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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十九世纪末以来，中国的一些信仰科学的人士就对中医抱有极大的成见，几乎把它等同江湖骗术。 出身中医世家的严复就曾说：“听中医之言，十有九误，切记切记。”(严复：《严复家书》)。曾在日本学习西医的鲁迅也曾说：“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或无意的骗子。”(鲁迅：《〈呐喊〉自序》)。 陈独秀则说：“（中）医不知科学，既不解人身之构造，复不事药性之分析，菌毒传染，更无闻焉；惟知附会五行生克寒热阴阳之说，袭古方以投药饵，其术殆与矢人同科；其想象之最神奇者，莫如‘气’之说；其说且通力士羽流之术；试遍索宇宙间，诚不知此‘气’之果为何物也!”(陈独秀：《敬告青年》)。 严复不信中医的理由是，“中国九流之学，如堪舆、如医药、如星卜，若从其绪而观之，莫不顺序。第若穷其最初之所据，若五行干支之所配，吾九星吉凶之各所主，则虽极思有不能言其所以然矣。无他，其例之立根臆造而非实测之所会通故也。”(严复：《〈穆勒名学〉按语》)。也就是说，中医不可信，是因为它没有西医那样的“实测”，因此是不科学的。 由于中医的“不科学”，对中医的态度就成了对科学的态度，而对科学的态度实际就是对“新文化”的态度。傅斯年就说：“我是宁死不请教中医的，因为我觉得若不如此便对不起我所受的教育。”(傅斯年：《所谓“国医”》)。 丁文江在贵州考察时患病，当时山高路遥，没有西医，但他却真的宁死也不请中医来看，而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随从活活病死。胡适说丁文江：“他终身不曾请教过中医，正如他终身不肯拿政府的干薪，终身不肯因私事旅行用免票坐火车一样的坚决。”(胡适：《丁在君这个人》)。 实际上，对中医抱持成见的不仅是新文化人，还包括一些老革命党。比如，孙中山一生崇尚西医，反对中医。他临去世前，西医已经束手无策，于是在包括胡适等人的劝说之下，才勉强同意改用中医，并且在中医号脉时把脸别了过去，拒绝与中医直接面对。 1926年，梁启超因患尿血病，到北京一家著名西医院治疗。医生诊断说是肾脏的毛病，需要作肾切除。本来，梁启超的一位朋友认为不必割肾，劝他服用中药，但梁启超坚信西医。结果，在右肾被切除之后，他的病情仍无好转。医生于是又诊断说，病因在牙。在拔掉七颗牙齿之后，病情依旧。梁启超三年后死此病。即使在他明知自己被误珍误医之后，他怕因此影响西医在中国的声誉，带病撰文，要国人不要因为个别事故而全面否定西医的科学性。(陈西滢:《西滢闲话》)。 在这个背景之下，胡适对中医是什么态度呢？ 1920年夏天，胡适经常患病，“一用脑脚底就痛，说是脚气病，但据西医诊断为心脏病。”(白吉庵：《胡适传》156页)。11月，马幼渔给胡适介绍了名中医陆仲安，结果吃了三个月的药之后，胡适的病就好了。可想而知，陆仲安的名气大噪，而胡适一家人后来有病都请他来看。第二年3月，胡适在“陆仲安秋室研经图”上题了五百余字，叙述了治病经过，其中有这么一段话：“我自去年秋间得病，我的朋友学西医的，或说是心脏病，或说是肾脏炎，他们用的药，虽也有点功效，总不能完全治好。后来幸得马幼渔先生介绍我给陆仲安先生诊看。陆先生有时也曾用过黄芪十两，党参六两，许多人看了，摇头吐舌，但我的病现在竟好了”。 因此，胡适相信中医，至少在那个时候，是有铁证的。不仅如此，胡适在1925年还曾亲自劝说孙中山接受陆仲安的诊治。 不过，到了晚年，胡适在给朋友的两封信中否认了陆仲安曾给他治愈疾病这个事实，尽管其中藏有胡适的小聪明。在1958年的一封信中，胡适写道：“你看见一本医书上说，我曾患糖尿病，经陆仲安医好……。我也曾见此说，也收到朋友此信，问我同样的问题。其实我一生没有得过糖尿病，当然没有陆仲安治愈我的糖尿病的事。陆仲安是一位颇读古医方的中医，我同他颇相熟。曾见他治愈朋友的急性肾脏炎，药方中用黄芪四两，党参三两，白术八钱。（慢性肾脏炎是无法治的，急性肾脏炎，则西医也能疗。）