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為本 扶『正祛邪』

無論是健康還是疾病，都是正邪相爭的過程。健康的『正氣存內，邪不可干』；疾病的『邪之所湊，其氣必虛』。因此，無論是養生還是治病，都需要扶正祛邪。養生之道當趨利避害，趨利就在於扶正，避害也就是祛邪，『虛邪賊風，避之有時』。

什麼是扶『正祛邪』

在疾病的正邪相爭中，自穩調節的正氣與致病因素的邪氣相互作用。一方面，是邪之所湊，是『邪侵正』的病理損害；另一方面，由於其氣必虛，自穩調節的自適應還未成功，仍有放大系統的發動，導致原有功能亢進的正反饋放大反應，是為『正祛邪』的主體性抗病反應。這種邪氣盛則實的旺氣，其判斷的診察來源，不是來自輸入端的刺激，因此不是致病因素本身，而是來自輸出端的反應，是機體原有功能的亢進。金·劉完素闡發病機十九條的貢獻：其一，『六氣皆從火化』，把功能亢進包括炎症反應作為最基本的主體性反應；其二，指出這些旺氣『皆根於內』的主體性，而不決定於外界刺激因素。【素問病機氣宜保命集·病機論第七】記載：『故治病不求其本，無以去深藏之大患，故掉眩、收引、膹郁、腫脹、諸痛癢瘡，皆根於內。』朱丹溪、王履、張景岳等醫家也把『邪氣盛則實』視為體內原有功能的變動，如王履在【醫經溯洄集·煎厥論】中說：『夫充於身者，一氣而已，本無異類也。即其所用所病而言之，於是乎始有異名耳，故平則為正，亢則為邪。陽氣則因其和以養人而名之，及其過動而張，亦即陽氣亢極而成火耳。』張景岳的【類經·疾病類】記載：『氣之在人，和則為正氣，不和則為邪氣。』

扶正是針對自穩調節這個正氣，祛邪是針對致病因素這個邪氣。對於邪氣盛則實的旺氣，如果把它當作『邪侵正』的病理損害，予以對抗糾正，也可劃入祛邪治療。如果把它看作是『正祛邪』的抗病反應，扶它一把，因勢利導，助其成功，則屬於扶『正祛邪』，這在中醫診療思想發展史上是一個重大的飛躍。

從某種程度上說，辨證論治的治療原則是扶『正祛邪』，因勢利導也是因『正祛邪』之勢而利導之，所以在本質上也就是扶『正祛邪』。

為什麼不並提扶正和祛邪

辨證論治是扶『正祛邪』，為什麼不是扶正和祛邪？扶正和祛邪並提，不是更公正而全面嗎？單提扶『正祛邪』是不是有偏頗之嫌呢？

首先，既沒有孤立的正，也沒有孤立的邪，它們在鬥爭中相聯結，相對立而存在，總是表現為『邪侵正』和『正祛邪』特性的相互作用。黑格爾說：『許多不同的事物通過自己的特性而處於本質的相互作用中，特性就是這種相互關係本身，事物離開相互作用就什麼也不是。』沒有孤立的邪，當它還沒有『侵正』，即還沒有在鬥爭中相聯結，就無法判定其為邪；沒有孤立的正，它總是以具體的『正祛邪』的形式而存在。因此，扶正和祛邪並提，表面上似很公允，卻是形而上的，它的治療思想是庸俗進化論的外因論。孤立地提『扶正』，為濫用補藥開方便之門，結果往往是走向反面，正所謂『氣增而久，夭之由也』。長期地刺激某一機能，將造成各機能間不平衡的加劇，從而增加了自穩調節的負擔，又可使該機能趨向衰退，甚至相應的結構也萎縮。孤立地提『祛邪』，就是針對病理變化進行的治療，或有認為攻邪應該主動積極的進攻，結果『往往過之，傷其正也』，不僅沒有幫助『正祛邪』的力量，反而挫傷或削弱『正祛邪』的力量。問題是誰在這裡主動積極進攻，是動員體內『正祛邪』力量主動積極進攻，還是認為醫藥可以直接參與進攻。如果針對病理變化的治療能行的話，認為可以不要『正祛邪』的力量，醫藥可以直接發揮作用，那麼，死人也將是可以被治好的了。

