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司馬說
[/align
從靖難起兵到奪位成功，朱棣一直在攻擊建文朝的改制。然而，建文改制從朱允炆繼位便已開始，到靖難起兵時已經完成泰半。若謂建文削藩和朱棣的利益息息相關，沒有異議；建文改制和朱棣起兵，其實關係有限，可謂是削亦改，不削藩亦改。
朱棣的攻擊是否有理，關鍵在於：
一、建文帝是否如朱棣指責的那般，違背了朱元璋的家法【皇明祖訓】？
二、考察朱棣奪位成功後的『復舊制』行爲，關注建文改制在永樂朝的命運。
建文改制是遵從而非違背祖訓
1
第一個問題，筆者的結論是，【皇明祖訓】作爲明朝皇室家法，建文改制並未有何違背。實際上，【皇明祖訓】僅僅規定了一些抽象原則，於實際官制並未著筆。所謂『一字不可改易』，亦屬祖訓本身內容，於朝廷制度並無關聯。
【祖訓】分十三章：【祖訓首章】、【持守】、【嚴祭祀】、【謹出入】、【慎國政】、【禮儀】、【法律】、【內令】、【內官】、【職制】、【兵衛】、【營繕】、【供用】。細審【祖訓】的內容可知，前五章【祖訓首章】、【持守】、【嚴祭祀】、【謹出入】、【慎國政】均爲後代子孫做皇帝者所守之訓；中間四章【禮儀】、【法律】、【內令】、【內官】則規定了皇室內部禮儀，以及宮廷內部制度；最後四章則是給藩王們定的規訓。
整部【祖訓】是一部家法，卻又確實關涉到了國計，是朱元璋以國爲家、化家爲國，欲使子孫世世守成的總則。許振興【論明太祖的家法——〖皇明祖訓〗】一文總結：
【皇明祖訓】的編定，毋庸置疑是明太祖以國爲家的最佳證明。書的內容既直接涉及嗣位君主和藩封親王生活的各層面，也包括關係國家施政如嚴禁酷刑、永廢丞相、不征海外諸國等規令。
遍檢【祖訓】，僅僅涉及到國家制度，而非皇室規範的，集中於【法律】篇。朱元璋以嚴厲的口吻，禁止後代子孫設立丞相、使用酷刑、征伐別國。相較之下，朱棣在位，南征交趾、大興刑殺，還遷都北京、背棄太祖陵寢，著實已違背了【祖訓】。當然這是本文以外的問題。
建文改制於這三點上，恰恰是遵行無違，並未違反。靖難兵起，朱棣指斥朝廷不遵成法，言辭雖然激烈，但幾乎沒有實質內容。
建文帝比朱棣更遵守祖訓
建文帝比朱棣更遵守祖訓
一個堅強的證據是，即便是編造事實、不忍卒讀的【奉天靖難記】，也只能如是聲言：
今雖不設丞相，卻將六部官增至極品，是不設丞相，反有六丞相也。
以【奉天靖難記】之語言風格，這話已經說到極邊盡限了，卻仍然不能引建文入罪。巧作辭令，稱六部正官爲『六丞相』，以坐實建文朝『違背祖訓』之罪。手法拙劣，使人一望而知其非。修【明太宗實錄】時史臣感到不妥，遂刪掉重寫。文字改動之痕跡，更足以從反面證實，【奉天靖難記】弄巧成拙，其對朱允炆違反祖訓的指控，絲毫不能成立。王崇武論之曰：
則是成祖起兵，藉口【祖訓】，景隆致書亦據此駁之。
反抗『奸臣』削藩、聲討建文『變亂祖制』——這兩大起兵理由曾經被同時提出，並完整貫穿於爲期四年的靖難戰事之中。
不過，在奪位成功後，朱棣集團在陳說自身合法性時，迅速完成了一個話題轉換——即由削藩到【祖訓】的話題轉換。查閱【明太宗實錄】，時間越往後，就越難尋見對建文削藩的指責，而對朱允炆改制、『變亂祖制』的指控愈發凸顯，最終成爲朱棣集團所公布的朱允炆君臣頭等罪名。
