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司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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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靖难起兵到夺位成功，朱棣一直在攻击建文朝的改制。然而，建文改制从朱允炆继位便已开始，到靖难起兵时已经完成泰半。若谓建文削藩和朱棣的利益息息相关，没有异议；建文改制和朱棣起兵，其实关系有限，可谓是削亦改，不削藩亦改。
朱棣的攻击是否有理，关键在于：
一、建文帝是否如朱棣指责的那般，违背了朱元璋的家法《皇明祖训》？
二、考察朱棣夺位成功后的“复旧制”行为，关注建文改制在永乐朝的命运。
建文改制是遵从而非违背祖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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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问题，笔者的结论是，《皇明祖训》作为明朝皇室家法，建文改制并未有何违背。实际上，《皇明祖训》仅仅规定了一些抽象原则，于实际官制并未着笔。所谓“一字不可改易”，亦属祖训本身内容，于朝廷制度并无关联。
《祖训》分十三章：《祖训首章》、《持守》、《严祭祀》、《谨出入》、《慎国政》、《礼仪》、《法律》、《内令》、《内官》、《职制》、《兵卫》、《营缮》、《供用》。细审《祖训》的内容可知，前五章《祖训首章》、《持守》、《严祭祀》、《谨出入》、《慎国政》均为后代子孙做皇帝者所守之训；中间四章《礼仪》、《法律》、《内令》、《内官》则规定了皇室内部礼仪，以及宫廷内部制度；最后四章则是给藩王们定的规训。
整部《祖训》是一部家法，却又确实关涉到了国计，是朱元璋以国为家、化家为国，欲使子孙世世守成的总则。许振兴《论明太祖的家法——〈皇明祖训〉》一文总结：
《皇明祖训》的编定，毋庸置疑是明太祖以国为家的最佳证明。书的内容既直接涉及嗣位君主和藩封亲王生活的各层面，也包括关系国家施政如严禁酷刑、永废丞相、不征海外诸国等规令。
遍检《祖训》，仅仅涉及到国家制度，而非皇室规范的，集中于《法律》篇。朱元璋以严厉的口吻，禁止后代子孙设立丞相、使用酷刑、征伐别国。相较之下，朱棣在位，南征交趾、大兴刑杀，还迁都北京、背弃太祖陵寝，着实已违背了《祖训》。当然这是本文以外的问题。
建文改制于这三点上，恰恰是遵行无违，并未违反。靖难兵起，朱棣指斥朝廷不遵成法，言辞虽然激烈，但几乎没有实质内容。
建文帝比朱棣更遵守祖训
建文帝比朱棣更遵守祖训
一个坚强的证据是，即便是编造事实、不忍卒读的《奉天靖难记》，也只能如是声言：
今虽不设丞相，却将六部官增至极品，是不设丞相，反有六丞相也。
以《奉天靖难记》之语言风格，这话已经说到极边尽限了，却仍然不能引建文入罪。巧作辞令，称六部正官为“六丞相”，以坐实建文朝“违背祖训”之罪。手法拙劣，使人一望而知其非。修《明太宗实录》时史臣感到不妥，遂删掉重写。文字改动之痕迹，更足以从反面证实，《奉天靖难记》弄巧成拙，其对朱允炆违反祖训的指控，丝毫不能成立。王崇武论之曰：
则是成祖起兵，借口《祖训》，景隆致书亦据此驳之。
反抗“奸臣”削藩、声讨建文“变乱祖制”——这两大起兵理由曾经被同时提出，并完整贯穿于为期四年的靖难战事之中。
