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學者燕園論道·從山水藝術中能否找回中國的傳統？

12月18日，由上海喜瑪拉雅美術館主辦、王純傑策劃的山水社會測繪未來主題展覽從威尼斯、重慶、西安、上海，抵達了巡展的終點站北京山水美術館。同一天，由上海喜瑪拉雅美術館與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合作的名為【山水社會：一般理論及相關話題】的論壇在北大靜園舉行，社會學、人類學、哲學、藝術史、經濟學等不同學科的學者，圍繞着山水社會展開討論。

山水藝術與現代東西方的精神危機

11月18日上午的討論由北京大學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教授王銘銘開始。王銘銘做了題為【山海經的廣義人文關係體系及其本體論啟迪】的演講。在演講中王銘銘介紹了【山海經】所反映的上古時代中國人的宇宙觀。王銘銘說【山海經】是通過地理來界定人間和上界的關係，四方和中心的構成，由此形成了五方秩序。在【山海經】的敘述中，人、神、物和自然之間沒有清晰的等級關係，沒有上帝高於人、人高於萬物的西方基督教思想，這和莊子的齊物有相似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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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銘銘本文圖片均為喜瑪拉雅美術館及北京大學文研院供圖

王銘銘進一步引用【山海經註疏】，認為山海經代表了一種自然-文化的多元主義。例如郭璞在【山海經敘】中曾說過的萬物不自異，待我而後已。因此，對待山海經中的怪物時，也不應該感到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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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迪安

范迪安現任中央美術學院院長范迪安在討論環節對王銘銘的研究做出了延伸，將【山海經】的討論引向藝術實踐領域。范迪安表示，近兩年很多藝術家從【山海經】中尋找靈感。他們以山海經為藍本，為森林、植物、神靈賦予了新的造型。這是將上古神話傳說進行藝術的造型和展覽的再思考和再解讀。對於上古地理志、自然地理和人文之間的關係將會成為新的學術熱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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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敬東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渠敬東和復旦大學哲學學院教授孫向晨將中國宇宙觀與西方宇宙觀的發展脈絡進行比較，由此引出了中國精神傳統與西方精神傳統的討論。

渠敬東以【山水與現代中國的精神危機】為題，從1854年梭羅的【瓦爾登湖】講起。渠敬東認為【瓦爾登湖】和此前5年梭羅寫的【論公民的不服從義務】有着密切聯繫，其實是對於這篇文章中政治看法的解釋。梭羅認為，公民的不服從不在政治理論中，而是內在於每個人的自然系統。渠敬東認為梭羅的論點其實是整個十九世紀中期思想家討論工業社會和現代性社會危機的重要前提：現代社會中，不能僅有政治、經濟和社會等方面，還應該有個人內心的自然王國，構成人精神存在的重要部分。這個是人、神、物分離的現代社會的核心所在。中國的原初文明也是在此基礎上發展出來的。

類似的，費孝通曾論述過中國的士大夫。費孝通認為自然王國是士大夫內在的強大的精神系統，是他們自我建構的一個理想世界。對於中國的士大夫而言，存在兩個系統：歸隱的系統和正統的政治系統。歸隱山林因為成為了仕人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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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畫家郭溪【早春圖】

而錢穆也曾在【中國社會學略論】中講過城市、鄉鎮、江湖和山林四中類型。錢穆認為城市是政治核心的本質，鄉鎮和城市雖然已經產生了一種分離，構成了退隱的一種想像，但是遠遠不夠，不能架構一個完整的仕人理想，因此有了山林。從這個角度來看，中國的山水本質上是反社會的。從山水傳統到中國的山水畫，渠敬東認為中國古代的繪畫反映的實則是仕人內心的精神寫照，反映了心境和自然的造化。因此，中國古代的繪畫很大程度上是仕人的繪畫，而非職業畫家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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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達主義代表杜尚作品，自行車輪

接着渠敬東講到中國的現代藝術的起源和西方現代文明的瓦解。渠敬東認為中國現代藝術的起點是西方現代藝術問題繁多的時期，是對西方社會在世紀末的焦慮處境和人的境況危機的照搬。比如以杜尚為代表的達達主義，比如拼貼，編碼和解碼。中國人在傳統和現代社會中都沒有經歷這些，卻直接把這些經驗拿來用，構成自己現代藝術。這時候，藝術就變成了關於當下的藝術，它們是片段、是荒誕、是陌生化的和瞬間產生距離感的形態，是瞬間的深度。因此，怎樣重新找回中國，怎麼在現實的世界和傳統的世界之間進行接洽，就成了亟待思考和解決的問題。