但我从没有听见陆君说他有治糖尿病的方子。造此谣言的中医，从不问我一声，也不问陆仲安，竟笔之书，此事真使我愤怒！”(转引自：罗尔纲：《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 在这里，胡适撒谎的手段十分的圆滑。 首先，他不明确地肯定或否定陆仲安是否曾治好了他的病，却极力强调陆仲安没有治好他的糖尿病(胡适确实不曾患糖尿病，尽管血糖略高)。这就象他一直不说自己在1917年到底得没得到博士学位，而仅说“考过博士学位最后考试”一样。 其次，他承认中医能够治急性肾脏炎，但获治的人不是他，而是他的朋友。这既间接地承认了三十多年前的事实，又把自己遮掩了过去，免去了自己为了活命而放弃了科学这段历史。第三，胡适最后毫无来由地对“造此谣言的中医”“愤怒”了一下，表明自己对待科学的态度十分严肃认真。其实，如果仅是误传，犯得着“愤怒”吗？如果“造此谣言的”不是中医，胡适还会这么“愤怒”吗？ 1961年8月，也就是在临去世前半年，胡适在另一封信中又说：“急性肾脏炎，我的朋友中有人患过，或用西法，或用中药，均得治愈。慢性肾脏炎，友人中患者，如牛惠生，如俞凤宾，皆是有名的西医，皆无法治疗，虽有人传说中医有方治此病，又有人传说我曾患慢性肾脏炎，为中医治好，——其实都不足信。大概慢性肾脏炎至今尚未有特效药。在三十多年前，我曾有小病，有一位学西医的朋友，疑是慢性肾脏炎，后来始知此友的诊断不确。如果我患的真是此病，我不会有三四十年的活动能力了。我并未患过此病。”(引文同上)。 胡适又在撒谎 在这里，他仍旧不明确承认中医曾经治好他的病，并且在自己三十年前到底得的什么病这个问题上兜圈子。实际上，在三十多年前，胡适得的并不是小病。他的尿中含有蛋白，腿脚肿痛，直接影响到他的工作，蔡元培曾建议胡适休假半年，而胡适的病情也确实持续了半年多。一些中医人士甚至说，“西医认为病已不可治，仅尽人事而已，……另瞩家人准备后事。胡适回家后忧虑万分，以为‘劫数难逃’。”(华蓓苓：大剂芪参治消渴——记陆仲安太老师治愈胡适的糖尿病案例》)。 1922年11月，胡适的老症重新出现，胡适说他“颇有点怕”。如果两年前的病是小病，它怎么会重犯，胡适为什么会害怕？他并且在这次犯病后一周之内两次出城找陆仲安看病(见《胡适的日记》)，说明他对中医的信任程度。另外，胡适说“有一位学西医的朋友，疑是慢性肾脏炎，后来始知此友的诊断不确”，则又有说谎之嫌：已经治好了的病，怎么能够再得知“诊断不确”呢？ 实际上，胡适在第二次犯病之后的一个多月，又因发现糖尿而住进北平协和医院检查“受了三十次的便尿分验，三次的血的分验，七日的严格的食料限制”，证明不是糖尿病。但“脚肿与不安眠”究竟是什么病，医生不肯给“一个简单的答案”，“因为科学精神的第一个条件是不肯轻下判断”。(《胡适的日记》)。时隔几十年之后，胡适把“科学精神”丢在了一边，自己给自己确诊不是慢性肾脏炎。 其实，胡适的病到底是不是慢性肾脏炎，他的病到底是自愈，如有些人怀疑的那样(祖述宪：《胡适对中医究竟持什么态度》)，还是服中药治好的，这些对我们探讨胡适的科学观并不重要。一般来说，一个医生治好了自己的疑难病症，解除了自己的痛苦，这个病人首先要对这个医生表示感谢，然后再传播这个医生的名声，以使更多的同类患者也能够得到救治，这才是人之常情。实际上，胡适请中医看病并不是就那么几次，也不是仅请了陆仲安。 1923年10月，就在胡适为《科学与人生观》作序之时，东亚图书馆主人汪孟邹为胡适请来了中医潘念祖，治疗他的痔疮。胡适患痔疮多年，曾经在北京协和医院开刀两次，但越治越严重。潘念祖说他能够在百天之内把此病治愈，后来果然如此。1959年胡适在台湾还说，在上海看病，果然一百天完全好了，到今年有36年之久，从没有复发过。(白吉庵：《胡适传》233页)。 所以说，胡适在中医这个问题上的所作所为是违反常情的。 那么，到底是什么蒙昧了他的良知呢？罗尔纲说：“胡适最恨人说假话。他为什么自己反说假话呢？这是因为他主张‘充分世界化’，主张科学。他认为中医不科学，他患肾脏炎，西医束手无法，而中医陆仲安居然医好他，社会盛传，发生了不信西医的倾向。胡适怕对科学的发展有害，所以才不得不这样说的。”