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主義的戲劇 薩特與加繆之間的故事

薩特與加繆的異同

劍橋大學講師安迪·馬丁在【拳擊手和守門員：薩特與加繆】一書中說，薩特和加繆有許多共通之處。他們都很小就失去了父親，都很風流，都認為人類的境況是一個矛盾。薩特說：『我不是我所是。』加繆說：『我是自己的陌生人。』二人都認為有世俗超越的可能，相信即使沒有上帝，個人的生活也能有意義。換言之，二人都是存在主義者。但馬丁着意的是他們的差別：加繆46歲時死於車禍，薩特享壽75歲。薩特多產，加繆則是『零度寫作』。加繆接受了諾貝爾文學獎，薩特拒絕了。最後，加繆長得很帥，薩特很醜。

【紐約客】的戈普尼克說：『加繆非常帥，是存在主義的唐·德雷珀。加繆訪美時，給他的法國出版商寫信說：你知道，我隨時都可以簽一個演電影的合同。看看加繆上世紀40年代的一張照片上，領子豎着，頭髮往後梳，嘴裡叼着一根煙，長長的吸引人的面龐，靈敏、溫暖的目光，你就明白為何人們不僅把他看做一位聖人，也看做一位明星。』加繆的女兒凱瑟琳·加繆的新書【加繆：孤獨與團結】基本上就是一個影集。戈普尼克說：『對心靈來說長相很重要，聰明人的聰明通常是對其相貌缺陷的補償，哪怕不過是鼻子太大或者長了一對招風耳。相貌醜陋而用功思考的人，如蘇格拉底和薩特，是在用他們的頭腦去彌補他們長相上的不足。加繆有一次看到薩特拼命向一個漂亮女孩示好，便問薩特為何不能像他那樣從容一點。薩特說：你看過我的臉嗎？當長得帥的男子或漂亮的女性從事腦力工作時，我們會對他們刮目相看，因為我們知道，他們本可以選擇靠臉吃飯的道路。』

【加繆傳】作者奧利弗·托德說，加繆可能受益於他更加了解他同時代的英美反極權的知識分子，如卡爾·波普爾和奧威爾。但加繆問的大問題不同於英美自由主義者問的問題：我們如何讓世界明天變得更好一些？加繆問的是法國式的宏大問題：為什麼今晚不自殺？最終答案是一樣的：明天也許會比今天好一些，畢竟，你得對人有些信念。

在美國，加繆首先是一個法國人，但是在法國，他仍然是一個阿爾及利亞人，他很強壯，擅長游泳，還是一個優秀的足球運動員。因為來自地中海，他被認為更加古典，跟橄欖林和埃斯庫羅斯有聯繫。但真實情況比較殘酷，他的父親是一家葡萄酒公司的店員，工資很低，後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喪生，那時加繆才1歲大。他的母親給富有的法國人打掃衛生。

加繆是一位優秀的哲學學生，法國的教育選拔體系甚至延伸到了最偏遠的地方。他在當地大學進步很快，20歲左右時就寫了論普羅提諾和聖奧古斯丁的文章。1940年他離開故鄉前往巴黎，隨身帶着一部小說的手稿。做了一陣子記者後，他回到北非，在那裡寫出兩本書。1943年，他回到法國，加入了【戰鬥報】，出版了小說【局外人】和哲學隨筆【西西弗神話】。這兩本書有着同樣的主題：意義是由人創造的，人生是荒謬的。在【局外人】中，加繆所說的荒謬是沒有意義，在隨筆中荒謬的意思是沒有來由。人生是荒謬的，因此何必費心？【局外人】中，莫爾索在海灘毫無理由地殺害了一個阿拉伯人，關鍵是他毫無理由，如果行為可以沒有好的理由，那麼也許就沒有理由在行動時談論好壞。主人公覺得世界是荒謬的，因為沒有神聖的秩序，也沒有什麼目的，只有一件又一件混賬事。在一個沒有意義的世界，最不道德的行為可能跟最道德的行為一樣有意義。案發地是一個乾燥、刺眼的海灘，那裡不僅沒有意義，而且沒有真實的感受，是一片令人窒息的景觀。

在【西西弗神話】中，加繆提供了一個使莫爾索感受到荒謬但不至於去殺人的辦法：他說，我們都是西西弗，受到懲罰，要把巨石推上山，然後眼看着它又滾下去，直到我們死去。學會在推巨石時微笑，想象西西弗是快樂的，這是接受這一行為的荒謬性但又能得體地行事的唯一方式。戈普尼克說：『英語國家的自由主義很樂觀，因此也有些虛妄。告訴西西弗他終有一天會把石頭推上去是空洞的希望。加繆不會這樣說，在他想象中，西西弗忠實於他的日常生活，他不會鼓勵西西弗希望得到更輕的石頭、更矮的山。他的建議是在眼前忠實於最佳的選擇，但加繆接受石頭總會滾下來這一現實，給常識戴上了悲劇的面具，給石頭日常的滾動賦予了英雄的面孔。這也許是加繆做過的最帥的事情。』