在這樣的危機時刻，重新思考中國傳統中的山水精神就有了重要的意義。渠敬東認為中國現在面臨的是思想和藝術的雙重反傳統，第一是中國接納了西方的反傳統，與此同時中國又把自己的傳統抹掉。可這是危機，也是機遇，面對這種情況，一方面我們可以在西方的傳統裏反思，另一方面，我們可以把西方本身理解為一種危機，從而回到中國的傳統中，在雙重的超越上重新建構完整的山水，重新找回中國的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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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向晨

和渠敬東類似的，孫向晨做了題為【山水藝術的超越性意義與當代社會的精神危機】演講。孫向晨首先談到他對山水社會這個詞語的第一印象擰巴。孫向晨覺得這個名稱可以被視為一個典型的概念裝置藝術，是一種把不同材質的東西焊接在一起的嘗試。

接着孫向晨表示山水在中國的超越性意義並非上帝，而是一種整全的價值觀，包含一系列的價值觀和判斷。孫向晨同時對渠敬東的演講做了補充，他認為中國的現代性歷程充其量是一百五十年，還沒來得及體驗精神世界究竟如何塌陷。而西方的整個現代性的過程，其實就是精神世界塌陷的過程。追求現代化的過程同時意味着陷落。藝術只是其中一方面的表現。

孫向晨說古典世界是個整全的世界，有神有鬼有樹有人，人在裏面有其特定的位置，人的生存意義在鏈條中十分穩定。中國的山水畫中人是最小的。西方也是如此，上帝最後一天造人，讓人看護世界。人的存在和上帝想勾連，上帝是永恆。

近代以來，人和世界開始分離，笛卡爾的我思故我在把人和世界隔離開，人是單個的人，是現代意義上的人，這裏面最大的問題是所有的價值觀都出自個人，不再是整全性的，不再和神、物關聯。到十九世紀下半葉，現代文學的興起反映的是人的焦慮，意義在西方語境下開始塌陷，欲望開始膨脹，欲望和資本的結合帶來了個人的掙扎。這就是阿多諾、本雅明等法蘭克福學派批判的：現代社會製造了一切，包括人的個性。

對中國來說，中國沒有一個超越性的上帝，這個世界是寄情於山水和自然的，把自己放在天地中，天人合一。這樣的世界觀在世俗社會中對中國人有很大的拯救意義。但這並非簡單的藝術活動，而是根本上的轉變。儘管中國人沒有參與塌陷的過程，但中國人是被深深地捲入其中的。若要建立山水社會，根基上是藝術的問題，是整個世界觀的轉變，是再次把世界納入生存的一種轉變。

詩意的山水和行俠的江湖

中國政法大學社會學院教授應星則接着渠敬東提到的錢穆的【中國社會學略論】，對其中山水和江湖做了極為有趣的補充和展開。應星認為目前學術界對於江湖，也就是秘密社會的討論較多，但是關於江湖和山林兩者之間關係的討論則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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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星

應星認為，首先江湖和山林在精神形態上是對應的關係。山林是靜，是避世，具有韋伯所說的那種神秘主義的精神氣質。而江湖是動，是和現實的直接對抗，是放任性情。從這點看，山林倫理和江湖倫理相對。江湖和傳統的儒林倫理不同，和山林靜思的倫理也不同，講究結義、兄弟情義，快意恩仇。但十分有意思的是，如果從社會形態上來說，所謂的江湖卻和實體山水有相通之處。江湖和山水的物質載體有很強的親和性。應星在這裏舉了兩個有趣的例子，一是以前土匪的總部叫一般在山裏，叫做山堂；而是戰亂時期匪盜有時候會建造山水寨。

再從行政區劃上看，大江大河一般構成了行政區劃的分界，因此形成了政治上的真空，容易成為匪盜的老巢。最後應星提到了陳寅恪的一篇【天師道和濱海地域的關係】，風趣地總結道山多盜匪，水多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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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聖琳

來自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的張聖琳教授從社區參與和人文農創的角度，介紹了台大的幾個正在進行中的農創項目，試圖探討在當下年輕人在山水農鄉之間如何創造一種新的可能性。

張聖琳強調，台大想做的是social producting而非social producing，這就意味着年輕人本身在這個過程中變成了一個可持續發展的社會產品。張聖琳希望通過小農社會企業、深度體驗式的休閒旅遊的開發，年輕人到農鄉去調研，舉辦論壇以及創業等一系列活動，城鄉二元對立的偏見能夠逐漸被打破，從而實現呈現關係的翻轉，形成新的鄉村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