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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是中国现代史的一道伤疤，它那么深，那么痛，以至于成为我们民族的禁忌，不愿去触碰它，不愿去回忆它，似乎这样子过上如许年，它就可以随着历史的尘埃淡去一样。 在关于文（革）的反思问题上，既然如此艰难，那我们的话题就从东汉末年被标定为“农民起义”的另一场“梦想”开始吧。 那场发生于公元184年的梦想之旅，在我们的历史时间表上，被称为“黄巾起义”。在现代人的知识光谱中，它首先被标签为农民起义——在我们习以为常的那套体系的定位中，农民起义意味着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意味着历史的推动者；而在后现代的当下，它又被部分人加上了一个新的标签“邪教”——其实我们所说的邪教完全是一个现代社会的东西，即使历史上西方的宗教异端跟我们想象中的“邪教”也不是一个事物，黄巾起义跟我们所谓邪教更有着根本不同。黄巾起义是它的时代的产物，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必然环节，并不能简单地用道德上的善或恶来评判它。 首先，黄巾起义是有它的草根性的，产生于普通百姓之中，是下层人民对政治秩序之不满作出的反应。刘邦建立西汉之初，政权有较强的平民性，但随着政治秩序的逐渐巩固，以士大夫为基础的一套政治体系和董仲舒等所提出的礼教维系体系的确立和加强，到东汉时，汉王朝已经完全是豪强势力的政权（豪强势力本身并不是腐败的），到东汉中后期，豪强势力又产生出其异化的力量——宦官势力，豪强政治蜕化为更加黑暗的宫廷（后宫）政治。 伴随着政治黑暗化的同时，是经济上对下层人民的残酷剥削。本来按照汉王朝的税法规定，人民的负担并不重，但那个规定是针对自耕农而言的，到东汉后期，自耕农已基本不存在，沦为豪强势力附庸的依附农民需要向豪强交纳的财物几十倍于他们所向国家交纳的财物。 由于汉代天命论的盛行，普通百姓并不去考究问题产生的根源，他们的怨恨只能指向自称代表“天”的中央朝廷，怨恨当朝者以及一切与之相关的东西。 张角等人以符水治病，在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很正常的“职业”，他们主观上是在救人，而不是在骗人，他们客观上也做一些化学研究，虽然从现在的角度看并不科学。他们掌握一定的知识，并在社会上有广泛的联系。 由于黑暗的豪强-宦官政治隔断了正常的社会流动，阻塞了下层人民进入政权的渠道，下层人民的不满便涌动成一股力量，需要找一个发泄口；像张角这样掌握了一定知识，又无法通过合法渠道进入政权，并由于工作的关系联系和拥有一定社会势力的人，便当然地成为那股力量的代表者。 这股力量是盲动而冲撞的，下层人民把他们的不满发泄在所有与那个朝廷有关的人和物上。由于人们普遍相信天命论，而正常秩序中的一切在他们看来都是老天的安排，他们的抗争指向一切现存的秩序，包括那些士人；抗争转化为一场反对一切秩序的非理性破坏运动。 本来张角等起义发动者的本意也跟后代大多数农民起义者相似，简单说就是要求等贵贱，均贫富：“积财亿万，不肯救穷周急，使人饥寒而死，罪不除也。”张角指责那些富户囤积居奇，不肯救济百姓，说他们“与天为怨，与地为咎，与人为大仇，百神憎之。”他教人人都耕作纺织，让大家互通有无：“天生人，幸使其人人自有筋力，可以衣食者。”“人有财相通。见人穷厄，假贷与之，不责费息。”又说“诸神相爱，有知相教，有奇文异策相与见，空缺相荐相保，有小有异言相谏正，有珍奇相遗。”在当时，这是代表了大多数下层老百姓的一个“中国梦”。 理想是丰满的，但现实是骨感的。被发动起来的下层人民在怨恨、妒忌等情绪的指引下，把他们的斗争指向了一切现存的秩序，成为一场非理性的破坏运动，同时每个人心中恶的本性也被激发和膨胀，打砸抢杀。而这种非理性力量被发动起来以后，其领导者实际上也无法在控制了，张角如果在泉下有知，一定也会对黄巾起义发展成后来那个样子痛心疾首。 上面这一过程的发展逻辑，是如此地熟悉，实际上，人类的历史进程中，很多事情都是在重复地上演。但人类又是如此地健忘，好了伤疤就会忘了痛，因为本能的力量是如此地强大，它支配着人类的行为，总是在那些固定的轨道和模式上重复着他们的一错再错。 历史总是在“建立秩序”-“破坏秩序”的轮回中前进，当战乱不断、社会混乱、人命被草菅的时候，人们渴望秩序，渴望一个救世主用强力结束乱世，甚至不惜让渡他们的自由。但是当秩序建立和巩固以后，当秩序转化为当权的势力集团的统治与压迫的时候，人们又会渴望自由，尤其是当统治集团腐化堕落的时候，人的本能又激励着他们向破坏秩序的路上大踏步前进。 那位开创中国新时代的毛先生曾经自豪地宣称，他已经找到了突破“历史周期律”的钥匙——那就是民主，或者说人民民主。但民主的事业远不像毛先生想象的那么简单。 我自始至终相信，在毛先生心中，是有着伟大的理想的，新中国建立之后，当秩序逐渐建立和巩固，他惊恐地发现，这一依照苏联模式建立的新秩序中，有着太多他当年坚决反对的旧秩序的影子和痕迹，与他的理想背道而驰。所以，他坚定不移地又举起了斗争的旗帜。只是他没有想到，此时他作为一个国家领袖和民族精神象征的影响力已是如此巨大，他发动的这场理想主义的、冲击旧秩序的运动成为了一场“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进而成为一场民族的浩劫。 但即使有这样的结果，我从来不认为这是他一个人的错，我甚至认为，他同样是历史的一个棋子，在易道的推演中，阴不“剥”至极处，就不会迎来“一阳来复”，背负着沉重历史包袱的中华民族，不经过这样一场洗礼，也许很难真正走进现代社会。 另一方面，历史的吊诡又总是让人跌落眼镜。黄巾起义是为了冲击士大夫政治秩序，文（革）是为了反对资本主义，但历史的发展中，黄巾起义恰恰激发了它的对立势力——士大夫政治的活力，或者说，在黄巾起义冲击后的世界废墟中，恰恰是士大夫政治成为了历史的主导——东晋到南北朝的门阀政治正是士大夫政治的进一步表现形式。坚决反对资本主义的文（革）结束之后，迎来所谓改革开放，经由对文（革）路线的“拨乱反正”，实质上是让资本主义（经过改头换面）迎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时代。但就像在东晋南北朝时代，门阀政治只是标志着中国精神在乱世之中的退守和自保，在不绝如缕中等待下一次更新与复活，门阀政治本身绝不代表一种新的制度精神；在当代，这种改头换面的资本主义同样并不代表中国精神发展的新契机，它仅仅是在为新精神的复活准备着土壤和水分。 埋葬门阀政治、开创中国精神新时代的是隋唐的科举制度和宋明理学的复兴；在今天，新的精神的复活，也必将踏过今天改头换面的资本主义的尸体，才能开创一个新的未来。 作者简介 孔门弟子，北京大学哲学硕士。归宗于儒学一脉。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惜乎道之不行，乃寄情诗词，游戏文字，以为隐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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