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文』与唐代官员选拔

作者：聂永华（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一

唐代官员任用实行举、选分途，即登第后的资格授予与考察任用各行其是。举子通过礼部试『放榜』后，并不意味着『考试』的结束，而是进入新一轮的『才学』比拼。经过『试判两节』的关试，籍属吏部，『守选』三年，方『冬集铨选』，开始『官人』生涯。〖通典·选举三〗：『凡旨授官悉由于尚书，文官属吏部……谓之铨选。』吏部铨选，要经过颁格发解、磨勘检核、三铨三注、送省过官等程序。

『判文』与唐代官员选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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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解状审查的选人，就进入铨试程序，其内容是所谓『四才』：『一曰身，取其体貌丰伟；二曰言，取其言词辩证；三曰书，取其楷法遒美；四曰判，取其文理优长。』（〖通典·选举三〗）铨试之后，对合格的选人拟定职位，是为注官，其标准是『校功以三实』：德行、才用、劳绩，『德均以才，才均以劳，劳必考其实而进退之』（〖旧唐书·职官志〗）。『四才』和『三实』，考试与考核结合，是对选人为官从政素质的综合考察。

铨试『四才』，身、言是主选者凭感觉的『印象分』，书、判尤其是判才是考察的重点。铨选试判，『务为骈四俪六，引援必故事，而组织皆浮词』，实则『与礼部所试诗赋杂文无以异』，『所得不过学问精通、文章美丽之士耳』。不难看出，在所体现的考试原则和才学标准中，『文学』扮演了重要角色。

吏部铨选，涉及数量庞大的新进士人和六品以下官员的选任，实际操作中面临两大难题，一是如何掌握选官标准，二是如何解决官阙少而选人多的矛盾。唐初，天下兵革方息，『士大夫以乱离之后，不乐仕进，官员不充』，『僧多粥少』的问题尚未突出，随着获得出仕资格者增多，『九流繁总，人随岁积』，到开元时期『大率八、九人争官一员』（〖通典·选举三〗）。开元十八年，侍中裴光庭以『限年蹑级，不得逾越』为原则，制定『循资格』的铨选规则：『凡官罢满，以若干选而集，各有差等，卑官多选，高官少选，贤愚一贯，必合乎格者乃得铨授。』在资格范围、官资标准、资格定量、停替年限、实施对象、实施程序等方面做出严格规定。这有效地保障了铨选的正常秩序，然而亦限制了优异者脱颖而出，出现『公干强白者拘以考浅，废疾耄瞆者得在选中』的贤愚混杂局面。于是，平判入等和科目选等补充措施随之出台。所谓『平判入等』，就是对选人所试判，分出等第，『佳者登于科第，谓之入等；其甚拙者谓之蓝缕，各有升降』（〖通典·选举三〗）。『判入高等』者所授官职多为秘书省、弘文馆、左春坊司经局之校书、正字等『望秩常班』。平判入等属正常铨选程序，参选者仍须受到选数和考数限制，为使卓异之才脱颖而出，就有了科目选的设置。〖通典·选举三〗：『选人有格限未至而能试文三篇，谓之宏词；试判三条，谓之拔萃，亦曰超绝。词美者得不拘限而授职。』参选者『不须以选数，听集』，使『格限未至』者可以不受选格限制。科目选所试科目众多，为人所重者惟博学宏词和书判拔萃两科。博学宏词科因『人尤谓之才，且得美仕』而为人瞩目，『所试文章，亦礼部之类』，『试文三篇』，亦即诗、赋、论各一篇，书判拔萃科试判由平选常调的两条增至三条，难度亦相应增加。

二

吏部铨试『四才』，书判远比身言重要。这首先体现在铨选程序上。〖通典·选举三〗：『凡选，始集而试，观其书判，已试而铨，察其身言。』其次具体操作过程中，体貌、言辞的考察流于形式，事实上吏部铨选并不以貌取人，为官者中不乏身、言不佳者。『书』通过判文的墨迹考核，所谓『吏部选人，必限书判』，实则仅限于『判』。

『判者，断决百事，真为吏所切，故观其判，则才可知矣。』（赵匡〖选举议〗）由于判文与仕途攸关，以判文水平高低评价『官人』能力大小，成为一种时尚。〖旧唐书·杜审言传〗：『乾封中，苏味道为天官侍郎，审言预选。试判讫，谓人曰：苏味道必死。人问其故，审言曰：见吾判，即自当羞死矣！……其矜诞如此。』杜审言『侍才謇傲』，所『矜诞』者即为判文。