不过，在夺位成功后，朱棣集团在陈说自身合法性时，迅速完成了一个话题转换——即由削藩到《祖训》的话题转换。查阅《明太宗实录》，时间越往后，就越难寻见对建文削藩的指责，而对朱允炆改制、“变乱祖制”的指控愈发凸显，最终成为朱棣集团所公布的朱允炆君臣头等罪名。
原因不难推断：朱棣以建文削藩为罪，然而自己夺位后亦要削藩（事实也这么做了），若再以建文削藩为罪，则难免陷入“试看剃头者，人亦剃其头”的尴尬。为统治合法性计，朱棣需要突出第二个起兵理由，以坐实建文君臣所谓“罪名”。
朱棣夺位后，不止一次下令，销毁建文档案资料。此一事件，亦有详加考辨的必要。
《明太宗实录》记载，朱棣焚毁建文朝档案，共有两次。
第一次在六月篡位刚刚成功之时：
上得群臣建文时所上谋策，悉命焚之。有请上观者，上曰：当时受其职，食其禄，亦所当言，何必观。复有言建文所用之人宜屏斥者，上曰：今之人才，皆皇考数十年所作养者，岂建文二三年间便能成就。
第二次则在本年十月：
上于宫中得建文时群臣所上封事千余通，披览一二有干犯者，命翰林院侍读解缙等遍阅。关系军马钱粮数目则留，余有干犯者，悉焚之。既而从容问缙等曰：“尔等宜皆有之。众稽首未对。修撰李实进曰：‘臣实无之。’上曰：‘尔以独无为贤耶？食其禄当思任其事。当国家危急之际，在近侍独无一言可乎？朕非恶夫尽心于建文者，但恶导诱建文坏祖法乱政经耳。尔等前日事彼则忠于彼，今日事朕当忠于朕，不必曲自遮蔽也。’
综观这两次焚毁档案事件，疑点重重。朱棣为何要做这番举动，其背后的动机值得研究。
朱棣焚毁档案是在朝堂之上，这是一番政治表演。他首先有两大动机，这是显而易见的：1、收拢人心，以示既往不咎，赢得建文降臣拥戴；2、建文奏章、封事定载有不少朱棣劣迹，他必须要消灭造反的罪证。
但笔者推测，朱棣仍有第三大动机：坐实他对朱允炆“变乱祖法”的指控，以底定自身夺位的合法性，论证如下：
首先，朱棣集团需要定罪朱允炆君臣违背祖训，而非所谓戕害亲藩；其次，建文改制并未违背《皇明祖训》；再次，如前所述，建文时群臣并未有上书反对改制者。
朱棣集团感到，罪证难以搜集，罪名也难以成立。于是便导演了这一出焚毁档案的大戏。
“朕非恶夫尽心于建文者，但恶导诱建文坏祖法乱政经耳”，朱鸿评此语：“这句话是经过设计的，话中有话”，洵为的论。
朱棣于朝堂之上抛出这句话，显系深思熟虑，决非一时兴起之语。他如此声言，便将所焚毁的建文奏章、封事，定罪为“坏祖法”的违碍文字，而非干犯朱棣一人的戕害亲藩文字。
焚毁档案，暗示“坏祖法”文字已经销毁，正为造成“言有易，言无难”的效果，引人入罪。同时，又表示前罪不论，既往不咎。
众臣虽然“稽首未对”，但无疑的，他们均立即会意——朱棣凭依“祖法”以示宽大，既往不咎。所不咎者，已经主要不在于“干犯”亲藩的大逆文字，而落在“导诱”朱允炆变乱祖法的“尽职”之上。
案李实为建文庚戌进士，此时仅为一翰林低级官员，他敢于在众人稽首噤声之时，突然口出自矜之语，亦非能以简单的“无知妄作”解释之。李实必曾受朱棣之授意，否则朱棣所言，不会显得如此顺理成章。
如此，朱棣示好，诸臣就坡下驴。不经意间，朱棣无异于昭告天下，他所以取南京、夺皇位，并非叔侄之间的个人矛盾，而实是为匡正朱元璋旧制、清除奸臣的正义之举。
朱棣集团的良苦用心，收效显著。明朝人谈靖难史事，虽多抱“靖难是而革除非”、“成祖乃天授，少帝亦何尤”的态度，但在朱允炆“变乱祖法”上，却较多地接受了朱棣的误导。陈建《皇明通纪》、高岱《鸿猷录》、何乔远《名山藏》，甚至朱鹭《建文书法儗》，明末查继佐的《罪惟录》都默认、接受了朱棣集团精心制造的观点，以朱允炆改制为破坏朱元璋祖制。
朱棣恢复的祖制是朱元璋的暴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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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问题，笔者的结论是，朱棣所谓“复旧制”，并非如他所言的那般干净彻底。事实上，建文改制的部分成果仍然保留。
