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川日本的〖春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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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批注十三经图 资料图片

德川时期的日本文化繁盛，成就斐然，其显著标志便是中国儒学在扶桑的广泛传播，深入影响。德川时期，随着对儒家经典研探的不断深入，日本涌现出很多儒学名家、儒学流派，产生了一大批学术价值颇高的研究著作，为推动日本社会的进步产生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其中，〖春秋〗学的发展及其对德川幕政、思想观念、思维方法，乃至近代日本历史的影响，即具有代表性意义。

德川〖春秋〗学的发展可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德川初期（1603—1691）。此期的研究以幕府官学为主，作为德川朱子学派领军人物的幕府大学头林罗山，不仅在收集、校勘、刊刻、传播〖春秋〗经学文献方面用功甚巨，而且直接开启了德川日本〖春秋〗经学的考证考据之风，为进一步研究打下坚实基础。林罗山的子孙及后学，著作纷披，成就蔚然，使朱子学派在此期的〖春秋〗经学研究中占据绝对优势地位。德川初期〖春秋〗学的传播和发展，对幕府统治的维护和巩固裨益良多。这突出地表现在幕府对大名的分封中。幕府依据大名与德川家族关系之亲疏，将大名分成不同种类，其中亲藩与德川氏关系最近，亲藩中的纪伊、水户、尾张三地的藩主组成『御三家』，统辖着关东地区和其他军事要地，实为幕府之藩屏。这种为政之法显然是对〖春秋〗经传的资鉴。〖左传〗（昭二十六年）：『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并建母弟，以蕃屏周。』〖左传〗（僖二十四年）：『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亲藩之下依次设有谱代大名、外藩大名，幕府经常以各种名义剥夺、转封大名的领地，而这，或许亦受到〖春秋〗经传中诸侯国迁徙封地之启发。顾栋高在〖春秋大事表〗中列出二十个曾经迁徙的国家，而陈槃列考春秋诸国，复增益迁徙的国家七十一个。德川幕府正是资鉴于〖春秋〗经传，权时制宜，妥善措置，从而结束诸国长期混战之局面，为其统治的长治久安打下坚实基础。

第二阶段是德川中期（1692—1779）。此期日本儒学中的古学派占据明显优势，在其推促下，日本儒者对〖春秋〗经传的攻研开始朝着深细精微的路向发展。儒者们不再满足对〖春秋〗经传的一般性了解，亦不再株守着中国古人的注疏视若拱璧，而是开始对经传含义展开具体而微的探索、阐释。较之初期，德川中期的〖春秋〗学研究阵容明显扩大，著作数量明显增多。德川中期〖春秋〗经学的发展，促成了日本文化意识的觉醒，提升了日本民族的自信心。德川之前，日本自居偏邦遐夷之地位，文化自信力较弱。德川时期，随着〖春秋〗学研究的不断深入，日本逐渐提升了文化自信力，这突出地表现在德川儒者对『中国』这一概念的诠解中。原本，中国早期经典如〖诗经〗中出现的『中国』，多涉政治或地理意义，如〖大雅·民劳〗『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大雅·桑柔〗『哀恫中国，具赘卒荒』等。但是到了〖春秋〗三传中，『中国』一词获取了丰富的文化内涵，『中国』往往在夷夏之辨的文化语境中被提出，如〖穀梁传·成公九年〗『莒虽夷狄，犹中国也』，〖公羊传·宣公十五年〗『离于夷狄，而未能合于中国』，〖左传·庄公三十一年〗『中国则否，诸侯不相遗俘』，『中国』与夷狄彼此对立，语意互敌。德川儒者从文化的立场重新定义了『中国』一词的含义。如上月专斋说：『华言者以汉土为「中华」、「中国」，不识〖春秋〗名分，俗儒之纰缪也。夫天地广大寥廓而无际限，是以天地之中，无一定之中，则所居之民人，各中其国、华其国，是天地自然，非人为矣。』浅见絅斋（1652—1711）言：『吾国知〖春秋〗之道，则吾国即主也。』『孔子若亦生日本，必从日本立场立〖春秋〗之旨，是所谓善学〖春秋〗者也。今读〖春秋〗而曰日本为夷狄，非〖春秋〗害儒者，系不能善读〖春秋〗者害〖春秋〗也。』毋宁说，正是〖春秋〗经传促使日本摆脱了以遐夷偏邦自处的文化自卑，从而促进了日本文化意识的觉醒，提升了日本的民族自信心。

