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主义的戏剧 萨特与加缪之间的故事

萨特与加缪的异同

剑桥大学讲师安迪·马丁在《拳击手和守门员：萨特与加缪》一书中说，萨特和加缪有许多共通之处。他们都很小就失去了父亲，都很风流，都认为人类的境况是一个矛盾。萨特说：“我不是我所是。”加缪说：“我是自己的陌生人。”二人都认为有世俗超越的可能，相信即使没有上帝，个人的生活也能有意义。换言之，二人都是存在主义者。但马丁着意的是他们的差别：加缪46岁时死于车祸，萨特享寿75岁。萨特多产，加缪则是“零度写作”。加缪接受了诺贝尔文学奖，萨特拒绝了。最后，加缪长得很帅，萨特很丑。

《纽约客》的戈普尼克说：“加缪非常帅，是存在主义的唐·德雷珀。加缪访美时，给他的法国出版商写信说：你知道，我随时都可以签一个演电影的合同。看看加缪上世纪40年代的一张照片上，领子竖着，头发往后梳，嘴里叼着一根烟，长长的吸引人的面庞，灵敏、温暖的目光，你就明白为何人们不仅把他看做一位圣人，也看做一位明星。”加缪的女儿凯瑟琳·加缪的新书《加缪：孤独与团结》基本上就是一个影集。戈普尼克说：“对心灵来说长相很重要，聪明人的聪明通常是对其相貌缺陷的补偿，哪怕不过是鼻子太大或者长了一对招风耳。相貌丑陋而用功思考的人，如苏格拉底和萨特，是在用他们的头脑去弥补他们长相上的不足。加缪有一次看到萨特拼命向一个漂亮女孩示好，便问萨特为何不能像他那样从容一点。萨特说：你看过我的脸吗？当长得帅的男子或漂亮的女性从事脑力工作时，我们会对他们刮目相看，因为我们知道，他们本可以选择靠脸吃饭的道路。”

《加缪传》作者奥利弗·托德说，加缪可能受益于他更加了解他同时代的英美反极权的知识分子，如卡尔·波普尔和奥威尔。但加缪问的大问题不同于英美自由主义者问的问题：我们如何让世界明天变得更好一些？加缪问的是法国式的宏大问题：为什么今晚不自杀？最终答案是一样的：明天也许会比今天好一些，毕竟，你得对人有些信念。

在美国，加缪首先是一个法国人，但是在法国，他仍然是一个阿尔及利亚人，他很强壮，擅长游泳，还是一个优秀的足球运动员。因为来自地中海，他被认为更加古典，跟橄榄林和埃斯库罗斯有联系。但真实情况比较残酷，他的父亲是一家葡萄酒公司的店员，工资很低，后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丧生，那时加缪才1岁大。他的母亲给富有的法国人打扫卫生。

加缪是一位优秀的哲学学生，法国的教育选拔体系甚至延伸到了最偏远的地方。他在当地大学进步很快，20岁左右时就写了论普罗提诺和圣奥古斯丁的文章。1940年他离开故乡前往巴黎，随身带着一部小说的手稿。做了一阵子记者后，他回到北非，在那里写出两本书。1943年，他回到法国，加入了《战斗报》，出版了小说《局外人》和哲学随笔《西西弗神话》。这两本书有着同样的主题：意义是由人创造的，人生是荒谬的。在《局外人》中，加缪所说的荒谬是没有意义，在随笔中荒谬的意思是没有来由。人生是荒谬的，因此何必费心？《局外人》中，莫尔索在海滩毫无理由地杀害了一个阿拉伯人，关键是他毫无理由，如果行为可以没有好的理由，那么也许就没有理由在行动时谈论好坏。主人公觉得世界是荒谬的，因为没有神圣的秩序，也没有什么目的，只有一件又一件混账事。在一个没有意义的世界，最不道德的行为可能跟最道德的行为一样有意义。案发地是一个干燥、刺眼的海滩，那里不仅没有意义，而且没有真实的感受，是一片令人窒息的景观。

在《西西弗神话》中，加缪提供了一个使莫尔索感受到荒谬但不至于去杀人的办法：他说，我们都是西西弗，受到惩罚，要把巨石推上山，然后眼看着它又滚下去，直到我们死去。学会在推巨石时微笑，想象西西弗是快乐的，这是接受这一行为的荒谬性但又能得体地行事的唯一方式。戈普尼克说：“英语国家的自由主义很乐观，因此也有些虚妄。告诉西西弗他终有一天会把石头推上去是空洞的希望。加缪不会这样说，在他想象中，西西弗忠实于他的日常生活，他不会鼓励西西弗希望得到更轻的石头、更矮的山。他的建议是在眼前忠实于最佳的选择，但加缪接受石头总会滚下来这一现实，给常识戴上了悲剧的面具，给石头日常的滚动赋予了英雄的面孔。这也许是加缪做过的最帅的事情。”

