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非子】與南方道家

【韓非子】一般被認為是道家與法家思想的結晶，但其實【韓非子】僅僅受到戰國時代南方道家代表【老子】的影響，並沒有北方稷下道家的色彩。因此【韓非子】就成了以【老子】為理論基礎的道法家代表著作，其與齊國稷下以黃帝為偽托的道法家之間存在明顯的差別，形成不同風格的道法家理論。【韓非子】為代表的南方道法家與稷下道法家的合流，在漢初才逐步完成，形成漢代影響深遠的黃老學派法家政治實踐。

關於道家學說的發展，目前的文獻條件還無法給予充分的說明，其中齊國稷下道家與楚國南方道家的關係是一個比較受關注的問題。稷下道家有田駢、慎到、環淵、接予等代表人物，從他們那裏並沒有看到多少【老子】學說的影響。齊國稷下道家時期，黃老（偽托黃帝的道家和以【老子】為代表的道家學說）是否合流，存在很大的疑問，我們從文獻中得來的感受，此時北方齊學道家似乎並沒有和南方【老子】道家形成理論上的交融。我們在【漢書·藝文志】中所看到的偽托黃帝的道家著作計有【黃帝四經】四篇、【黃帝銘】六篇、【黃帝君臣】十篇、【雜黃帝】五十八篇、【力牧】二十二篇（偽托黃帝相力牧之作）。雖然這些作品並不一定都是齊國稷下道家的作品，但偽托黃帝作文章的風氣在戰國之盛，可見一斑。這也是後來『黃——老道家』合流的一個歷史條件。

郭沫若先生在【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下編釋『陳侯因敦』銘文，『皇考孝武桓公（指桓公田午），恭哉……其唯因（齊威王名），揚皇考昭統，高祖黃帝，邇嗣桓文……』，說明田齊將自己的統緒繫於黃帝。由此，田齊治下的稷下學派諸多理論著作偽托黃帝就不足為怪了，這些學說以黃帝來支持田齊的政治正當性也是合乎情理的。戰國時代偽托的黃帝著作，除了道家以外，還有陰陽家、小說家、兵陰陽家、天文、歷譜、五行、雜占、醫經、經方、房中、神仙等類，依託黃帝是戰國時代著述的一大潮流，而齊國稷下學宮這個學術中心是推動這個潮流的最重要源頭。

【韓非子】篇章中涉及道家的比重是有限的，而這些道家篇章的核心內容又來源於【老子】。韓非為戰國晚期人，此時黃老合流可能已經開始，然而在【韓非子】一書中並沒有充分地體現齊國北方道家的主張，其旨趣更多地在於【老子】。我們從郭店簡出土竹簡的情況看來，楚地喜讀【老子】的風氣是比較普遍的，甚至將【老子】相關的書籍作為隨葬品。先秦韓國文化上受楚國影響很大，這使得韓非對【老子】學說非常熟悉。然而要完成將【老子】的自然論與法家法、術、勢三派的理論融合，可以說並不是靠韓非一人一時之力就能夠勝任的。雖然【老子】對【韓非子】具有深刻的影響，但二者在理論上卻又並不完全融合在一起。我們在【韓非子】這個文本中，已經看到了相當的理論努力。

綜觀【韓非子】五十五篇，其與【老子】相涉的篇章並不多，只有【主道】【揚權】【解老】【喻老】【功名】【大體】等篇可以明確看到韓非對【老子】自然論的吸收。其餘篇章基本不脫開法家的基本主張：包括『執二柄』『去賢智』『法後王』『參刑名』『固法令』『重耕戰』『抑工商』等，這些主張在富國強兵的宗旨之下，並不依賴於對自然本源屬性的認知。因此可以說，【韓非子】『法術』的合理性既可以來源於富國強兵的國家目標，也可以來源於【老子】的自然論，這兩種來源既是並立的，也可以加以區分。雙重源頭必然造成理論上相互牴牾的問題。例如，【老子】在政治上主張『小國寡民』，這對於直面戰國人口膨脹、土地資源日漸稀缺現實的韓非來說，是無法加以採用的，列國諸侯也不能對這樣的政治取向採取同情的態度。正因為如此，【韓非子】對【老子】的這種政治取向就採取了忽略的態度，『小國寡民』的思想在其著作中少有反映。

【韓非子】在【五蠹】篇中提到世人皆習管、商之書。我們從傳世的【管子】來看，【管子】就是戰國時代齊國法家的代表作，其內容偽託了管仲的事跡言行。【商君書】是商鞅改革的經驗總結，是秦國法家的代表作。【管子】在當時已經普遍流行，是不爭的事實。【管子】裏面保存了大量齊國道家（偽托黃帝的道家）和陰陽五行的理論，從而使得我們了解齊國道家和法家融合的一種道法學說的形態。顯然，【韓非子】是在齊學傳統之外的另一種道法合流的努力。

從史書中可以知道，吳起曾學於曾子，說魏文侯以『在德不在險』；商鞅是三晉之士，曾說秦王以『王道』『霸道』，皆不被採用後才改用法家之說。韓非和李斯也曾從學於荀子，深諳儒家的『三代』敘述與禮法主張。可以說，法家除了早期的管仲（此時儒家還未興起），其他的重要代表人物，先學於儒家的占很大比重。由於儒家復古學說不用於世，戰國時代政治改革者干君王以法術的是主流。法家脫胎於儒家，進而反對儒家的一些基本主張，認為這些主張不能合用於當世，這是戰國時代法家的基本面目。這些法家大多都執着於富國強兵的國家目標，而沒有其他的理論根源，這樣的法家我們可以稱之為『儒法家』，商鞅、吳起可以說是儒法家的代表人物。

從偽托黃帝的道家著作及【老子】中尋找法家學說合理性來源的『道法家』們有一個從戰國到漢初逐步發展的過程，【管子】【韓非子】是這其中重要的理論環節，這種學說大概只有到了漢初才逐步在理論和實踐上完備起來，但同時也遭到了司馬遷等對儒家持同情態度者的反對。只有釐清【韓非子】的道家學說來源，才能將【韓非子】的【老子】自然論放在一個恰當的位置上，看到道法合流在【韓非子】中的不充分性，以及這種合流在後世是如何充分發展的。合流後的『黃老』道法家主導了整個漢初的政治實踐，直至武帝時期漢代經學的興起才替代了『黃老』道法家學說成為主流政治思想。

    （作者：徐淵，系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