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禹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李殿元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考古发掘的兴盛和弘扬传统优秀文化的需要，关于中华“人文始祖”尤其是关于大禹的研究进入了热潮。全国多地成立了大禹研究会，举行过多次有关大禹的学术研讨会，出版了多种有关大禹的书籍。这当然是非常好的事情，对中华民族早期历史的深入认识，对各地乡土文化和旅游的发展，对今天这个时代特别需要的“大禹精神”的了解、总结、宣传、弘扬，都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因为大禹毕竟是四千多年以前的历史人物了，古籍中关于他的资料非常有限，不仅很少，而且很乱，真假参杂，必然为今天的大禹研究造成困难。为了更好地研究大禹，有必要对大禹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进行一些讨论。

一、大禹是人不是神

如果现在还有人说大禹是神不是人，我相信会遭到所有人的反对；而在一个世纪前，却不是这样。即使是现在，倘若我们稍不注意，因为真理和谬误只有半步差距，我们仍然可能将大禹弄成神。

关于中华民族最早的人文始祖，在现在人们的头脑中，多有这样一种古史体系的观念：盘古开天辟地，是最早的；以后有女娲造人，然后才有伏羲开创畜牧业，神农开创农业，然后才是黄帝，以及颛顼、帝喾、尧、舜等圣王的相继登场；尧、舜时发生了大洪水，才起用大禹治水。按照这种逻辑思维，这些古帝的顺序应该是：盘古、女娲、伏羲、神农、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禹。当然，这只是一个大致的顺序，还有一些其他的古帝夹杂其中，如燧人、太皞、少昊等，顺序并不是那么规范的。有一句话被话本说得泛滥：“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这盘古便是开天辟地的神仙，是中华民族最早的人文始祖了。而实际上，这些都是神话传说，当不得真的。
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曾经提出著名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这一理论的基本观点是认为中国传说的古史系统，不是自古就有的，而是由不同的时代“层累地造成”的，“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时期愈长”。考查古代文献可知，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圣贤是禹，到了孔子时代出现了尧舜，及至战国时期又出现了黄帝、女娲、伏羲、神农，到了秦汉又出现了“三皇”，至于盘古，则出现得更晚，一直到东汉时，还没有人知道有个盘古。东汉思想家王充在《论衡?谢短篇》 说：“五经之前，至于天地始开，帝王初立者，主名为谁，儒生又不知也。夫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到三国时，吴人徐整所写的《三五历纪》才第一次出现了盘古的传说，比女娲、伏羲、神农、黄帝传说的出现，晚了四五百年。但“盘古”后来居上，被人为地排到最前面去了。
在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圣贤就是禹，而在中国最古老的文献资料《尚书》和《诗经》中，禹就是一个治水者。
《尚书?益稷》说：“帝曰：‘来，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皋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昏垫。予乘四载，随山刊木，暨益奏庶鲜食。予决九川，距四海，浚赋浍，距川。暨稷播，奏庶艰食鲜食。懋迁有无化居。蒸民乃粒，万邦作乂。’皋陶曰：‘俞！师汝昌言。’”
《诗经?大雅?文王有声》说：“奕奕梁山，维禹甸之。有倬其道，韩侯受命。”
近年发现的距今2900年的西周燹公盨，其上有铭文，开篇即是“天命禹敷土，随山濬川，迺差地设征”，记述了“大禹治水”与“为政以德”等内容。它是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关于大禹及德治的文献记录，堪称近年来重大文物考古新发现。
这些文献典籍中记载的有关大禹的“史迹”简单实在，他不过就是人们心目中一位功绩卓著、泽被后世的治水英雄。
但是，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由于文化思想空前活跃，“百家争鸣”，社会各阶级、阶层的思想家在著书立说和宣传自己的思想和主张时，为扩大和提高本派影响，都极力抬高、神化自己学派所尊崇的的英雄。在此时期，作为“显学”的儒家学派，非常推崇禹，视他为儒家理想中的典范君主。在儒家经典著作中，对禹有许多论述，禹被不断拔高放大，尤其是儒家学说在汉代被确定为“官学”以后，禹不仅被敬称为大禹，而且成了无所不能的神的形象。李岩在《历史上对大禹形象的认识》一文中引证了大量的古籍后说：“春秋战国之际，大禹被逐渐放大为神的形象。古人以大禹的历史真实形象和事迹为原型，对大禹生前生后的一系列事情进行神化，大禹成了人们心中信仰的神。”
神话虽然不能当真，但是，它既不是骗子的谎话，也不是无谓的幻想的产物，它们是在生产力低下时人类思维的朴素和自发的形式之一。要正确地理解人类的童年，神话在重要的，但是，它只能是参照而不能是真实的历史。
司马迁是位严谨的史学家，他在撰写《史记》时，并没有盲目地将当时关于三皇五帝的资料都记载下来，《史记》的开篇是《五帝本纪》而不是《三皇本纪》。
《史记》的真正开篇是《五帝本纪》之后的《夏本纪》，《夏本纪》其实就是“大禹本纪”，这是司马迁廓清上古史迷雾，将历史从传说中的神而还原为人所进行的一项伟大工作。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司马迁也并没有将廓清上古史迷雾的工作进行得很彻底。在《夏本纪》中，虽然他写了鲧治水失败及舜举禹治水，禹联合益、后稷治水成功，开九州，定贡物、贡道，划九州，定五服，受舜荐举而即天子位，授政皋陶、举益任政，东巡狩，崩会稽，授益天下等“史实”说明大禹是人而非神；但是，在这些“史实”中，仍然有大禹治水几乎遍及全中国这样的神话。想想吧，在没有铁这类生产工具的情况下，有可能去根治像黄河这样的大河流吗？我们当然不应该去责难司马迁，在那个时代他已经做得相当不错了。
由于大禹长期被神化的影响，在民间，现在仍被视为具有威力神的形象，接受民间的崇拜与祭祀，这也是大禹与其他历史人物诸如关公、包公等人神兼备的形象情况相一致。
两千年前的司马迁都能认识到历史是人而不是神创造的，所以能努力去做一些廓清上古史迷雾的工作。我们今天研究大禹，不用说，很重要的并且是需要时刻牢记的一点就是：大禹不是神而是人。在对古代资料的使用时，特别需要注意这一点。

