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重視石刻文物 石刻作為一種重要的文物形式,與陶瓷器、金屬器、紙本類共同構成了我國歷史文物的四大主幹。從最早的河南、黑龍江、內蒙古、新疆、甘肅、寧夏、雲南、貴州等地原始社會的古代崖畫,到周代的石鼓文,從秦始皇、秦二世東巡刻石,再到漢唐、明清時期的碑碣、墓誌、摩崖、造像、經幢、塔銘、畫像石等。如此豐富的石刻文物,包含了自遠古至近代以來的各種文獻資料,所載內容涵蓋了社會的方方面面,凡氏族人物、典章經制、山川地理、風土人情、災害祥瑞、宗教道派、文化教育、思想學說等無所不包。從書體上看,有古籀文、篆書、隸書、楷書、行書、草書等,特別是保存了大量各朝代的異體字,是中國文字發展史和書法史的重要資料。從文體上看,它包括有歌功頌德、記人載事的贊、頌、記、志、銘等,各種經典文集、詩歌雜詠以及題名、盟書、地圖、譜系、楹聯、咒符、藥方等。石刻與藏之於秘府的典籍不同,它銘之於石,公之於眾,記錄着各個歷史時期的社會狀況,所揭示的史實也較為可靠,可以作為訂正古籍的有力證據和補充經史的珍貴資料,其價值不下於甲骨文之於商周史,流沙墜簡之於漢史。茲以儒家石經為例,對其在中國文化傳承中的作用加以說明。 漢代立五經於學官,各家經文皆憑所見而無供傳習的官定經本,博士考試亦常因文字異同而引起爭端。為了統一定本,避免爭端,東漢靈帝熹平四年(175年),蔡邕等人奏求正定五經文字,得到靈帝許可。於是,參校諸家經書,由蔡邕等將【易經】【尚書】【詩經】【周禮】【春秋】【公羊傳】【論語】七部儒家經典刻於碑石之上,立於洛陽城南太學門外,此即熹平石經,開中國儒家石經之先河。此後,又有曹魏正始石經、唐開成石經、後蜀廣政石經、北宋嘉祐石經、南宋紹興石經與清乾隆石經。七朝石經所刻經目有所不同,熹平石經刻【易經】等七部;正始石經刻【尚書】【春秋】與【左傳】;開成石經刻【易經】【尚書】【詩經】【周禮】【禮記】【儀禮】【論語】【孝經】【爾雅】【左傳】【穀梁傳】【公羊傳】十二經;廣政石經刻【易經】【詩經】【尚書】【儀禮】【禮記】【周禮】【春秋左氏傳】【孝經】【論語】【爾雅】十經;嘉祐石經刻【易經】【詩經】【尚書】【春秋】【周禮】【禮記】【孝經】【論語】【孟子】九經;紹興石經刻【易經】【尚書】【詩經】【左傳】和【禮記】;乾隆石經刻【易經】等十三經。除了開成石經、乾隆石經及紹興石經的大半至今尚存外,其他則多殘毀湮沒。兩漢今古文經學的爭論一直為歷朝尤其是清代學者所關注,並融入到近代古史辨的學潮中,衍化成古書真偽之爭。由於無法一睹漢代文本之真,爭論似永無結果。20世紀20年代,漢魏石經殘石在洛陽的出土引起學界極大轟動,王國維、羅振玉、馬衡等人相繼對之展開研究,推排復原,初步揭開了漢魏石經的真面貌。不僅讓我們目睹今文經本原貌、今古文經本差異,並可由此窺探兩漢經學的發展狀況以及秦漢以前經本流傳中的錯訛。七朝儒家石經是官方欽定的文本,從經文文本到書寫文字都體現出時代的標準,具有歷史、文化和藝術的多重價值,可補證經文是非與歷史事實,對研究經學史、政治史、書法史等都有着極大的學術價值。石經作為儒家經典的重要載體,承載着中華思想文化的精髓,對於當今繼承和弘揚傳統文化、發掘儒家經典的現代價值,更有着不可忽視的歷史與現實意義。 石刻是一種載體特殊的文物,相對於其他文物而言,它體積大,質量重,難以移動,易於毀損,保存難度較大。歷史上對石刻的破壞,既有天災(如風雨剝蝕、雷擊、地震、洪水、大火等),又有人禍(如損毀、椎拓、取石改作他用等)。因此,歷經千百年而能留存至今者,彌足珍貴。對於這些倖存的石刻文物,我們理應高度重視,保護好,不能再讓它們受到任何損害,這就涉及到石刻文物的保護問題。自新中國成立以來,包括石刻在內的各種文物,日益受到相關部門及有識之士的高度重視,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加以保護。以西安碑林為例,對石刻文物的保護、管理、宣傳及研究都做得比較出色,不僅建立專門碑室、碑廊與碑亭,對所藏石刻文物加以集中保護,而且還出版了以碑石文物為研究對象的專業性學術年刊——【碑林集刊】,在石刻研究方面為學界構建了便捷良好的資料平台,促進了石刻研究的縱深發展。