判文不仅在铨选中举足轻重，也是行政活动中影响『官人』能力与政绩的重要因素。〖大唐新语〗卷八：『裴琰之，弱冠为同州司户，但以行乐为事，略不视案牍。刺史李崇仪怪之。……他日，崇仪召入，励而责之。琰之出问户佐曰：「文案几何？」对曰：「急者二百余道。」琰之曰：「有何多，如此逼人！」命每案后连纸十张，令五六人供研墨点笔。琰之不上厅，语主案者略言其事意，倚柱而断之，词理纵横，文笔灿烂，手不停辍，落纸如飞。倾州官僚，观者如堵墙，惊叹之声不已也。……崇仪悚怍，召琰之，降阶谢曰：「公词翰若此，何忍藏锋，以成鄙夫之过？」由此名动一州。数日，闻于京邑，除雍州判司。』裴氏欲扬先抑，不判则已，一判惊人，众僚称奇，得以名扬遐迩，升级除官。也有因判文拙劣而受到嘲弄者。〖朝野佥载〗卷六：吏部侍郎李安期『性好机警』，『一选人引铨，安期看判曰：弟书稍弱。对曰：昨坠马损足。安期曰：损足何废好书？为读判曰：向看贤判，非但伤足，兼似内损。其人惭而去』。书判不佳，辞以损足，迂拙可笑；安期嘲讽，机警幽默，可见判文在铨选中的重要性。

三

判文作为裁诀狱案的文书，古已有之，大盛当在唐代。『唐制选士，判居其一，则其用弥重矣。』（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文苑英华〗卷503至卷552，收录唐判1200余则，分乾象、律历、岁时、雨雪、水旱、灾荒、礼乐等70余类。徐师曾认为：『今所传如称某某有姓名者，则断狱之词也；称甲乙无姓名者，则选士之词也。』从其功用划分为『案判』和『选判』两类。但其类属可分为拟判、案判和杂判三类。拟判是为准备铨试的『练笔』之作，所涉案例用天干分别代表当事双方，故又称『甲乙判』；案判是官员在处理案件或公务时所作；杂判是公务之余，就日常生活事件的有感而发。

吏部铨选试判，意在考核选人『临政治民』的吏事能力，然而唐人判词大多辞藻华丽，试判要求『文理优长』，实则『文』显而『理』隐，乃至『与礼部所试诗赋杂文，无以殊异』，故有『不切于从政』的指责。实际上，唐代判文的这些特征，既是文体自身发展规律与文学风尚的表现，也与唐代官员『高雅』的品格有关。『唐人无不工楷法，以判为贵，故无不习熟。而判语必骈俪……自朝廷至县邑，莫不皆然，非读书善文不可也。』（洪迈〖容斋随笔〗卷十）制度的『指挥棒』下，朝野上下『读书善文』，塑造了一个『学习型』的社会。

随着文化积累的丰厚和人文素质的提升，试判也『水涨船高』，难度愈来愈大。吏部试判由『理』而『文』到『文理』兼优，经历大致三个阶段：试判之初，『取州县案牍疑议，试其断割，而观其能否』。日月浸久，选人应试技巧提高，暴露出『案牍浅近』之弊，于是『采经籍古义，假设甲乙，令其判断』。经籍为选人所长，『通经正籍』又显浅近，于是『征僻书曲学隐伏之义』，判目愈来愈难，案例亦由真实变为虚拟。

现存唐人判文，多为拟判，未著者姓氏，仅有张鷟〖龙筋凤髓判〗和白居易〖百道判〗（一名〖甲乙判〗）留存。张鷟先后四次参选，判为铨府之最，才名远播，无贤不肖，皆诵其文，万简万中，有『青钱学士』之誉；白居易『百道判』为应书判拔萃科的备考之作，白氏尝云：『日者又闻亲友间说礼、吏部举选人，多以仆私试赋判传为准的。』（〖与元九书〗）洪迈〖容斋随笔〗卷十二：『百判（〖龙筋凤髓判〗）纯是当时文格，全类俳体，但知堆垛故事，而于蔽罪议法处不能深切。……白乐天〖甲乙判〗则读之愈多，使人不厌。……不背人情，合于法意，援经引史，比喻甚明，非「青钱学士」所能及也。』张判中有人名、官称、法司等，判目多出自真实案例，判文内容与律令相关。白判则『假设甲乙』，判目多出经籍，案例多为虚拟。实际上，二判均为『取备程式之用，则本为隶事而作，不为定律而作』的拟判。从文体和文辞特征而言，同为四六骈体，辞藻华丽，对仗工整，用典赅洽。张判典实繁缛，极力铺陈，白判用典较为浅切，文辞简要。其间异同，自是唐代『文学』演进阶段特征之表现，所谓『居易判主流利，此（张判）则缛丽，各一时之文体耳』（〖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铨选试判强调『文理优长』，实则『文』的讲究超过『法』的运用和『事』的分析，成为无异于『诗赋』的『文学』。

唐代『官人』于官场内外有感而发的杂判，骈词俪句，笔致灵动，诙谐幽默，颇似美文小品。元稹有杂判18道，如〖对蕃客求鱼判〗〖对养鸡猪判〗〖千年龟判〗〖对宴客鳖小判〗等，显然是公余宴饮之际的游戏之笔，调笑而不失优雅，谐谑而不浮荡，以见于端谨勤恪的朝堂官衙之外，唐代『官人』休沐闲暇之际清旷飘逸、潇洒闲适，呈现出仪态优雅的『文官』风采。

判文伴随唐代『官人』为官生涯的始终，集学问识见、分析能力与语言表达于一体，熔『立功』与『立言』、实用性与文学性于一炉。铨选试判的制度导向，判词进入『官人』的精神生活，与礼部科举『以诗赋取士』相呼应，造就盛世发达的政治文化，成就了优雅的人文环境与人文生活。

〖光明日报〗（ 2017年05月20日 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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