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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學西傳歐洲研究導論】，張西平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6月第一版，68.00元
三千年來，儒學在中華民族的發展歷史上一直是中華民族精神的靈魂。作為人類最偉大的思想之一，儒學以其博大的智慧和開放的寬廣胸懷，不可能永遠囿於世界一隅。果然，大航海以來，隨着東西聯通的開始，儒學也開始流向西方。直至今日，此流雖然緩急寬狹不一，其在異域文化中的迴響一直綿延不絕，假以時日，其精華之力必然滋潤西方世界文化之樹的根系，從而從根本上營養這棵大樹的機體。那麼，儒學在西方，乃至整個世界究竟意味着什麼？張西平教授撰寫的【儒學西傳歐洲研究導論】（以下簡稱【導論】）在以下四個方面做出了開拓性研究。
一.正本清源：發掘儒學西傳的歷史真實
多年以來，我國知識界一直有一種認識，即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驅是耶穌會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他不僅撰寫【天主實義】向中國民眾介紹基督教教義，而且首先翻譯了【四書】的部分內容，向西方扼要介紹了儒家思想。然而，【導論】以詳實的第一手文獻資料證明，來我國更早的、同為耶穌會傳教士的羅明堅，才是歷史上第一位用西文向西方翻譯【大學】和【四書】的人。張教授的考查顯示，1593年羅明堅用拉丁文翻譯的【大學】的部分內容，在【圖書選編：有關歷史、學科、救世的學習方法】中發表。那麼，【大學】的翻譯狀況如何？從【導論】所展示的羅明堅【大學】譯本關於修齊治平的思想來看，羅明堅的譯文在很多地方相當忠實。因受天主教教義和西方哲學認識論的影響，羅明堅對有些思想的理解有誤，如『明德』『新民』『格物致知』等，但他總體上把【大學】的思想理解成教育、政治和倫理思想，並影響了後來傳教士對儒家思想的認識。三年後的1596年，羅明堅完成了【四書】的翻譯。作者展示了羅明堅【四書】手稿的簽名，以及其中的【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的拉丁文本首頁，對有關【四書】手稿的三個問題進行了頗有意義的考證：（1）手稿的作者；（2）此手稿沒有公開發表的原因；（3）翻譯內容的狀況。作者以可靠的歷史證據證明，【四書】手稿的作者是羅明堅，【四書】手稿最終沒有得以發表的直接原因，是耶穌會亞洲巡視員范禮安的個人阻撓，而深層原因是耶穌會內部關於傳教策略的派系鬥爭。作者以【中庸】部分內容的翻譯為例做了三點鞭辟入裡的分析：（1）羅氏將西方哲學的『理性』與儒家的『天』等同起來，且把儒家的『天』等同於天主教中的人格神；（2）羅明堅對『道』的理解外在化，沒有將其視為『內心的道德堅守』，『沒有明顯反映出【中庸】所表達的那種心性之學』；（3）羅明堅把『中和』思想翻譯成『理性和法則的遵循便得以完成』與儒家道德論中的『性情』和『誠』的思想大相徑庭。雖然僅以三點翻譯作為典型進行分析，卻揭示了羅明堅【四書】翻譯的跨文化本質，即它不是『完全的真實翻譯』，而是一種文化間性翻譯，是中西文化之間『聯繫與變動的混合關係』。
除探討羅明堅的儒學翻譯之外，【導論】對其編纂和撰寫的【中國地圖集】和【天主聖教實錄】進行探討後指出，羅明堅在這兩部書里都提到了儒學，可見其對中國文化核心的定位是準確的。【天主聖教實錄】將天主教教義與儒家思想自然揉和，令人印象深刻。他在論述天主教教義的兩條戒律時說：『第一，每個理性健全的人都應承認天主為一切的創造主，他是唯一的真天主，並應以至高的熱愛來朝拜他；第二，這仿佛是人格的一個戒律，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相反，己所欲，施於人。如果你遵守這兩個戒律並勤勉奉行其中的所有要義，那麼可以說你正在遵行這自然戒律。』羅明堅在書中高度讚賞儒家的『仁、義、禮、知、信』的思想，稱其為五種永恆的美德，並將仁、義、禮、知、信五個大字與拉丁文翻譯對照刻在書的封面，可見其對儒家思想的尊重。【導論】指出，【天主聖教實錄】雖然是為中國教徒撰寫的，但羅明堅在中西文化間『求同』的態度無需贅言，這種深度思想揉合，反過來對儒家思想向西方文化傳播的潛在影響力，不言而喻。