二、大禹是一个时代不是一个人

大禹治水传说，因为史料太少太乱，不能不引发种种质疑。在引经据典中，关于大禹是否真有其人，古史辨派曾提出过否定性的质疑论证。
1925年,顾颉刚发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顺便指出“大禹是一条虫”。[4]认为大禹传说出现最早，但与夏王朝并无关系。他认为，历史上并无大禹其人，禹是先由神，再人格化为人，由开天辟地的神逐渐衍化而来。
顾颉刚早年研究中国古代史，怀疑盘古三皇五帝都是神话传说中的人物。对于大禹则引用了《说文》里“禹，虫也”的说法，存疑大禹也是“神话里的动物”。当时他的这种观点，几乎遭受到全国学者们的反对和嘲笑，谴责之声浪竟一浪高过一浪，既说他亵渎中华民族起源，也“非圣无法”，以至最后以此为内容的《中学用－－本国史教科书》也遭查禁。
其实，说大禹是条虫当然是有偏颇的，但是，顺着顾颉刚先生的思路深入下去，却会引出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大禹是一个人还是氏族领袖数十人？
《史记?夏本纪》说：“夏禹，名曰文命。禹之父曰鲧，鲧之父曰帝颛顼，颛顼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黄帝。禹者，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也。禹之曾大父昌意及父鲧皆不得在帝位，为人臣。”这里记载的大禹当然是一个人，不仅大禹是一个人，鲧，颛顼，昌意，黄帝，也都是一个人。
按现在学术界的共识，大禹是一个人，他领导治水成功，受舜荐举而即天子位，他的儿子启继位并建立了夏朝。这里有两个问题：
一是大禹的生平、事迹，跨时长，影响大，几乎遍及全中国，尤其是在四川、河南、山东、浙江、安徽等地的资料记载的“史迹”，十分厚实，即便剔除神话色彩的传说，仍然让人难以相信这是一个人的一生可能完成的情况。那时可是没有车，没有路等交通工具的时代啊。
二是如果大禹只是一个人，作为“人”的自然规律，他的生命就只能是几十年，他的历史也就只能有几十年，其实黄帝、颛顼、帝喾、尧、舜这“五帝”也存在这个情况，他们六人如果都只是一个人，那么他们前后“执政”的时间累计最多也只能是两三百年。这样的认识，不要说中国老百姓不相信，就是研究中国早期历史的研究者，也不会有一个人会认可黄帝、大禹等六人的存在时间只有两三百年。
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考证，夏代存在470年（公元前2070年---公元前1600年），历经禹、启、太康、仲康、相、少康、予、槐、芒、泄、不降、扃、廑、孔甲、皋、发、癸（桀） 等朝代；并推断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的“五帝”时代是公元前30世纪---公元前21世纪，也就是大约一千年。这即是说，黄帝、颛顼、帝喾、尧、舜都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时代；那么，大禹很可能也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时代。“禹”就是氏族领袖的称号，或者就是“神话里的动物”甚至就是虫，它是氏族的图腾，据此，被称为“禹”的氏族领袖就应该是一个时代，那么，作为氏族领袖的“禹”就至少应该有数十人，建立夏朝的“禹”是这数十个“禹”中的最后一个“禹”。
