隱義：一種消失的古書形制

作者：蘇芃（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六朝隋唐時儒家經典的注釋文獻中，多有以『隱』字命名的，如『隱義』，【梁書·何點傳】明確記載：『（何胤）注【易】，又解【禮記】，於卷背書之，謂為隱義。』【隋書·經籍志】載，『梁有【喪服經傳隱義】一卷，亡』，『【論語隱義注】三卷，亡』。從【梁書】記載可以看出，所謂『隱義』重在卷背書之，因此又有『背隱義』，如【隋書·經籍志】載：『梁有【毛詩背隱義】二卷，宋中散大夫徐廣撰。』又有『音隱』，如【隋書·經籍志】：『【毛詩音隱】一卷，干氏撰。亡。』【舊唐書·經籍志】：『【春秋左氏音隱】一卷，服虔撰。』還有『表隱』，如【隋書·經籍志】：『梁有【毛詩表隱】二卷，陳統撰，亡。』

隱義：一種消失的古書形制

隱義：一種消失的古書形制

【史記·范雎蔡澤列傳】寫卷卷子正面和卷背舊注。圖片均由作者蘇芃提供

清代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按齊、梁時隱士何胤注書，於卷背書之，謂之隱義、背隱義之義蓋如此。由是推尋，則凡稱音隱、音義隱之類，大抵皆從卷背錄出，皆是前人隱而未發之義。當時別無書名，故即就本書加隱字以名之。』可見前人根據著錄，對『隱義』『音隱』類文獻多有推測，雖有一定的合理性，但難於明辨。大體而言，『隱義』類文獻多出現在古代經典的紙背，所謂『隱』只是對古書形制的描述，無關古書內容的微言大義，從史志目錄著錄的卷次以及【史記集解】【經典釋文】【禮記註疏】援引的情況看，這類古注一般篇幅不大。近百年來隨着出土文獻的整理與研究，『隱義』『音隱』類文獻出現了疑似實物，英國大不列顛博物館藏S.10【毛詩鄭箋】、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藏P.2669【毛詩詁訓傳鄭氏箋】紙背的音義材料，潘重規、鄭阿財等先生認為當即【毛詩音隱】，許建平先生持有異議。另外，俄藏黑水城西夏文文獻X1【同音】（丁種本）背面的注文，韓小忙先生定名為【同音背隱音義】，認為屬於『音隱』一類，是12世紀時西夏文獻對漢文文獻注釋形式的承襲。

進入雕版印刷時代以後，古籍的裝幀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尤其是線裝古書，要將每頁印有文字的紙張對摺，把有字的部分露在外面，無字的部分折到裏面，每頁紙背已經無處落墨，那麼這種注釋形式在我國就徹底消失了。所幸古寫卷的形制在日本一直有所沿用，在日本傳抄的漢籍文獻中，『隱義』的形製得到了較好的繼承，如今通過日本所藏的舊抄本，可以對我國已經消失的『隱義』類文獻作出復原性探索。

以【史記】為例，平安時期（794—1185）舊抄本【孝文本紀】、鎌倉時期（1185—1333）舊抄本【史記·范雎蔡澤列傳】紙背都在正面【史記集解】相關對應位置抄有司馬貞的【史記索隱】、張守節的【史記正義】。張宗品【〖史記〗的寫本時代：公元十世紀〖史記〗的傳寫與閱讀】（北京大學2012年博士論文）認為這些具有『音隱』的性質。近來日本宮內廳公佈的金澤文庫舊藏文永四至五年（1267—1268）【春秋經傳集解】抄本共30個捲軸，包括春秋十二公的全部內容，其紙背抄有大量的孔穎達【春秋左傳正義】，但有刪選，主要見於隱公、成公、襄公等捲軸，應當屬於節抄，我們認為這些紙背的孔疏也和『隱義』文獻具有相關性。

通過簡略考察這些紙背的舊注材料，可以看出舊注的內容與紙張正面文字具有較為嚴格的對應關係，從【史記·范雎蔡澤列傳】寫捲來看，有一處司馬貞的【史記索隱】在紙背抄錯了對應位置，抄寫者用硃筆圈掉，作出更正，這條『索隱曰徐據秦本紀及表而知也』，原當對應的正文是『已而與武安君白起有隙，言而殺之』，在紙背誤抄至正文『坐法誅』背面對應行，後又圈掉，重新寫到正確的對應位置（見配圖）。【春秋經傳集解】紙背的【春秋左傳正義】因為有的條目篇幅過長，往往只是起始行對應。

這類紙背與『隱義』相類的舊注文獻可以引起我們對於經典古注以及『隱義』文獻源流演變的更多思考。

首先，這類【春秋經傳集解】【史記集解】與抄在紙背的【春秋左傳正義】【史記索隱】【史記正義】，從正反的書寫位置上決定了它們之間的地位關係。從這種書寫形式看，顯然正面的【春秋經傳集解】和【史記集解】是處在相同重要的地位，而紙背的【春秋左傳正義】與【史記索隱】【史記正義】次之，由此可以比較儒家經典魏晉古注與【史記集解】的性質，也可以比較經書疏文與【史記索隱】【史記正義】的性質。

其次，可以從實用性角度作出一些反思，『隱義』『音隱』往往是詮釋音義的簡注，書寫字數相對不多，抄在捲軸裝的紙背，在閱讀古書的過程中，遇有疑難，只要轉動捲軸，找出紙背對應行，即可查看，極為方便，某種程度上類似於我們今天古書譯註本的拼音注音與簡明釋義。但是抄在紙背的【春秋左傳正義】與【史記索隱】【史記正義】的性質應該略有不同，也許並不具有這種實用閱讀目的。像【春秋左傳正義】，大多文字在數量上遠遠超過了所對應【春秋經傳集解】的篇幅，這樣使得抄寫者不得不進行刪選，不可能再逐行對應。又如【史記·范雎蔡澤列傳】這樣一幅一米多長的寫卷，連篇累牘的【史記索隱】【史記正義】密密麻麻地抄在紙背，無論是按照行格抄寫還是翻檢閱讀都殊為不易，那麼這些舊注作為備覽資料的價值可能大於實用閱讀價值。這一點可以與儒家經典的單疏本、【史記索隱】單行本作出比觀與思考，從另一個角度也反映出杜預【春秋經傳集解】、裴駰【史記集解】這類魏晉時期的經典舊注才是流布最為廣泛的古注，經典原文與這些古注已經合二為一，通行於世，而其後的義疏，即使如唐代官方頒佈的孔穎達【五經正義】，可能也只是知識階層閱讀經典的一種備用參考。

再次，對於『隱義』文獻的源流發展可以做出一些探討。文獻著錄記載的『隱義』雖然多是東漢至六朝時期的，但都和西漢以前的經典有關，如【毛詩】【禮記】【左傳】【史記】，結合時代考慮，我們推測『隱義』這種注釋形式或許並非始於魏晉時期，而是起源於簡冊形制的古書，因為對於竹簡而言，抄寫時每支簡正反文字對應易於操作，加之『隱義』文字的簡短，一兩支簡即可容納相關內容。可惜至今出土的各類竹簡中尚未有此類實物，只能有待將來的新發現去驗證。

【光明日報】（ 2017年04月15日 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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