作者對羅明堅的考證，科學而中肯地展現了羅明堅對中西文化交流所做的貢獻。當然，作者的真正意圖並非在此。較之於後代傳教士和漢學家，羅明堅的貢獻並非顯耀，但對羅明堅進行考證的更大意義在於，在中國文化走向世界的當代歷史背景下，在中西文化交流史成為顯學、需要認真書寫的今天，羅明堅的篳路藍縷之功得以呈現和還原，中西文化交流史尤其是『中學西傳史』的真正源頭得以客觀、科學地刊定，其學術價值和歷史意義自不待言。
二.『禮儀之爭』的另一種價值——『中學西傳』
中西交流史上，始自耶穌會內部並蔓延至多明我等多個教會之間的『禮儀之爭』，是盡人皆知的重大事件，其歷史過程與意義已多有描述、分析和闡發。【導論】對其所作的觀察則駐足於另一個重要方面，即由『禮儀之爭』開啟的『中學西傳』。作者認為，『禮儀之爭』表明，『中國文化向西方世界的傳播工作，並非由中國人所開創的，而是由來華的傳教士們開啟的』。不僅如此，『禮儀之爭』大大推動了傳教士對中國典籍的翻譯，它『在中學西傳方面的功勞，比在西學東漸方面更要大』。作者集中探討了中西交流史上第一次大規模『中學西傳』的歷史，聚焦於三位傳教士對中國典籍的翻譯與介紹：龍華民、卜彌格和基歇爾。關於龍華民，【關於『上帝』之爭論的簡單回答】一文的幾個問題值得注意。第一，此文大量徵引明代胡廣編纂的【性理大全】，概括地介紹了【中庸】【論語】【易經】【詩經】【禮記】中的一些思想，實質上是宋明理學思想，這是『禮儀之爭後中國古代哲學著作在歐洲傳播的最早和最重要的文獻』。第二，此文受到當時的哲學家萊布尼茨的重視，並被萊布尼茨本人收入萊布尼茨全集；此文也對馬勒伯朗士的思想產生了直接影響，使後者將朱熹的『理』與斯賓諾莎的『無神論』等同起來。第三，龍華民撰【關於『上帝』之爭論的簡單回答】目的不在傳播儒學，而在於把儒家思想同基督教文化區分開來，以此表達對利瑪竇『合儒』傳教策略的不同觀點。但此舉卻在無意中傳播了儒家思想。關於卜彌格，作者全面而真實地展示了卜彌格對【黃帝內經】的翻譯狀況和對中國醫藥學理論的介紹，尤其展示了卜氏【中國植物志】的概貌。關於基歇爾，作者揭示了【中國圖說】的語言學貢獻，認為【圖說】中所做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全文漢字與羅馬字讀音對照，是『歐洲第一份漢字與羅馬字讀音對照』文本，它大大推動了歐洲的漢語學習與研究，【圖說】首次公布了一部法漢詞典，直接推動了漢語在歐洲的傳播；傳播了中國古代文字知識以及十六種中國古代文字，是後代漢學家走向漢學的重要基礎，對當時來說，有十分重要的語言學價值。除此以外，作者對來華耶穌會士的中國經典翻譯做了系統的總結，郭鈉爵、殷鐸澤、恩理格、魯日滿、柏應理、衛方濟、巴耶爾、杜赫德的名字及著作、譯作皆赫然在列，清晰地勾勒出了當時中國典籍翻譯的歷史概貌。
三.對【中國哲學家孔子】的全面探討
【導論】用很大的篇幅對【中國哲學家孔子】一書進行了五個方面的研究。第一，【中國哲學家孔子】與禮儀之爭的關係分析；第二，【中國哲學家孔子】的跨文化性質與特點的分析；第三，對【中國哲學家孔子】的世界文化史意義的揭示；第四，【中國哲學家孔子】的基本內容及典型譯文分析；第五，【中國哲學家孔子】對『中學西傳』的歷史作用。關於此書，張教授提出了四個重要觀點：一、此書是『中國典籍西譯最重要的譯作』；二、理解此書的基礎是『禮儀之爭』；三、此書旨在為利瑪竇的『合儒易佛』傳教路線辯護；四、『此書是歐洲歷史上第一次最為系統的對儒家經典的翻譯，它標誌着對儒家思想的解釋，已經開始在更廣闊的範圍展開……掀開了世界範圍內展開中國思想翻譯與研究的序幕』。同時，作者指出，此書中儒家經典譯者除柏應理外，還有殷鐸澤，前者翻譯了【大學】，後者翻譯了【論語】和【中庸】。此外，柏應理對【易經】的介紹相當概括和全面。對【中國哲學家孔子】中儒家經典的譯文所傳達的思想，【導論】做了深入的分析，認為譯文所展示的思想『搖擺於歐洲與中國之間』，譯者對儒家思想的理解充滿了西方的『理性』觀念，其中既有『合儒』策略成分，也有譯者本人誤讀的成分。作者認為，儘管【中國哲學家孔子】中對儒家思想的誤讀頗多，但其『不論是在翻譯中國典籍的數量方面，還是在質量方面，在歐洲所產生的學術影響力都為先前的譯著所不逮，它是來華耶穌會翻譯中國典籍的第一個階段的代表作』，亦即孟德衛所言『來華耶穌會適應政策的最高成就』，其進一步塑造了中國形象，推進了歐洲對中國的認識。作者對此書的深入研究，將『中學西傳』的又一里程碑昭示於世。
