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社會的基本秩序

要談論唐朝的政治經濟科技文化和社會狀態，首先必須先搞清楚唐朝的社會基本秩序，包括中國古代『士農工商』概念和戶籍制度。某些專論唐代歷史的文章，由於作者不了解這些常識，故而鬧出不少笑話。

唐玄宗時的宰相李林甫主持編撰的【唐六典】說：

百戶為裏，五裏為鄉。兩京及州縣之郭內分為坊，郊外為村。裏及村、坊皆有正，以司督察。（裏正兼課植農桑，催驅賦役）四家為鄰，五家為保。保有長，以相禁約。凡男、女始生為『黃』，四歲為『小』，十六歲為『中』，二十有一為『丁』，六十為『老』。每一歲一造計帳，三年一造戶籍。縣以籍成於州，州成於省，戶部總而領焉。（諸造籍起正月，畢三月，所須紙筆、裝潢、軸帙皆出當戶內，口別一錢。計帳所須，戶別一錢）凡天下之戶，量其資產，定為九等。（每三年，縣司註定，州司覆之，然後注籍而申之於省）每定戶以仲年，（子、卯、午、酉）造籍以季年。（丑、辰、未、戊）州、縣之籍恆留五比，省籍留九比。凡戶之兩貫者，先從邊州為定，次從關內，次從軍府州；若俱者，各從其先貫焉。樂住之制：居狹鄉者，聽其從寬；居遠者，聽其從近；居輕役之地者，聽其從重。（畿內諸州不得樂住畿外，京兆、河南府不得住余州；其京城縣不得住余縣，有軍府州不得住無軍府州）辨天下之四人，使各專其業：凡習學文武者為士，肆力耕桑者為農，功作貿易者為工，屠沽興販者為商。（工、商皆謂家專其業以求利者；其織紝、組紃之類，非也）工、商之家不得預於士，食祿之人不得奪下人之利。

這段話，高度概括了唐朝的基本社會秩序，或者說政府的社會治理模式。內容大致如下：

1、百姓最基本的聚居單位，城鎮的稱為坊（相當於今天的居委會），農村的叫做村（自然村）。

城鎮的坊，是由政府統一規劃建設的。坊，是城鎮最基本的行政單位。坊正，是這個坊的領導，類似於今天的居委會主任。

農村，每100戶為一個裏，每五個裏為一個鄉。裏，是農村最基本的行政單位。裏正，是其領導，相當於今天的村長。

2、全國人口，按照年齡，分為人生的四個階段。人口及年齡數據，是唐朝經濟和稅收制度、財政預算的基礎。人剛出生時稱為『黃』；四歲後稱為『小』；十六歲為『中』；二十一歲，稱為『丁』。到六十歲就是老人了。

3、人口每年統計一次，每三年全面統計核定一次，並重新登記、造冊天下戶口。縣、州政府在抽查覆核確認無誤後，戶口冊一式三份，戶部、州、縣各留一份。依託這樣的基礎，唐朝建立了嚴格科學的社會管理和人口統計制度。【唐會要】卷八十五：

延載元年八月敕：諸戶口計年將入丁老疾應該免課役及給侍者，皆縣親貌形狀，以為定簿。一定以後，不得更貌。疑有奸欺者，聽隨事貌定，以付手實。

這就是說，戶口統計時，不是登記一個姓名、性別、出生年月了事，還必須對每個人的相貌等進行基本的描述。

4、按照家庭資產的多少，將天下戶口分為九個等級，每三年核定一次。唐朝針對每戶人家家產多少，徵收戶稅即『資產調節稅』。

5、人口遷徙自由。狹鄉的人，想遷往寬鄉，隨便；邊遠地區的人，想遷往內地，沒問題；徭役較輕地方（一般是較落後的地方）的人，想遷往徭役較重地方（這裏一般是較發達的地方），可以。但是，首都郊區的百姓不准遷居其他州；京城縣（長安縣、萬年縣、洛陽縣，即首都城區）的百姓，不准遷居其他縣；有兵役地區的居民，不准遷居無兵役處。和今天不同，唐朝禁止首都地區的人遷往外地，因為這裏的百姓承擔的賦役等義務相對多一些。