第三阶段是德川晚期（1780—1852）。此期的〖春秋〗学走向全面繁荣。在清代考据学的持续影响下，此期的日本〖春秋〗学研究，既打破了林氏官学的统治地位，也打破了古学派的一统江山，诸派并作，蔚成大观。德川晚期〖春秋〗学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启蒙了日本科学理性的思维方式，为日本在明治维新后顺利实现脱亚入欧奠定了思维基础。儒家经典中，需要运用天文历算等科学方法进行探研的首推〖春秋〗经传。德川中晚期的〖春秋〗经学研究，巨细靡遗，众彩纷呈，对〖春秋〗经传中所涉及的天文历法问题之探究，促进了日本科学理性的思维方式的形成。关于天文历法的记录，散见于〖春秋〗经传之中，虽经杜预以迄清代众多中国学者之钻研，但仍有开拓之余地。对此，中井履轩、帆足万里，在其〖春秋〗经传研究著作中均有细致阐述。履轩本『格物致知』之精神，批判鬼神之说，反对教条主义，深细推阐〖春秋〗经传中的天文历法问题，其研究方法旁涉多门，精微细密，对日本科学思维的建构起到重要作用。帆足脉承履轩，不仅对〖春秋〗经传中的天文历法问题多事阐发，而且广求天地自然之道，『大块之所以生，星行之成侧圆，地之广狭，海之二潮，磁石之指南，大气二质之用，火之生焰，及人之气息，是其学之至要者』（米良仓〖帆足文简先生墓碑铭〗）。由皓首穷经之儒到细推物理之科学研究者，此种转变，实受〖春秋〗经传之发启。

第四阶段是幕府末期（1853—1867）。其时阳明学大行日本。内忧外患的政治局势，激发此期的〖春秋〗经学走上了致用、实践一途。幕末乃至明治初年的〖春秋〗经学突破对纯学术的攻研，学者们针对日本的现实，通过撰述〖春秋〗经传研究著作而对时代难题作出回应，因此，这些著作往往打上鲜明的时代烙印，从而具有经世致用的品格。幕末〖春秋〗经学的发展，深刻地影响了日本近代的历史，对『尊王倒幕』、明治维新，产生极为重要的作用。〖春秋〗经学的主要价值取向是『尊王攘夷』。幕末的日本，内部四分五裂，外受列强侵逼，当此之时，依托万世一系的皇室作为统一日本之基础，进而内安外攘，成为延续国脉、摆脱危机的唯一方式。于是『大义名分之声起，虽甚为微弱，然兹有国难，无论如何，必须统一国家。以此之力，同担国难；除此之外，别无他途。此一精神猛然而起，就产生了攘夷党、勤王党。勤王党、攘夷党结为一体，产生了「尊王攘夷」，终成一民族之大运动』（大隈重信〖明治宪政经济史论〗）。幕末志士正是在〖春秋〗经传『尊王攘夷』观念的启发下，赋予『尊王攘夷』以鲜明的现实意义，身体力行，躬自实践，才终于使日本摆脱危机，实现国富民强，这是〖春秋〗经学影响近代日本历史的一大显征。『尊王攘夷』的观念也深刻地影响着德川幕府内部成员。水户藩德川光国于明历三年（1657）创设史局，将尊王思想灌注于〖大日本史〗的编纂之中，可以说，『尊王攘夷』正是历经二百五十年编纂修订才最终完成的〖大日本史〗的主体精神。德川光国倡导大义名分论，力主尊王，此种精神之感召，流风所及，直接影响到幕府末代将军、光国后裔德川庆喜。德川庆喜五岁就学于水户藩弘道馆，在父亲德川齐昭和教授们那里受到严格教育，深受大义名分论及尊王思想濡染。职是之故，在幕末内忧外患的危急形势下，德川庆喜果断做出『大政奉还』之决定，从而使日本避免了被殖民地化的命运，顺利实现明治维新。这亦是〖春秋〗经学影响近代日本历史进程的典型事例。

总体而言，德川〖春秋〗经学的发展，对江户时期的文化思想、政治统治皆产生了显著影响。〖春秋〗经学在德川日本的发展及其所产生的深广影响，充分彰显了中华文化深刻而强韧的感召力、影响力。近代日本之所以能够在危机重重的困境中走出阴霾，迅速实现国强民富，正是内蕴中国文化、外师西洋科技之结果。

（作者：张德恒，系山西大学国学研究院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