之所以在古代的历史记载中会将黄帝、颛顼、帝喾、尧、舜和禹都说成是一个人，我认为与强调秩序、等级、世系的儒家文化有很大的关系。尤其是儒家文化在汉代作为官方文化以后，儒家学派以及由司马迁代表的正统史学皆释说黄帝、颛顼、帝喾、尧、舜和禹是为一个个人的君主。
如果黄帝、大禹等都只是一个个人的君主，那么关于他们的文献材料就会有很多的矛盾，最突出的就是哪有一个人活几百年的？这说不通。必须认识到，古代文献实际上是以某人代表一个时代而不是一个人的，黄帝、颛顼、帝喾、尧、舜都代表的是不同的时代，而代表夏的就是“禹”，代表商的就是“汤”，这是以人来代朝代，顺序上没问题，实质与史实都是正确的。
在对大禹的研究中，有两本书——《越绝书》、《吴越春秋》，是值得重视的。
《越绝书》所记载的内容，以春秋末年至战国初期吴越争霸的历史事实为主干，上溯夏禹，下迄两汉，旁及诸侯列国，对这一历史时期吴越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天文、地理、历法、语言等多有所涉及。其中有些记述，不见于现存其他典籍文献，而为此书所独详；有些记述，则可与其他典籍文献互为发明，彼此印证，因而向为学者所重视。尽管在《越绝书》的成书年代、作者、卷数、书名、篇名等问题上，至今仍存在着许多不同的看法，这一方面说明，关于《越绝书的》一些重要问题，意见尚未统一，疑点犹待探讨；另一方面也同时说明，正是由于《越绝书》的史料价值，在诸典籍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因而使众多的研究者为之锲而不舍。
据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说：《越绝书》是东汉时袁康因于《越绝》流传中残缺，搜集到不同的残本，加以整理，尔后吴平又对之进行了校删而得以流传的。[5]
在袁康整理《越绝书》的同时，东汉著名学者赵晔很可能是搜集到了类似于《越绝》这样的关于越国君王支系后裔流传的史料，并因此撰著出《吴越春秋》。该书糅合正史、稗史、民间传说等资料，虽非正史，却可补遗缺，所以后人注释《史记》、《文选》、《水经》等书时，引用了该书不少记载。《吴越春秋》中特别重要的是《越王无余外传》，这是司马迁撰写《史记》时都没有能够知晓的残存零星史料，应该是越国君王支系后裔流传保存下来的有关他们先祖的重要谱系和史话，其中就包括有开创夏王朝的“有夏氏”形成产生的由来。
由于长时期以来，人们一直是将“禹”认定为是一个个人的君主者，所以，赵晔搜集到这些史料时，原本即是零星材料，并且会存在有残缺，漏字，断句，以及后世之人加入的夹注，误讹补说，等等，赵晔也是以当时通行的“禹”只是一个个人的君主这一观念，来整理他所搜集到的有关“禹”的零星杂乱史话材料而编撰《吴越春秋》的。但是，细读“越王无余外传”所保存的这些零星杂乱史话材料，可以发现其中记载的“禹”决不是一个人，而是越国君王直系先祖中的多位“禹”的史话史料。遗憾的是，至今也没有多少人能够发现和认识到这一点。
说大禹是人而不是神，说大禹是一个时代而不是一个人，这与我们研究大禹，弘扬大禹精神是一点矛盾也没有的。