在古代，人們雖然家鄉觀念極重，但沒有什麼城裏人、鄉下人之分，更無 『城鎮戶口、商品糧』等奇怪概念。在戶籍上附加許多福利，使之成為有價證券，是近幾十年的產物。實際上，今天所謂的『城裏人』，百年前的祖宗，99.9%是『農民』；剩下的，祖宗是王爺侯爺啥的，也僅住在城裏，準確身份是地主，【紅樓夢】中的賈府在城外擁有巨大的『農莊』。古代中國，只有皇帝，才祖祖輩輩是城裏人。和當今的歐美成功人士一樣，在古代中國，工商業大老闆如晉商、徽商，達官貴人如宰相、尚書，在他們看來，城市只是做官經商的平台，家鄉才是自己的家。

唐朝的戶籍管理很嚴，因為戶籍是政府收稅的基礎。【唐律疏議】，是唐朝著名宰相長孫無忌等人編撰的對唐朝法律的解讀作品。【唐律疏議】：

諸脫戶者，家長徒三年；無課役者，減二等；女戶，又減三等。（謂一戶俱不附貫，若不由家長，罪其所由。即見在役任者，雖脫戶及計口多者，各從漏口法。）

【疏】議曰：率土黔庶，皆有籍書。若一戶之內，盡脫漏不附籍者，所由家長合徒三年。身及戶內並無課役者，減二等，徒二年。

這是說，凡是因為自己的原因，脫漏了全家的戶籍，而且這一戶人家有男丁（20歲至60歲），那麼，其戶主（其實就是男丁本身）要受到『徒三年』的處罰。如果家裏沒有男丁，戶主是女人，脫漏了全家的戶籍，處罰處罰就要輕一些。

唐朝不反對遷徙，甚至鼓勵遷徙，但禁止逃亡、無所事事的流浪。所謂逃亡，是指偷偷舉家遷往外地種地做生意，卻隱匿戶籍，偷逃賦稅；而流浪，就是四海為家般的東遊西逛，好逸惡勞，不勞而獲。據【唐律疏議】：

諸非亡而浮浪他所者，十日笞十，二十日加一等，罪止杖一百；即有官事在他所，事了留住不還者，亦如之。若營求資財及學宦者，各勿論。闕賦役者，各依亡法。

【疏】議曰：『非亡』，謂非避事逃亡，而流宕他所者，十日笞十，二十日加一等，一百九十日罪止杖一百。即有官事已了，留住不歸者，亦同浮浪之罪。若營求資財者，謂貿遷有無，遠求利潤；『及學宦者』，或負笈從師，或棄繻求仕，各遂其業：故並勿論。『闕賦役者，各依亡法』，謂因此不歸，致闕賦役，各准逃亡之法，依狀科罪：若全戶者，罪止徒三年；非全戶者，減二等。

如果整天無所事事，到處流浪，滿十天就打十板子，最多可以打到一百大板。如果是為了遊學讀書、做生意掙錢等正經事，則是完全可以走遍天下的。但是，如果因為四海為家逃避賦役，就要按照逃亡處理了。

總之，你當然可以遷徙，但是，你必須辦好戶籍遷轉手續，以便政府能順利找你收稅、服役。　　6、天下分四大職業：士、農、工、商。讀書、練武的為士人；肆力耕桑者為農民；手藝為生的為工人，殺豬釀酒做買賣的為商人。李林甫還特別強調：專門靠手藝、做生意的人家，才是工商業戶，而家庭紡織工作及銷售自產紡織品不算『工商』。