明·王肯堂說：『夫有生必有死，萬物之常也。然死不死於老而死於病，萬物皆然，而人為甚。故聖人憫之而醫藥興。醫藥興，而天下之人，又不死於病而死於醫藥矣。智者憤其然，因曰：病而不藥得中醫，豈不信哉！』有生必有死是萬物之常，是一般規律。因為社會發展條件所限，加之各種因素，人少有終老於死，盡享天年，而是大多死於病，由此才有醫藥之產生，正所謂：『蓋天，生生者也。天能生生，不能使有生者盡尊其生，則生生之權於是乎窮，所以斡旋生理而佐化育，所不逮者，不得不寄於醫。醫，代天者也。』然過於依賴醫藥，以醫藥為對抗疾病的『法寶』，則又產生了『不死於病而死於醫藥』的問題。早期的中醫學也走過一段曲折探索的道路，也曾有過辨病論治的溯因分析和對抗療法的歷史經歷。

中醫學曾有過對抗性治療的歷史階段

【黃帝內經】揭示,中醫學在早期經歷過以疾病為研究對象，進行溯因分析的病理學研究階段。其理論方面的任務是回答 『病從何來？』這一問題，認為把病因搞清楚是醫學的主要職能，由此把消除病因和糾正病理，作為治療的目的和選擇藥物的標準。例如，『夫百病之生也，皆生於風寒暑濕燥火，以之化之變也』便是以邪為本的病因病理觀。這種疾病發生觀，決定了其治療思路是直接去糾正，或行拮抗療法。【素問·至真要大論】指出：『經言盛者瀉之，虛者補之。』然而，實際上是『方士用之，尚未能十全』。所謂的『寒者熱之，熱者寒之』的被稱為正治法，被一般醫生奉為常規。『「治寒以熱，治熱以寒」，方士不能廢繩墨而更其道也』，即用熱藥治寒病，用寒藥治熱病。奇怪的是並未奏效，反而出現：有病熱者，寒之而熱；有病寒者，熱之而寒；二者皆在，新病復起。原有病沒治好，又添加新病。王冰指出這是治之而病不衰退，反因藥寒熱而隨生寒熱，病之新者也，是『粗工褊淺，學未精深，以熱攻寒，以寒療熱』，企圖依靠對抗壓制加以糾正，但結果是『亦有止而復發者，亦有藥在而除，藥去而發者，亦有全不息者』。【黃帝內經】中的『經言』『論言』是【黃帝內經】之前學派的觀點，而岐黃學派是用實際效果作為經驗，對以邪為本的病因病理決定論指導的對抗性治療提出詰難的。

病名和病理診斷，把疾病只看成是致病因素的作用和病理破壞的結果，只看到『邪侵正』的一面。所謂針對病理變化的治療，把醫藥手段自比為撲滅病因和糾正病變的力量，以為可以直接與病因和病變打交道，心目中自然就沒有了病人『正祛邪』這個愈病的根本。只見病，不見人，結果是治不好病。因為『病為本，工為標；標本不得，邪氣不服』（【素問·湯液醪醴論】）。所謂的攻邪治療，就是針對病理變化進行的治療，甚至有學者認為攻邪就要主動積極進攻，結果必然是『粗工凶凶，以為可攻；故病未已，新病復起』（【素問·移精變氣論】）。原有的病沒有好，新的病又復出現。這種新的病從何而來？只能是由於醫藥治療手段轉化為它的對立面，變成致病因素。這樣的醫生，雖然其勢『凶凶』，但只配稱為『粗工』。

『上醫醫國，中醫醫人，下醫醫病』『上醫醫未病之病，中醫醫欲病之病，下醫醫已病之病』（【備急千金要方卷一·診候第四】）的醫學觀和對抗性治療的痛苦教訓，以及對人體解剖結構的認識手段和認識水平的客觀限制，使辨病論治的溯因分析和對抗療法沒能走太遠。大量的醫療實踐也證實，各種治療方法也不是針對病因的。如針灸治療各種疾病，顯然不是直接地消除『邪氣』。這樣的客觀實際，使中華民族以自身的智慧，創造了辨證論治的方法論，使中醫學較早地實現了診療思想的飛躍。