三、大禹是中国的不是某地区的

   众所周知，司马迁是严谨的史学家，他在《史记·夏本纪》中写道：“帝舜荐禹于天，为嗣。……天下诸侯皆去商均而朝禹。禹于是遂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姓姒氏”；“十年，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及禹崩，虽授益，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曰：‘吾君帝禹之子也’。于是启遂即天子之位，是为夏后帝启。”可见，司马迁是确认禹是“夏后”（夏）朝第一个国君的。自禹开始，中华民族由部落联盟形成国家，并有明确的国号（夏后）和行政区域（九州）。

由此可见，大禹是“中华立国之祖”。
因为大禹是“中华立国之祖”，其治水、立国，是中国远古时期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所以，能够有“文献”证明或者能够“考证”大禹的“史实”与本地域有关，当然是地区政府、文人墨客乃至普通百姓都十分愿意的事情。
但是，大禹毕竟是4200年前的历史人物了，而因年代久远，文献不足，后世学者往往以偏概全，遂造成关于大禹诸多“史实”难以定论；更由于许多神话传说夹杂其间，使人扑朔迷离，难辨其真。于是，一些地区为证明大禹的“史迹”是本地区而非他地区争论得很激烈。人们对大禹是哪里人、活动区域、主要业绩等问题争论不休，形成了影响很大的大禹文化学。这种争论，说得好听点是有益于对大禹的进一步研究，澄清历史悬疑；说得不好听就是地方私利在作祟，会将大禹研究引入误区。
三国时期的诸葛亮，与大禹一样，是中国家喻户晓的，被统治者和老百姓都共同争崇的历史人物。为诸葛亮“躬耕”地而引发湖北襄阳人、河南南阳人的地域之争，在历史上也发生过：
《三国志》诸葛亮本传说他隐居隆中，“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裴松之在注解这一记载时引《汉晋春秋》说：诸葛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据此，襄阳人认为诸葛亮是襄阳人，以襄阳有武侯祠为铁证；南阳人认为诸葛亮是南阳人，以后来诸葛亮《出师表》中“躬耕于南阳”句为铁证。[6]这场官司不知打了多少年，直到清代襄阳人顾嘉衡去南阳做知府，两边都要他表态，这位知府大人为难之际，灵机一动，题了一联：
心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
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阳南阳。
这样，襄阳、南阳都与诸葛亮沾上了边，这场官司也暂时平息了下来。
顾嘉衡处理诸葛亮“躬耕”地之争的见解和方式，值得今天还在为大禹“史迹”而千方百计去论证系本地区所独有的人们学习和借鉴。
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始终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这个民族之所以有凝聚力，就是因为有一大批像大禹、诸葛亮这样的民族灵魂人物。所以，大禹是中华民族的，是全中国的，而不是某地区的。我们今天研究大禹，不仅是为了更准确地认识中国的早期历史，更重要的是为了弘扬作为民族之灵魂的大禹精神。
我认为，对于四千多年前的大禹，我们今天确实还有许多问题弄不清楚也难以一时就弄得清楚。当然我们应该继续深入研究。但是，今天研究大禹，重要的不是去争名人故里；大禹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圣祖，这应该是没有争论的；今天更需要的是弘扬大禹的精神，这是我们今天的时代非常需要的。