四.全球史視野下的歷史洞見
中國文化是偉大的，即使西方殖民主義陰翳籠罩，中華民族五千年的智慧，始終放出璀璨的光芒。今天從全球視野來看，即使在16到18世紀西方文化不斷上升的時期，中國文化也以其獨特的魅力征服了西方的精神世界，顯示了其深遠的世界性意義。作者以詳實的史料證明，18世紀西方曾流行過中國熱，當時的歐洲上流社會曾以喝中國茶、穿中國絲綢衣服、坐中國轎子、建中國庭院、講中國故事為時尚。這足以說明中國文化對西方社會生活的影響十分深刻。而在思想層面，儒家思想影響了歐洲當時最偉大的哲學家，並成為歐洲啟蒙思想的啟迪。萊布尼茨發現了孔子學說中『非人格神的崇拜』。伏爾泰從歷史和政治上論證了孔子的合理性，其【風俗論】第一次把整個中國文明納入世界文化史中，從而打破了以歐洲史代替世界史的『歐洲中心主義』史學觀。魁奈的【中華帝國的專制制度】影響了法國重農學派和重農主義的形成，使路易十五國王在凡爾賽宮模仿中國古代帝王舉行『藍天大禮』。然而，隨着啟蒙運動的發展，18世紀末以來，中國形象在歐洲發生了顛覆性轉變，在孔多賽進步史論那裡，中國似乎成為『停滯的國家』，中國文明被貶為耶穌會傳教士所編纂的神話。西方世界從此開始否定中國文明，輕蔑中國思想。時至今日，『歐洲許多關於中國的認識還停留在中西初識的時期，歐洲仍相當頑固地根據自己的需要來理解中國』。在中國文化走出去的今天，我們應如何對待這一事實？作者認為，中國思想擁有巨大的價值，中國思想在世界發展史上的貢獻理應得到充分肯定。正如法國漢學家謝和耐所說，發現和認識中國，研究儒家哲學，為法國大革命做了思想準備，中國文化曾經在啟蒙時代為歐洲社會文化轉型做出了貢獻。作者指出，在西方中心主義甚囂塵上的今天，我們要破除後現代主義對中國的知識立場，破除19世紀以來的歐洲神話，解構啟蒙運動以後西方所確立的進步史觀。【導論】對西方否認文化發展歷史、妄自尊大的狹隘態度提出了尖銳批評：『歐洲思想不是一個自我成聖的過程。如果僅僅關注於回到希臘，西方的思想家無法發展出近代的啟蒙思想觀念。但當代的西方思想史敘述卻不再提這段歷史，他們改寫西方思想的發展史，並設置一個思想文化發展對峙的二元模式，以訓導東方國家。在此意義上，這種做法反映出西方思想自啟蒙後的墮落。』同時，作者也尖銳地指出，在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過程中，要警惕後殖民主義方法論的虛偽性，因為這一理論『仍以西方為中心，東方則只是陪襯而已，從而無法真正地從全球化的角度考慮東西方之間文化與思想的互動，既沒揭示在這個歷史過程中東方思想的價值，也沒有揭示出當代西方思想和文化主流敘述的虛偽性，而用後殖民主義理論來論證啟蒙思想的內在邏輯的合理性的做法，恰恰是用後殖民主義邏輯為西方辯護的一種自我殖民化，違背了後殖民主義理論的初衷。』作者強調，研究中西文化的交流史，我們需要的是一種有利於全球性文化發展的、客觀而公正的眼光和博大的人文情懷。我們需要指出諸如科學主義、物質主義、資本主義、人權等西方思想的弊端，又要發揚和傳播儒家傳統中的人文精神，人文關懷，並『和啟蒙所帶來的最強勢的人文主義進行深層對話』，『克服後現代主義對啟蒙片面批判和固守在啟蒙思想內部發展思想的兩種傾向，而從中國的歷史和啟蒙的歷史中做出新的解釋，重新融合中西思想』。這為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指明了道路。
在『中學西傳』史研究成為當代顯學的今天，【導論】這座巔峰無疑是指引這一研究領域學術航船的燈塔。無論是在研究方法還是研究內容上，張教授高瞻遠矚的學術視野、巨大的開拓勇氣、精微的探索、振聾發聵的發現，都為將來的『中學西傳』史研究鑄就了堅實的基礎，為後來者樹立了光輝的榜樣。【導論】的重要意義在於，它以歷史的眼光發掘和探明了儒學的世界性意義，揭示了儒學思想的普遍性價值，攻克了長期統治世界思想文化領域的西方中心主義的堡壘，為今天我國文化走出去戰略增強了信心，為將來更深入、更有效地傳播儒學思想和中華文化指明正確的道路。可以預見，【導論】必將照亮『中學西傳』史研究和中華文化對外傳播的的遠大前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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