中醫治療本質是扶『正祛邪』

中醫學經歷過病因病理診斷的認識階段和針對病理變化進行糾正的拮抗性治療階段，犯過錯誤，遭到非難，吸取教訓，總結經驗，強調『端本澄源，中含至理』，從辨證觀點出發，治病必求其本，解決什麼是愈病的內因或根據，指出『機其樞要，眾妙俱呈』要進一步『求其屬』，抓住人體自穩調節這個樞要為中心，一切就迎刃而解。診斷有了中心，治療就不會去追求大量和長期應用的對病變進行糾正的拮抗療法。診斷揭露了抗病反應的具體特點——正祛邪之勢，治療也就會提高到因勢利導，扶『正祛邪』的水平。因此，『能攻心，則反側潛消，自古知兵非好戰；不審勢，則補瀉皆誤，從今用藥要深思』。

例如，高血壓的眩暈等臨床表現概稱為『風』，歷史上有『外風說』到『內風說』的演變，說明對高血壓和眩暈應看成是『正祛邪』的抗病反應，不應再單純看作『邪侵正』的病理破壞。高血壓作為抗病反應，是為克服重要器官血流供求的不平衡。能夠這樣認識，就不會停留在針對病變糾正的拮抗療法，而是因勢利導，因『正祛邪』之勢而利導之，幫助抗病反應去實現它的目標，即幫助它克服重要器官血流供求不平衡。如是，則此種抗病反應已無再動員的必要，而高血壓和眩暈等臨床表現將自然解除。高血壓作為抗病反應，它的背景在於血流調節機制的削弱（精氣虛）。臨證時，應進一步幫助該調節機能的提高以治其『本』，使它能提高克服血流供求不平衡的能力。『諸風掉眩，皆屬於肝』，眩暈之為風，它的屬（樞要）在肝。肝藏血，肝擔負着血流調節機能的管理或控制的職能。醫家在治療上總結了『醫風先醫血，血行風自滅』（陳自明）和『治風先養血，血充風自滅』（余春山）的規律。血的『行』，是對『正祛邪』之勢的抗病反應的因勢利導。『養』和『充』，則是扶『正祛邪』，幫助提高相應的調節能力。

因此，既沒有孤立的虛，也沒有孤立的實，實是虛的外在表現，虛是實的基礎背景。『邪之所湊，其氣必虛』，在疾病過程中，人體自穩調節處於失代償狀態。表面上看來是機能亢進的抗病反應，而它的基礎恰恰是相應的調節機能的削弱，是失代償的表現。『邪氣盛』的背景是『精氣虛』，邪氣盛則實，僅僅是相應的精氣虛的外在表現。例如：舌苔的出現反映消化機能的低下；發熱和白細胞的增多，恰恰是由於抗感染沒有成功；高血壓的背景是血流調節機能的削弱；高血糖的基礎是血糖調節機能的低下；免疫超敏的背景正好是免疫效能的不足；正反饋是因為自控系統的削弱；振盪正好是自穩調節不足的表現。

『實則瀉之』，汗吐下消，實際上是因勢利導，因正祛邪的抗病反應之勢，幫助其向實現抗病目標的方向而利導之。寒熱溫清，一方面能夠改善血流供求，另一方面又能減輕調節機能的負擔，甚或影響相應器官的功能和代謝。這些都是着眼於幫助自穩調節和抗病反應，並且都規定給予一定的限制：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無毒治病十去其九；谷肉果菜食養盡之，無使過之傷其正也。這是反對包辦代替，給自穩調節和抗病反應留有餘地，使其在鬥爭中得到鍛煉和提高。如果『不盡』，還可以『行變如法』（【素問·五常政大論】）。

『虛則補之』是從幫助提高自穩調節着眼，從相應的調節機能低下的具體特點入手，注意各調節機能間的相互關係。因此，不是抽象地『扶正』，而是要依據『正祛邪』低下的具體情況，進行扶『正祛邪』。由於『邪之所湊，其氣必虛』，疾病過程總是以自穩調節的失代償為其主要標誌。抗病反應的臨床表現正是自穩調節機制失代償的結果。辨證時要發現它，治療時要依靠它、幫助它，促成其由失代償向正常調節的轉化。因此，總原則只能是扶『正祛邪』，而不是針對病理變化進行糾正的拮抗治療。

國醫大師陸廣莘先生說：『在找到人體的自愈能力、調節能力，找到醫學的依靠對象後，因勢利導，間接地動員，那麼我們站的位置就更高了。只有這樣，才能說是以病人為本，醫生為標，「標本相得，邪氣乃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