然而,從全國範圍總體來看,石刻文物的保護工作還十分不夠,現狀令人堪憂。近日,筆者親赴某千年古剎考察,寺內石刻林立,數量眾多。山門內東側有一處小規模的石刻群,然而僅僅是將部分碑刻集中在一起,毫無保護措施,任憑風吹日曬、遊客摩挲、椎拓甚至攀爬,致使石面磨泐嚴重,至於整理與研究,更是闕如。筆者認為,目前石刻文物保護存在問題主要有三:一是保護意識不夠。許多文物管理人員並未受過專業訓練,文化素養較低,保護意識淡薄,意識不到石刻文物的價值,對於石刻文物的損毀與破壞,顧若罔聞。二是管理不善。一些文物部門管理混亂,規章制度不健全,管理人員責任心不強,對於本單位的『家珍』不甚了解,保護工作無從談起。更有甚者,為了創收,利用職權之便,捶拓、銷售拓片,造成石刻文物的破壞。三是資金缺乏。儘管國家逐年加大文物保護資助力度,但對於基層的文物單位來說,經費仍比較匱乏,未能有效地實施石刻文物保護措施。 保護、搶救石刻文物的工作刻不容緩,不能再耽擱下去,否則,一些石刻會真的消失在我們的視野之外。保護文物是時代賦予我們的神聖使命,絕不能讓祖先留下的寶貴精神財富毀於我們手中。 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文物工作會議中指出:『切實加大文物保護力度,推進文物合理適度利用,使文物保護成果更多惠及人民群眾。』他對新時期我國文物工作提出明確要求,在文物界、學術界及各級文物部門中引起熱議。所以,如何發掘石刻文物的當代價值,從而獲得更好的發展,便成為一項重要議題。筆者有這樣幾點想法: 第一,石刻文物是中國文化的重要物質載體,蘊含着優秀傳統文化的思想精華和道德精髓,也包含着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所以,我們應該發掘石刻文物中的傳統思想文化、教育資源。例如,石刻中的家規誡言、德厚流光之人的碑傳事跡等等,都可以作為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要素材。 第二,我們國家目前正在實施文化建設、文化復興、文化強國的戰略,這就需要發掘、建設區域文化。實際上,一通石刻,見微知著,從中可以看出區域文化逐漸吸收其他地區文化,獲得本土文化發展進步的過程。所以,我們應發掘石刻中蘊涵的區域文化信息,推進區域文化建設,從而實現中華文化的復興。 第三,發掘石刻文物的旅遊文化資源。石刻是我國寶貴的文物,很多具有較高的藝術價值,在文博研究中佔有重要的地位。近年來,隨着旅遊業的進一步發展,文化旅遊日益興起,石刻文物成為一種重要的旅遊資源。以山東石刻文物為例,如現存曲阜漢魏碑刻陳列館的【韓敕造禮器碑】【乙瑛置守廟百石卒史碑】【泰山都尉孔宙碑】【史晨奏祀饗廟碑】【博陵太守孔彪碑】【魯郡太守張府君清頌之碑】,位於泰安岱廟的【漢故谷城長盪陰令張遷碑】【任城太守孫夫人碑】,位於汶上寶相寺的【衡方碑】,嘉祥武氏祠畫像石,長清孝堂山畫像石,等等,都極其具有欣賞價值,吸引了眾多海內外遊客的目光。所以,發掘石刻的旅遊文化資源,也是發掘石刻文物當代價值的一項重要內容。 第四,舉辦石刻文物展覽,見證歷史,以史鑑今,啟迪後人。同時,高度重視石刻志書的修撰,讓石刻文物說話,讓石刻銘辭活起來,把歷史智慧傳給後人,激發我們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堅定全體人民振興中華、實現中國夢的信心和決心。 總之,石刻作為一種重要的傳播載體,對中國文化的傳承發揮了重要作用。一方石刻如同一面史冊,記載着彼時彼地的各種歷史事實,可考證史籍,輔翼經史,是保存文明的功臣。所以,石刻文物應該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要留住中國文化之根,守住中華民族之魂,在習近平總書記的關心關懷下,在各級黨委政府和廣大文物工作者共同努力下,我國石刻文物事業必將擁有更美好的未來,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中發揮獨特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