從一見如故到形同陌路

加繆和薩特在上世紀40年代開始建立親密關係。1943年，他們在巴黎的花神咖啡館一見如故。在接下來的10年內，他倆主導了法國的智識生活。雖然加繆已經結婚，但不久就有了一個情人，然後不久他妻子給他生了一對雙胞胎。在當上父親後，加繆仍舊跟薩特和他的圈子像以前一樣頻繁來往，法國哲學家在咖啡館辯論存在主義這一形象就始於薩特和加繆，在那之前，法國人在咖啡館辯論的是愛情。

戈普尼克說：『與其說他們是哲學家，不如說他們是有遠見的演員，在歷史的舞台上演出。』他們第一次談話談的是戲劇，薩特邀請加繆執導他的一部新劇，加繆趕到劇場後，發現薩特坐在劇院的前排座椅上睡覺。加繆開玩笑說：『至少你的扶手椅朝着歷史的方向。』他的意思是，椅子比薩特更忠誠於革命事業。

英美知識分子很喜歡貶低薩特，過去10年間，克萊夫·詹姆斯和晚期托尼·朱特都欺負過他。所以有必要回憶一下，為何加繆比其他人更重視薩特的正確意見。薩特吸引了一代又一代人。許多人的人生被薩特的【存在與虛無】和【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改變了。薩特給人道主義和歷史都找到了角色。人道主義的意思是啟蒙運動的這一信念：個人的行為是有反響、有意義的，歷史的意思是沒有人格的歷史的辯證發展。薩特說，你不能知道歷史是怎樣運行的，但你可以像你知道一樣去行動。我不知道社會理想能否實現，我只知道，只要有能力去實現它，我就會去做。除此之外不能指望別的東西。薩特說：『人除了他的期望之外什麼也不是，他是他自己的行動的總和。』人們並非生而自由，而是無所不在枷鎖之中。選擇自由的最佳方式是解開旁邊的人的枷鎖。

美國哲學家加里·古亭說：『存在主義哲學家跟其他哲學家的不同之處在於，他們把人類的生存當做一出驚心動魄的戲劇。這部分是因為他們寫作其成熟的作品時正值性命攸關的「二戰」和德國的占領。薩特在書中拿他的一個學生舉例，這位學生在努力決定是否拋棄自己的母親去參軍。在傳統的觀點看來，這位學生的決定取決於他是更愛他的母親還是他的祖國。但薩特堅持說，這一決定本身會創造出這位學生為自己辯護時所需要的更強烈的愛。

『存在主義還跟日常生活的戲劇結合了起來。薩特之所以研究自欺，就因為他看到一位女性非常為難，在心理上渴望一位男子的注意，但又對他沒有肉慾，於是她允許他撫摸她，同時想着自己是純粹的意識，跟他撫摸的身體沒有本質關聯。戲劇會扭曲現實，薩特舉的例子為了取得生動的效果而忽略了複雜性。』

1951年，加繆在發表【反叛者】後與薩特決裂。他們之間的分歧很簡單，薩特是法國共產黨的同路人，而加繆不是。『信鴿事件』令薩特非常氣憤，法共秘書坐在車裡，拿着鴿子，警察指控說他像一個革命者那樣，在指揮非法遊行。後來得知，他像一個典型的法國人那樣，只是打算做一頓燉乳鴿。薩特認為，要想解開旁邊的人身上的枷鎖，就只能殺掉給他套上枷鎖的人，殺掉所有的獄警，所有人就都自由了。但加繆認為，我們不能做受害者，也不能做劊子手。戈普尼克說：『人們稱讚加繆勇敢、睿智。但還有更複雜的一點，智識生活的本質及其價值是轉向極端的可選擇的立場，因為那通常是最需要去表達的。哈佛和耶魯付錢給一些教授，讓他們告訴學生，他們相信的一切都是資產階級的幻覺，就像大公司付錢給基金會的雇員，讓他們說一切資產階級的幻覺都是真實的。這兩種說法都不是真實的，但仍然需要花錢讓人們去說。我們是在給極端買單，我們希望宏大的頭腦去表達極端的思想，因為我們狹小的頭腦能表達那些清醒的思想。從這種意義上說，佩服薩特的人是對的。』

指責薩特虛偽是不公平的，但也許可以指責他太習慣於享樂。薩特和加繆都宣揚他們遭受的苦難，但他們戰後的生活充滿樂子。他們的傳記之所以很受歡迎，就因為描寫了他們周而復始地出現在左岸咖啡館、午夜俱樂部和度悠長的假期。這種生活假定了不管你怎麼說，你生活在其中的社會都會繼續運行下去。薩特最大的罪過不是他經常在變的意識形態，而在於他的褊狹，他宣揚行動，卻認為思想不會真的改變生活，他期待生活照舊，並給他過得更好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