(罗尔纲：《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 对罗尔纲的这个解释，有人说是“出对老师胡适的敬重，为老师讲假话找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魏邦良：《胡适的肾病与文凭》)，还有人说，罗尔刚是在诬蔑胡适，“好象抓住了一个撒谎人的把柄，这是自作聪明、不负责任的，丧失了学者应有的严肃态度和为文准则”(祖述宪：《胡适对中医究竟持什么态度》)。 本来，“中医不科学”这个论断是无法否认的，因为中医根本就不是科学。而信不信中医，与信不信科学，其实并没有十分的矛盾，除非这个“信”是“信仰”之“信”。比如，谁都知道宗教不科学，但这并没有妨碍许多科学家信仰宗教，崇拜上帝。即使是不信宗教的人，在关键时刻也有可能会不由自主地说出“阿弥陀佛”或“上帝保佑”之类的话。这是因为，相信和信仰是不同层次上的问题：一个是根据自己的感性经验和理性判断，另一个是根据自己的精神需求。 胡适在接受陆仲安治疗之前就说：“中医治病无科学根据，不足凭也，何况西医也已束手”(华蓓苓：《大剂芪参治消渴——记陆仲安太老师治愈胡适的糖尿病案例》)，这是第一个层次的“信”：信科学，不信中医。但“几经劝说，胡抱姑妄一试的态度”接受中医，这是另一个“信”：对死亡的恐惧，对生的渴望，这是精神需求。这些都是人之常情，连孙中山都无法逃避。因此，相信科学的人对“不科学”的事物会发生兴趣，或在科学无能为力的情况之下相信“非科学”，并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值得大惊小怪的是胡适对科学的近愚昧的迷信程度。 实验主义的真理观是这样的：判断一个理论、一个方法是否正确，是否是真理，就是看它是否有用，问“这个真理现兑成人生经验，值得多少呢？”(胡适：《实验主义》)。胡适作为一名实验主义信徒，他既然知道中医真的治好了自己的病，并且自己相信这个病是中医治好的，那么他为什么不敢承认中医这个方法是正确的呢？这说明他对实验主义并不忠实。 其次，科学这个词实际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各门科学本身，一是指科学的原则和精神。而科学的原则就是以寻求真理为第一宗旨，哪怕在寻求的过程中否定了自己；科学精神实际就是这么两条：第一，就是实事求是，尊重事实；第二，对没有经过证明的理论、方法、观点要保持怀疑、批判的态度。本着这个精神，一个相信科学的人就应该承认科学本身有自己的局限性，有它尚未探索到的空间，也有它可能永远也无法探测得了的领域。 对胡适来说，他如果真的是相信科学的精神和原则，他就应该承认中医是有效的，尽管是不科学的，或者说是科学尚且不能解释得了的。而胡适恰恰没有这么做。对于自己或自己所信仰的主义解释不了的现象或理论拒不承认，或者说对自己所信仰的主义盲目崇拜，这不就是迷信的定义吗？ 其实，胡适不仅不能直视中医，他对西医也不能直视。 1929年，梁启超去世，享年只有57岁。梁启超身体一直十分健壮，胡适就说他是“生龙活虎一样的人”，他自己也曾自信地说要活到七十八岁。那么他为什么会英年早逝呢？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协和医院大夫的误珍和误治。这个事实不仅是现在世人皆知，就是在当时，圈内人也个个知晓。 但胡适却在晚年说：“世界最新最完备的一个医院竟无法延长这一位平日体格很强，生龙活虎一般的大人物的寿命──中间还引起了医生错误诊断和错误治疗的各种传说，……任公先生自己始终信任协和医院，始终没有一句埋怨医生和医院的话……”。(胡适：《丁文江的传记》107页)。 这实际就是把事实说成是谣言。所以说，不论对西医还是对中医，胡适的态度都不是诚实的，所不同的是，对中医，他拒不感恩图报；对西医，他要掩盖事实，粉饰错误。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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