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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領道義制高點
一 孔子說：『學而優則仕』，就是對應於堯舜和三代時期專業政治人才的選拔和任用。在政府的角度是政治人才的選拔任用，在人民的角度，則是從仕的仕途問題。 因為中國的政治是道義政治，政府是道義政府，政治和政府的目標是去維護和確保道義在社會中的存在，那麼，政府選拔政治人才的標準就是此人的道義水準。有道義的人，就是有德的人，因此，考核和選拔的標準就是『德』。孔子說的『學而優』實際就是『學而德』。 本文節選自【中國自古以來的道義政治比所謂民主政治要高級】作者:蔡歷 中國在很早就把官員和道義、道德聯繫在了一起。甚至孔子說，『大德必得其位，必德其祿（【中庸】）。』因此，中國很早也對官員、政治、政府建立了很好的尊重和信任，甚至他們成為道義、德的代名詞。這也是後來『高官厚祿』的合理性基礎。在『士農工商』四個行業的排序中，『士』也毫無爭議地排在了第一位。
科舉：學而優則仕
科舉：學而優則仕 即便是經濟化已經很嚴重的當下，中國對官員的尊重程度依然高於其他任何行業。同時，一個做了官，隨着官銜的升高，也會不由自主地提升自己的道義意識，道德意識。這就是歷史的力量。也正是當下中國政治依然是道義政治的表現之一。 現代很多人看到中國人如此尊重官員，就說這是官員崇拜，權力崇拜，說是奴性的表現，是劣根性。這完全是對歷史的無知。中國人尊重官員的實質是尊重道義道德。歷史以來，政治、政治家、官員都是和道義道德聯繫在一起的。能青史留名的政治家都是道義道德水準很高的人。 而在堯舜時代，即便是政府的首腦，也是經由政府的人才選拔機制而被推選出來的，這就是『禪讓制』。因此，儒家一直推崇禪讓制，而對夏以來的『家天下』而耿耿於懷。 也正是因此如此，儒家擁護暴力革命，支持『湯武革命』，甚至提出了暴力革命理論。在『五經』中，有很對對『革命』的理論解釋。譬如【尚書】：『天命靡常，惟德是輔』，【詩經】『帝遷有德』等。總之認為，如果政府首腦偏離的道義，變成無道無德之昏君，就有理由採取暴力將其推翻。
為生民立命：儒家革命思想
為生民立命：儒家革命思想 【孟子·梁惠王下】：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 曰：『臣弒其君，可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 在對革命的態度上，孟子與【五經】是一致的，作為政府首腦的『君』，之所以為政府首腦，為君，原因就在於其擁有的道義和道德水準，一旦他失去應有的道義道德，那他就是稱其不上政府首腦，稱其不上君了，因此他應該由被更有資格的人取而代之。而在世襲制的前提下，唯一可行的方案是暴力革命。 因此，暴力革命是對堯舜時期禪讓制的退而求其次的替代，是一種世襲制前提下的政府首腦選擇程序。 總之，對於專業政治模式來說，政治人才，包括政府首腦，是經由政府的人才選拔程序，根據道義道德的標準，選舉出來的。選擇的主體是政府，而非政治專業之外的人民。歷史以來，這種人才選拔模式從根本上來說是行之有效的，也是得到人民的高度認可的。 相反，在現代西方現代民主制度中，政治人才是由政治領域之外的人民選舉的，選擇的標準只能是一時的民意，甚至是民眾一時的興起，而缺乏更深厚更穩定的道義道德標準。於是連電影明星這些娛樂人物，這些中國傳統中的『戲子』們都可以被選做總統、州長，連大富豪們，中國傳統中的豪強們，也可被選做州長、總統。 毫無疑問，中國歷史以來的由政府的人才選拔程序選出的人才，更由於由民主的選票程序所選的人才更優秀，更有道義道德。政治是一個專業，包括政府首腦在內的政治人才的選拔，是政治這個專業領域內的事，也理應由這個專業的內部人士來選拔，而不應該不屬於這個專業的人民來選拔。西方的民主政治，之所以，將政治人才的選拔權交給政府，原因在其政府模式是非專業化的，政府和人民之間並沒有形成清晰的專業界限，導致兩者都是不獨立的，政府不政府，人民不人民。 在專業化政治模式中，把本屬於專業內的政治人才的選拔，直接交給人民，那是政府的失職，是對人民的不尊重，是擾民。 二 政治專業化的實質是，在政治、政府與人民之間畫出了一條清晰的界限，雙方謹守界限，無不干預，但其重點是維護人民生產和生活的獨立，免受政府的干預。因此，在儒家思想中，最理想的政治狀態是『無為而治』，『垂衣裳而天下治』。