為什麼要劃分職業呢？因為職業是謀生的手段，也是政府分配土地、徵收賦稅的依據。唐朝官員擔任某一職務的期限一般是四年，而且禁止在家鄉任職，禁止娶當地女人做老婆，這就是所謂的『迴避』制度，政府會根據其任職地點分配其『職田』。工商業者，其謀生的手段與土地關係不大，也就不要來與農民爭奪土地了；但是，工業和商業的稅率也是有區別的。搞清職業了，政府才好分配土地、徵收賦稅。當今世界，不同行業，稅率也是不一樣的。

某些偏執學者，以『商』排士、農、工之後，作為古代重農抑商的依據，甚至因此編排出『儒家思想輕視商人』。倘若這一邏輯成立，那麼，四方之東南西北，五經之【詩】、【書】、【禮】、【易】、【春秋】，排在最後的，豈不是最不值錢的？

士、農、工、商的職業劃分，最晚西周時期就已存在。比如：

【管子.小匡】：『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

【春秋穀梁傳.成西元年】曰：『古者，立國家家，百官具，農工皆有職以事上。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農民，有工民。』

【荀子.王制篇】：『農農、士士、工工、商商一也。』

可見，在先秦文獻中，並沒有一個統一的排序。即便【春秋穀梁傳】、【荀子】兩個儒家經典文獻中，排序也不一致。有的把商排在第二，有的還把士排在農的後面。至少，在儒家那裏，四民沒有高低貴賤之分。不知什麼時候，大家約定俗成，就以管子的說法為準了。

先秦時期，中國政府就有明確的職業劃分，分工明確，這充分地證明了：中國古代社會經濟高度發達。

儒家『抑商』嗎？孔子認為，治理國家時，具體要抓好九個方面的工作，即所謂『九經』，其中之一便是『來百工則財用足』。這就是說，要想國家富裕財用充足，必須廣泛吸引各方面的工匠，發展製造業。可見，孔子不是簡單地『重商』，而是要從源頭抓起。沒有繁榮的製造業，光搞倒買倒賣，GDP的確很好看，社會財富有一文錢的增長麼？這是哪門子的『重商』？

子貢是孔子最得意門生之一，位居『孔門十哲』。【孔子家語.六本】：

（子夏問）曰：『子貢之為人奚若？』子曰：『賜之敏賢於丘。』

子夏問孔子：老師，你看子貢為人怎麼樣？孔子回答：他比我聰敏。

子貢一邊跟着孔子讀書，一邊經商的大才子、大商人，成為後世『儒商』的祖師爺。

瞧不起『商』，豈不是侮辱子貢！侮辱子貢，豈不是在褻瀆至聖先師孔子！

子貢的商業成就到底有多大？【史記.貨殖列傳】：

子贛既學於仲尼，退而仕於衛，廢著鬻財於曹、魯之間，七十子之徒，賜最為饒益。原憲不厭糟糠，匿於窮巷。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夫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此所謂得埶而益彰者乎？

子貢靠經商，富可敵國，出門則『結駟連騎』；他所到之處，國君主動分庭抗禮，即以對等的身份接待。司馬遷以為，孔子能名揚天下，子貢功不可沒。

順帶一問：歐洲何時出現國君與之『分庭抗禮』的文武兼備的大商人？

7、禁止商人做官，禁止官員經商，『使各專其業』，各自干好自己的本行。簡單說就是，你若想發財，你就一心一意地干自己的工商業，不要想當官；你想當官，就別想經商發財，因為這是與民爭利、從老百姓口中奪食的行為。是啊，如果官員同時是商人，邊當官邊做生意，什麼好事都佔着，連權錢交易都省了，老百姓還活不活？

是商人，想做官，可以啊，但是有條件：首先，必須停止你的生意；其次，你必須有做官必須的知識和才華，通過全國統一的考試。這一鐵打的規矩，一直持續到清朝。

（致親愛的轉載者：希望您別忘了本號是原創者，記得署上本號的名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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