四、大禹研究重在弘扬大禹精神

中国人都知道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史，这是因为古代文献中清楚地记录了夏、商、周三个最早的朝代。但是，就有案可稽的最早的年代来说，司马迁的《史记》也只能追溯到西周晚期的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再往前的西周早、中期和夏、商两代，只有帝王的世系而无年代。这就是说，五千年文明史中仅有三千年“有史可查”。

为填补中国文明史的空白，“夏商周断代工程”于1996年正式设定，由政府资助上千万人民币、轰轰烈烈地搞了五年的“夏商周断代工程”，这在中国大陆几乎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有的媒体甚至把它称为“中国文化史的最伟大的事件”，超越了明代《永乐大典》和清代《四库全书》的纂修。2000年10月，“夏商周断代工程”发表了《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简本》的结论也全部通过了国家科技部的验收，并且荣获“全国十大科学进步奖”。而就在《简本》发表的前后，抨击“夏商周断代工程”之“结论”的声浪在海内外均不断出现，至今也没有停止。“夏商周断代工程”无疑对廓清上古史迷雾是有很大贡献的，但是其中存在不少问题也是可以肯定的。
由此可知，要研究、弄清“夏商周”之前建立夏朝的大禹“史实”更是难上之难。上古史文献资料留存少，还很乱，尤其是大禹的历史，文献资料“茫昧无稽”，考古所获得的资料也非常有限，有关大禹和夏朝的历史纪录今天得见的只有周代及其以后的史书和各种其他性质文献中保存，因此，对于这些史书和其他文献记载的有关大禹和夏朝的历史证明，非常困难。
司马迁撰写《五帝本纪》后，在“太史公曰”中说：“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闲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着为本纪书首。”[7]意思是说。既然经典上记下了五帝三皇，虽然还不能确切证明，但是必然有其根源，可能是更早以前的记载都遗失了，所以才造成比较混乱的认知，我并没有想过要解开，并且也很难有一个确切的定义，所以我对各种有关的说法，选择较为详细和可信程度大的加以采纳，并作为我所写《史记》的开篇。两千年前司马迁所遇到的困难，在今天或许更加困难。
研究大禹的文献资料又少又乱，当然，这并不能成为我们就放弃继续研究它的理由。我们必须以更大的精力，更大的热情以及更加认真、严谨的治学态度，研究大禹，力求更加准确、完整地搞清中华民族的早期历史。
但是，研究大禹，更重要的是在当代弘扬大禹精神。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
对“大禹”这份“珍贵的遗产”，无疑，我们应该“承继”，并让它能为今天的社会需要更好地发挥更大的作用。
党的十八大政治报告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10]这是我们今天研究研究大禹，弘扬大禹精神的指导理论。
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大禹是伟大的治水英雄，中国第一个王朝——夏朝的立国始祖，记载于史书和流传于民间的大禹的丰功伟绩，折射出大禹近乎完美的人格和高尚的品德，并因之而成为中华民族传统精神的楷模。他在治水中不畏艰险、身先士卒、公而忘私、三过家门而不入的伟大品格，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体现，同时也为他赢得了后世子孙的崇敬和传颂。大禹的杰出贡献，对中国历史的演进和发展以深远的影响。
大禹文化研究者普遍认为，较之三皇五帝中的其他人，大禹精神最具现实意义。“大禹精神”包含的内容是非常多，例如：公而忘私，忧国忧民的奉献精神；艰苦奋斗，坚忍不拔的创业精神；尊重自然，因势利导的科学精神；以身为度，以声为律的律已精神；严明法度，公正执法的治法精神；民族融合，九州一家的团结精神；调查研究，注重实践的唯物精神；英勇无畏、人定胜天的乐观精神……这些精神是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特别需要的。
大禹精神所代表的是中华人文精神。这个精神，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不仅为有远见卓识的思想家所推崇，而且为勤政爱民的政治家所效法；在今天，对我们建设物质、精神、政治三大文明，对树立科学发展观，建设小康社会、和谐社会，具有越来越高的学习、借鉴、继承、弘扬和力行的价值。这既是党和国家现在日渐注重纪念、研究大禹的原因，也是哪里研究大禹，那里就能成为大禹文化圣地，就将增添一笔价值巨大的文化财富之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