文化就是一個遊魂，儒家思想跟我們的日常生活一點關係都沒有了。但是我想，如果他對中國真正了解，他會知道事實並非如此，因為我們日常生活中對於天倫的重視、對於家庭的重視、對於教育的重視，依然是儒家式的。

最後我想說的是，今天我們要跟孔子對話，首先就要拆解已被凝固化的孔子形象。同時要認識到，那個曾經活生生存在着的孔子，永遠是我們需要不斷返回的。我們所能夠認知的孔子永遠是已經被塑造過的形象，所以我們只能按照這個形象再繼續跟孔子對話。還有，我們今天再看孔子要有一個新的視野，比如杜維明先生就在現代的視野之下，把孔子塑造成一個不斷進行自我修養和創造性轉換、趨於完美但永遠不是最完美的人，然後把中國文化對於天地、自然、自我、社群的態度重新進行闡釋。我覺得這非常重要。我希望，我們也能用這種視野來重新看待孔子。

（根據錄音整理，經演講者審閱，解放日報有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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