朱棣夺位后，屡屡下令“复旧制”。吏部二疏之后，伴随着两道旨令：
凡中外大小衙门有创革升降，官员额数有增减者，及所更改文武散官，并令遵复旧制。
今悉宜复旧，从之。
朱棣即位后，凡有言建文旧制者，皆下令恢复旧制。乃至于颁发给庙宇的谕令、给属国朝鲜的诏令，也都言及此事：
朕自即位以来，一应事务，悉遵旧制，不敢有违。为何？盖因国初创业艰难，民间利病，无不周知，但凡发号施令，不肯轻易，必思虑周密，然后行将出去，皆是为君为民的好勾当。所以三十一年，天下太平，人受其福。允炆不守成宪，多有更改，使诸司将洪武年间榜文不行张挂遵守。恁衙门查将出来，但是申明教化、禁革奸弊、劝善惩恶、兴利除害、有益于军民的，都依洪武年间圣旨，声明出去，教天下官吏军民人等遵守，保全身命，共享太平。
建文嗣位，权归奸慝，变乱宪章，戕害骨肉。
朱棣以朱元璋合法继承人自居，制度上，尽非建文之所是。朱棣作出这种政治姿态，是要圆他靖难起兵之理由：朱允炆不遵祖宪。反攻倒算的浪潮，弥漫于永乐初年。
建文改制的大部成果，完全丧失。六部仍正二品，御史府仍为都察院，翰林院洗牌成为内阁滥觞。朱棣即位甫两月，建文制度便如秋风扫落叶一般，剔除殆尽。
朱棣打出恢复洪武旧制的旗号，实则回复的是洪武初年制度，而非洪武末年制度。“复旧制”，是将洪武初年的暴政和不合理的制度也一并恢复。锦衣卫诏狱、僧道占田、榜文峻令均属此类。朱棣自己也感觉到，建文改制乃是以期行政之合理化。全盘回复所谓“旧制”，除了展示政治姿态，以及加强君权、侦缉臣民之外，必要性不大。
朱棣比他老子更阴毒
朱棣比他老子更阴毒
笔者之所以作出这个判断，以下事件可证：
大理寺少卿虞谦自陈，建文时，臣为杭州知府，尝建言天下僧道，每人止令畜田五亩，无田者官给之。余有常住田，悉归官以给无田之民。僧道悉免其赋役。当时从臣所言行之，臣当坐改旧制之罪。上笑曰：“此秀才辟老佛也，已在赦前。”命以奏牍付科，复之。初，有旨，凡在建文中上言改旧制者，悉令面陈，至是视谦有战惧之色，遂命自今不须面陈，悉以奏牍送科复之。
这一幕，真是一番绝佳的政治表演。
笔者推测，虞谦瞅准了朱棣的这番心理：复旧制仅为追求拥戴之姿态政治，深知僧道限田亦非秕政，况且“赦”已进行，并无入罪危险。面陈时故示战栗之色，正可襄赞朱棣“复旧制”的正确性，树君上之威。同时这番表演下来，又恰恰给了朱棣口出恩典、不再追究建文改制诸臣的机会。
朱棣维持“复旧制”姿态不变；树立君上权威；开释恩典赢得臣下拥戴，真可谓一箭三雕。笔者感觉，鉴于此事之圆满和蹊跷，甚至可能虞谦事先已经有过朱棣的授意，君臣合力在朝廷上完成了这一场表演。当然，证据不足，聊备一说。
继虞谦之后，又有蹇义进言，反对尽革建文旧制：
太宗文皇帝入正大统，转左侍郎，数月，升吏部尚书，授资善大夫。时政令制度有非洪武之旧者，诏悉复之。公从容为上言“损益贵时相宜”，间举数事陈说本末，文皇帝以公忠实，悉从其言。
蹇义正直从容，朱棣亦展现了知人容人用人之雅量。不过雅量之前提在于：朱棣号称复旧制只是政治口号；建文制度确有相宜于时者。蹇义陈说诸事，今已不可考，疑笔者下列之所考，即在蹇义陈说之中。憾史料原件不存，难得其详。
建文改制之合理，朱棣亦无法尽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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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棣维持的建文旧制，可考者有：保留大理寺；保留监生历事制度；保留云南普安安抚司。