原因不難推斷：朱棣以建文削藩爲罪，然而自己奪位後亦要削藩（事實也這麼做了），若再以建文削藩爲罪，則難免陷入『試看剃頭者，人亦剃其頭』的尷尬。爲統治合法性計，朱棣需要突出第二個起兵理由，以坐實建文君臣所謂『罪名』。
朱棣奪位後，不止一次下令，銷毀建文檔案資料。此一事件，亦有詳加考辨的必要。
【明太宗實錄】記載，朱棣焚毀建文朝檔案，共有兩次。
第一次在六月篡位剛剛成功之時：
上得群臣建文時所上謀策，悉命焚之。有請上觀者，上曰：當時受其職，食其祿，亦所當言，何必觀。復有言建文所用之人宜屏斥者，上曰：今之人才，皆皇考數十年所作養者，豈建文二三年間便能成就。
第二次則在本年十月：
上於宮中得建文時群臣所上封事千餘通，披覽一二有干犯者，命翰林院侍讀解縉等遍閱。關係軍馬錢糧數目則留，余有干犯者，悉焚之。既而從容問縉等曰：『爾等宜皆有之。眾稽首未對。修撰李實進曰：「臣實無之。」上曰：「爾以獨無爲賢耶？食其祿當思任其事。當國家危急之際，在近侍獨無一言可乎？朕非惡夫盡心於建文者，但惡導誘建文壞祖法亂政經耳。爾等前日事彼則忠於彼，今日事朕當忠於朕，不必曲自遮蔽也。」
綜觀這兩次焚毀檔案事件，疑點重重。朱棣爲何要做這番舉動，其背後的動機值得研究。
朱棣焚毀檔案是在朝堂之上，這是一番政治表演。他首先有兩大動機，這是顯而易見的：1、收攏人心，以示既往不咎，贏得建文降臣擁戴；2、建文奏章、封事定載有不少朱棣劣跡，他必須要消滅造反的罪證。
但筆者推測，朱棣仍有第三大動機：坐實他對朱允炆『變亂祖法』的指控，以底定自身奪位的合法性，論證如下：
首先，朱棣集團需要定罪朱允炆君臣違背祖訓，而非所謂戕害親藩；其次，建文改制並未違背【皇明祖訓】；再次，如前所述，建文時群臣並未有上書反對改制者。
朱棣集團感到，罪證難以搜集，罪名也難以成立。於是便導演了這一出焚毀檔案的大戲。
『朕非惡夫盡心於建文者，但惡導誘建文壞祖法亂政經耳』，朱鴻評此語：『這句話是經過設計的，話中有話』，洵爲的論。
朱棣於朝堂之上拋出這句話，顯系深思熟慮，決非一時興起之語。他如此聲言，便將所焚毀的建文奏章、封事，定罪爲『壞祖法』的違礙文字，而非干犯朱棣一人的戕害親藩文字。
焚毀檔案，暗示『壞祖法』文字已經銷毀，正爲造成『言有易，言無難』的效果，引人入罪。同時，又表示前罪不論，既往不咎。
眾臣雖然『稽首未對』，但無疑的，他們均立即會意——朱棣憑依『祖法』以示寬大，既往不咎。所不咎者，已經主要不在於『干犯』親藩的大逆文字，而落在『導誘』朱允炆變亂祖法的『盡職』之上。
案李實爲建文庚戌進士，此時僅爲一翰林低級官員，他敢於在眾人稽首噤聲之時，突然口出自矜之語，亦非能以簡單的『無知妄作』解釋之。李實必曾受朱棣之授意，否則朱棣所言，不會顯得如此順理成章。
如此，朱棣示好，諸臣就坡下驢。不經意間，朱棣無異於昭告天下，他所以取南京、奪皇位，並非叔侄之間的個人矛盾，而實是爲匡正朱元璋舊制、清除奸臣的正義之舉。
朱棣集團的良苦用心，收效顯著。明朝人談靖難史事，雖多抱『靖難是而革除非』、『成祖乃天授，少帝亦何尤』的態度，但在朱允炆『變亂祖法』上，卻較多地接受了朱棣的誤導。陳建【皇明通紀】、高岱【鴻猷錄】、何喬遠【名山藏】，甚至朱鷺【建文書法儗】，明末查繼佐的【罪惟錄】都默認、接受了朱棣集團精心製造的觀點，以朱允炆改制爲破壞朱元璋祖制。
朱棣恢復的祖制是朱元璋的暴政
2
第二個問題，筆者的結論是，朱棣所謂『復舊制』，並非如他所言的那般乾淨徹底。事實上，建文改制的部分成果仍然保留。