从一见如故到形同陌路

加缪和萨特在上世纪40年代开始建立亲密关系。1943年，他们在巴黎的花神咖啡馆一见如故。在接下来的10年内，他俩主导了法国的智识生活。虽然加缪已经结婚，但不久就有了一个情人，然后不久他妻子给他生了一对双胞胎。在当上父亲后，加缪仍旧跟萨特和他的圈子像以前一样频繁来往，法国哲学家在咖啡馆辩论存在主义这一形象就始于萨特和加缪，在那之前，法国人在咖啡馆辩论的是爱情。

戈普尼克说：“与其说他们是哲学家，不如说他们是有远见的演员，在历史的舞台上演出。”他们第一次谈话谈的是戏剧，萨特邀请加缪执导他的一部新剧，加缪赶到剧场后，发现萨特坐在剧院的前排座椅上睡觉。加缪开玩笑说：“至少你的扶手椅朝着历史的方向。”他的意思是，椅子比萨特更忠诚于革命事业。

英美知识分子很喜欢贬低萨特，过去10年间，克莱夫·詹姆斯和晚期托尼·朱特都欺负过他。所以有必要回忆一下，为何加缪比其他人更重视萨特的正确意见。萨特吸引了一代又一代人。许多人的人生被萨特的《存在与虚无》和《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改变了。萨特给人道主义和历史都找到了角色。人道主义的意思是启蒙运动的这一信念：个人的行为是有反响、有意义的，历史的意思是没有人格的历史的辩证发展。萨特说，你不能知道历史是怎样运行的，但你可以像你知道一样去行动。我不知道社会理想能否实现，我只知道，只要有能力去实现它，我就会去做。除此之外不能指望别的东西。萨特说：“人除了他的期望之外什么也不是，他是他自己的行动的总和。”人们并非生而自由，而是无所不在枷锁之中。选择自由的最佳方式是解开旁边的人的枷锁。

美国哲学家加里·古亭说：“存在主义哲学家跟其他哲学家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把人类的生存当做一出惊心动魄的戏剧。这部分是因为他们写作其成熟的作品时正值性命攸关的‘二战’和德国的占领。萨特在书中拿他的一个学生举例，这位学生在努力决定是否抛弃自己的母亲去参军。在传统的观点看来，这位学生的决定取决于他是更爱他的母亲还是他的祖国。但萨特坚持说，这一决定本身会创造出这位学生为自己辩护时所需要的更强烈的爱。

“存在主义还跟日常生活的戏剧结合了起来。萨特之所以研究自欺，就因为他看到一位女性非常为难，在心理上渴望一位男子的注意，但又对他没有肉欲，于是她允许他抚摸她，同时想着自己是纯粹的意识，跟他抚摸的身体没有本质关联。戏剧会扭曲现实，萨特举的例子为了取得生动的效果而忽略了复杂性。”

1951年，加缪在发表《反叛者》后与萨特决裂。他们之间的分歧很简单，萨特是法国共产党的同路人，而加缪不是。“信鸽事件”令萨特非常气愤，法共秘书坐在车里，拿着鸽子，警察指控说他像一个革命者那样，在指挥非法游行。后来得知，他像一个典型的法国人那样，只是打算做一顿炖乳鸽。萨特认为，要想解开旁边的人身上的枷锁，就只能杀掉给他套上枷锁的人，杀掉所有的狱警，所有人就都自由了。但加缪认为，我们不能做受害者，也不能做刽子手。戈普尼克说：“人们称赞加缪勇敢、睿智。但还有更复杂的一点，智识生活的本质及其价值是转向极端的可选择的立场，因为那通常是最需要去表达的。哈佛和耶鲁付钱给一些教授，让他们告诉学生，他们相信的一切都是资产阶级的幻觉，就像大公司付钱给基金会的雇员，让他们说一切资产阶级的幻觉都是真实的。这两种说法都不是真实的，但仍然需要花钱让人们去说。我们是在给极端买单，我们希望宏大的头脑去表达极端的思想，因为我们狭小的头脑能表达那些清醒的思想。从这种意义上说，佩服萨特的人是对的。”

指责萨特虚伪是不公平的，但也许可以指责他太习惯于享乐。萨特和加缪都宣扬他们遭受的苦难，但他们战后的生活充满乐子。他们的传记之所以很受欢迎，就因为描写了他们周而复始地出现在左岸咖啡馆、午夜俱乐部和度悠长的假期。这种生活假定了不管你怎么说，你生活在其中的社会都会继续运行下去。萨特最大的罪过不是他经常在变的意识形态，而在于他的褊狭，他宣扬行动，却认为思想不会真的改变生活，他期待生活照旧，并给他过得更好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