大理寺。如前所述，大理寺已于洪武二十九年罢不设，移其案于后湖。《明太祖实录》失载大理寺罢去之事。通读洪武、永乐两朝《实录》，仿佛大理寺一直未废。官书记载，意在说理完满、不留痕迹，于此可窥一斑。
《明太宗实录》曲折记载，永乐时延续了建文朝大理寺制度：
大理寺言：本寺原设左右二寺，其左寺评事四员，审录在京军民衙门及直隶卫所府州县刑名；右寺评事八员，审录在外十二布政司都司卫所府州县刑名。后因二寺所设评事多寡不等，所治事烦简不均，将二寺评事均分六员，依刑部都察院十二司道各带管直隶地方审录，令吏部仍照旧制铨注，于事劳逸不均。命会同曹国公李景隆、兵部尚书茹瑺等议之，景隆等奏以为均设评事，繁简适宜，上从之。
这段文字，可谓极尽曲讳之能事。把它放到洪武末年大理寺撤销、建文复设并改制的知识语境下考量，才能得出朱棣继承建文遗制的结论。
如前所述，建文改制一大目的，便是谋求制度之合理化运行，大理寺的改革亦属此类。朱棣即位，尽革建文之所是，大理寺回复到洪武不甚合理之旧制，造成“烦简不均”的尴尬局面。前文提到的虞谦正是服官大理寺。他亲眼目睹了，本寺奏请回复建文朝制度，并得到许可。笔者推测，正是这番试探获得批准，才有他前文的那番表演。
监生历事制度。建文朝改革监生历事制度，永乐初年沿用不改。《国朝典汇》记载：
洪武十八年，命礼部选用国子生为六品以下官。二年十月，更定历事监生选用法。凡历事一年为满，考分三等。上者即授官，次下者再历一年复考。考上者，亦即授〔官〕；考次，量材选授；下，还国子监读书。永乐二十二年九月，中军都督府奏本府历事监生七人，今考所治吏事，皆勤慎，请如例送吏部，循次授官。
徐氏的记载，文字上使用“二年”，显系建文朝。“永乐二十二年”与建文二年之间，并无变化。可知建文朝所更定的监生历事制度，终永乐朝没有更改。不过，明初所谓“三途并用”、监生登进的情势并未持续太久。“永乐以至洪熙，随着科举向重，举贡优除之势受到限制”，监生地位急剧下降，监生录事逐渐成为虚文。因此，监生历事制度仅仅能作为细节，足证朱棣保留了建文制度之隐而微者，实际意义有限。
保留云南普安安抚司。永乐元年正月云南普安安抚司上言：
（正月）甲辰，设普安安抚司，以土酋慈长为安抚。时慈长来朝，言建文时于其地置贡宁安抚司，以故父者昌为安抚。近吏部遵旧制，奏罢安抚司。然本境地阔民稠，岁于普安军民府输粮三千余石，且路当要冲，旧有湘满等驿，乞仍设安抚司，督治为便。上曰：“祖宗大经大法，万世不可改。其他若时有不同，后世当因时损益以便民，岂可执一而不知变通之道。天下人既以为便，则当从之。”命吏部仍置安抚司，改贡宁为普安，赐以掌印，置流官吏目一员，隶四川布政司。
“吏部遵旧制”的浪潮波及全国，遂使普安安抚司被罢除。地方酋长出于行政便利的需要，恳请恢复建文制度。朱棣批准，并派去流官。笔者推测这与沐氏镇云南，土酋仰仗沐氏而敢于为请。同时，开设流官也有利于中央控制云南。朱棣出于多重考虑，遂批准。
综上，朱棣对建文制度，本着行政合理化、展示政治姿态之双重目的，革废并用，恩威兼施，既攻伐倒算，又有张有弛，展现了帝王政治家的精巧手腕。
朱棣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
朱棣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
朱棣夺位，以朱元璋祖训为政治符号，复旧制并未尽复，革建文并非尽革。本文的结论是：经过朱棣一番手腕后，永乐制度呈现出既告别建文、又迥异于洪武末期，而相近于洪武前期恶劣制度的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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