朱棣奪位後，屢屢下令『復舊制』。吏部二疏之後，伴隨著兩道旨令：
凡中外大小衙門有創革升降，官員額數有增減者，及所更改文武散官，並令遵復舊制。
今悉宜復舊，從之。
朱棣即位後，凡有言建文舊制者，皆下令恢復舊制。乃至於頒發給廟宇的諭令、給屬國朝鮮的詔令，也都言及此事：
朕自即位以來，一應事務，悉遵舊制，不敢有違。爲何？蓋因國初創業艱難，民間利病，無不周知，但凡發號施令，不肯輕易，必思慮周密，然後行將出去，皆是爲君爲民的好勾當。所以三十一年，天下太平，人受其福。允炆不守成憲，多有更改，使諸司將洪武年間榜文不行張掛遵守。恁衙門查將出來，但是申明教化、禁革奸弊、勸善懲惡、興利除害、有益於軍民的，都依洪武年間聖旨，聲明出去，教天下官吏軍民人等遵守，保全身命，共享太平。
建文嗣位，權歸奸慝，變亂憲章，戕害骨肉。
朱棣以朱元璋合法繼承人自居，制度上，盡非建文之所是。朱棣作出這種政治姿態，是要圓他靖難起兵之理由：朱允炆不遵祖憲。反攻倒算的浪潮，瀰漫於永樂初年。
建文改制的大部成果，完全喪失。六部仍正二品，御史府仍爲都察院，翰林院洗牌成爲內閣濫觴。朱棣即位甫兩月，建文制度便如秋風掃落葉一般，剔除殆盡。
朱棣打出恢復洪武舊制的旗號，實則回覆的是洪武初年制度，而非洪武末年制度。『復舊制』，是將洪武初年的暴政和不合理的制度也一併恢復。錦衣衛詔獄、僧道占田、榜文峻令均屬此類。朱棣自己也感覺到，建文改制乃是以期行政之合理化。全盤迴復所謂『舊制』，除了展示政治姿態，以及加強君權、偵緝臣民之外，必要性不大。
朱棣比他老子更陰毒
朱棣比他老子更陰毒
筆者之所以作出這個判斷，以下事件可證：
大理寺少卿虞謙自陳，建文時，臣爲杭州知府，嘗建言天下僧道，每人止令畜田五畝，無田者官給之。余有常住田，悉歸官以給無田之民。僧道悉免其賦役。當時從臣所言行之，臣當坐改舊制之罪。上笑曰：『此秀才辟老佛也，已在赦前。』命以奏牘付科，復之。初，有旨，凡在建文中上言改舊制者，悉令面陳，至是視謙有戰懼之色，遂命自今不須面陳，悉以奏牘送科復之。
這一幕，真是一番絕佳的政治表演。
筆者推測，虞謙瞅准了朱棣的這番心理：復舊制僅爲追求擁戴之姿態政治，深知僧道限田亦非秕政，況且『赦』已進行，並無入罪危險。面陳時故示戰慄之色，正可襄贊朱棣『復舊制』的正確性，樹君上之威。同時這番表演下來，又恰恰給了朱棣口出恩典、不再追究建文改制諸臣的機會。
朱棣維持『復舊制』姿態不變；樹立君上權威；開釋恩典贏得臣下擁戴，真可謂一箭三雕。筆者感覺，鑑於此事之圓滿和蹊蹺，甚至可能虞謙事先已經有過朱棣的授意，君臣合力在朝廷上完成了這一場表演。當然，證據不足，聊備一說。
繼虞謙之後，又有蹇義進言，反對盡革建文舊制：
太宗文皇帝入正大統，轉左侍郎，數月，升吏部尚書，授資善大夫。時政令制度有非洪武之舊者，詔悉復之。公從容爲上言『損益貴時相宜』，間舉數事陳說本末，文皇帝以公忠實，悉從其言。
蹇義正直從容，朱棣亦展現了知人容人用人之雅量。不過雅量之前提在於：朱棣號稱復舊制只是政治口號；建文制度確有相宜於時者。蹇義陳說諸事，今已不可考，疑筆者下列之所考，即在蹇義陳說之中。憾史料原件不存，難得其詳。
建文改制之合理，朱棣亦無法盡廢
3
朱棣維持的建文舊制，可考者有：保留大理寺；保留監生歷事制度；保留雲南普安安撫司。
大理寺。如前所述，大理寺已於洪武二十九年罷不設，移其案於後湖。【明太祖實錄】失載大理寺罷去之事。通讀洪武、永樂兩朝【實錄】，仿佛大理寺一直未廢。官書記載，意在說理完滿、不留痕跡，於此可窺一斑。
【明太宗實錄】曲折記載，永樂時延續了建文朝大理寺制度：
大理寺言：本寺原設左右二寺，其左寺評事四員，審錄在京軍民衙門及直隸衛所府州縣刑名；右寺評事八員，審錄在外十二布政司都司衛所府州縣刑名。後因二寺所設評事多寡不等，所治事煩簡不均，將二寺評事均分六員，依刑部都察院十二司道各帶管直隸地方審錄，令吏部仍照舊制銓注，於事勞逸不均。命會同曹國公李景隆、兵部尚書茹瑺等議之，景隆等奏以爲均設評事，繁簡適宜，上從之。
這段文字，可謂極盡曲諱之能事。把它放到洪武末年大理寺撤銷、建文復設並改制的知識語境下考量，才能得出朱棣繼承建文遺制的結論。
如前所述，建文改制一大目的，便是謀求制度之合理化運行，大理寺的改革亦屬此類。朱棣即位，盡革建文之所是，大理寺回覆到洪武不甚合理之舊制，造成『煩簡不均』的尷尬局面。前文提到的虞謙正是服官大理寺。他親眼目睹了，本寺奏請回覆建文朝制度，並得到許可。筆者推測，正是這番試探獲得批准，才有他前文的那番表演。
監生歷事制度。建文朝改革監生歷事制度，永樂初年沿用不改。【國朝典匯】記載：
洪武十八年，命禮部選用國子生爲六品以下官。二年十月，更定曆事監生選用法。凡歷事一年爲滿，考分三等。上者即授官，次下者再歷一年復考。考上者，亦即授〔官〕；考次，量材選授；下，還國子監讀書。永樂二十二年九月，中軍都督府奏本府歷事監生七人，今考所治吏事，皆勤慎，請如例送吏部，循次授官。
徐氏的記載，文字上使用『二年』，顯系建文朝。『永樂二十二年』與建文二年之間，並無變化。可知建文朝所更定的監生歷事制度，終永樂朝沒有更改。不過，明初所謂『三途並用』、監生登進的情勢並未持續太久。『永樂以至洪熙，隨著科舉向重，舉貢優除之勢受到限制』，監生地位急劇下降，監生錄事逐漸成爲虛文。因此，監生歷事制度僅僅能作爲細節，足證朱棣保留了建文制度之隱而微者，實際意義有限。
保留雲南普安安撫司。永樂元年正月雲南普安安撫司上言：
（正月）甲辰，設普安安撫司，以土酋慈長爲安撫。時慈長來朝，言建文時於其地置貢寧安撫司，以故父者昌爲安撫。近吏部遵舊制，奏罷安撫司。然本境地闊民稠，歲於普安軍民府輸糧三千餘石，且路當要衝，舊有湘滿等驛，乞仍設安撫司，督治爲便。上曰：『祖宗大經大法，萬世不可改。其他若時有不同，後世當因時損益以便民，豈可執一而不知變通之道。天下人既以爲便，則當從之。』命吏部仍置安撫司，改貢寧爲普安，賜以掌印，置流官吏目一員，隸四川布政司。
『吏部遵舊制』的浪潮波及全國，遂使普安安撫司被罷除。地方酋長出於行政便利的需要，懇請恢復建文制度。朱棣批准，並派去流官。筆者推測這與沐氏鎮雲南，土酋仰仗沐氏而敢於爲請。同時，開設流官也有利於中央控制雲南。朱棣出於多重考慮，遂批准。
綜上，朱棣對建文制度，本著行政合理化、展示政治姿態之雙重目的，革廢並用，恩威兼施，既攻伐倒算，又有張有弛，展現了帝王政治家的精巧手腕。
朱棣帶來的是一個什麼樣的社會
朱棣帶來的是一個什麼樣的社會
朱棣奪位，以朱元璋祖訓爲政治符號，復舊制並未盡復，革建文並非盡革。本文的結論是：經過朱棣一番手腕後，永樂制度呈現出既告別建文、又迥異於洪武末期，而相近於洪武前期惡劣制度的特質。
桂公網安備 45010302003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