儒家政治思想：內聖外王
儒家政治思想：內聖外王 在【資治通鑑】的漫長歷史中，一旦社會轉好，用的詞語往往是，政治『寬簡』，政治『清明』，而後是民風反朴，路不拾遺，夜不閉戶之類。『寬簡』、『清明』都是政府不過多干預人民的表現，都是無為而治的表現，也都是政治嚴守專業界限的表現。 人民嚴守專業界限，不去過問政治專業內的事，實質上是為他們免去政治事務之煩惱，保障他們更安心的去獨立自主地生產和生活。當然，很容易出現的問題是，政治專業自身的利益集團化，隨着政治官員的利益集團化，高官成為厚祿的代名詞，升官與發財合為一體，政治的專業壁壘也就形成了政治、政府與人們的利益壁壘，形成了官官相護和官民對立。 中國歷史上的由政治專業化所形成政治利益集團化，與西方社會的『專制政治』、『統治政治』有着本質區別。因為政治專業化後，政治和人民成為兩大獨立主體，也正是因為這兩者成為界限分明的獨立主體，也就是出現的政府與人民間的之間互動的問題。儘管在一般情況下，雙方互不干涉，但是，雙方卻一直存在之間的互動渠道和機制，一旦一方出現嚴重問題，另一方就會站住出來加以制止。這就是涉及到，道義政治的另外一個特徵，即政府和人民之間的密切聯繫和直接互動。 但是，在西方社會，由於沒有實現政治專業化，政治、政府與人民相互交叉和混雜，各自都沒有形成一個獨立主體，政府不獨立，人民也不獨立，就不存在政府與人民之間的互動問題，要麼是反過來，人民完全依附於政府、政治家，即貴族領主，這是中世紀的狀態，要麼是人民象防賊一樣去提防政府，這是現在的民主政治的狀態。 以上論述了，不與民爭業和專業化是道義政治的兩大特徵。除此之外，道義政治還具備第三個重要特徵，就是政府與人民的直接溝通和互動。 儘管，中國專業化的政治模式使得政治、政府與人民之間形成了一條清晰的專業界限，政府和人民均實現了獨立。但是，兩者之間並非是孤立的，更不是對立的，而是保持者密切的專業聯繫和直接互動的。 在形式上，政府與人民之間的專業聯繫和直接互動主要有三種方式：一是是政治人才的選拔是直接面對人民的；二是政府會直接深入民間進行調查研究，針對重大情況，直接決策和干預；三是人民會發動起義，直接組建新的政府。 三 中國傳統政治制度的關鍵並不在丞相的職位和制度，而是面向人民的官員選拔制度。真正對皇權構成制約的，正是這個官員選舉制度。從原則上說，這些官員是代表民間的，代表人民的，是人民官員、人民代表。但是，不是簡單的民意代表，而是更高級別民意，即道義的代表。他們原則上是應該『從道不從君』的。
儒家政治話語權：道統
儒家政治話語權：道統 但是，現實是，無論是皇權世襲的皇帝，還是來自民間的大臣，都有可能偏離原則，不守道義，而只顧私慾，沉溺聲色犬馬。任何一方背離道義，雙方之間就會出現衝突，並相互制衡。最壞的情況是，皇帝和所有的大臣都偏離道義，整個政府就成為一個私慾的政府。這意味着政治原則徹底失效，人民生靈塗炭，人民起義便會出現。 對皇帝構成制約的，是大臣的整體，而非其中的某一個人。丞相即便權力再大，也只是一個人而已，並不能夠代表大臣的全體。如果朱元璋真的想專制，他就不應該僅僅廢除一個丞相職位，而應該徹底廢除向民間選拔官員的制度，或者什麼事都自己干，或者把所有的官員都換成朱家人。如果他做不到這一點，也就意味着他無法專政。 在一般情況下，皇帝代表世襲的皇權，而大臣代表民間和人民。但是，明朝的開國之初卻是一個特殊情況，朱元璋原來並不是皇帝，他本來也是來自民間，來自人民，而且曾是非常貧窮的農民。這樣一來，就擁有雙重身份，一個身份是新任皇帝，另一個身份是來自的民間、人民的官員。 作為一個非常貧窮，甚至孤苦伶仃的農家子弟，朱元璋對基層農民的疾苦可謂刻骨銘心。農民貧窮的最大原因是什麼？是沒有地。農民失地的原因是什麼？是被有錢有勢的人兼併甚至強佔了。而當上皇帝的朱元璋顯然並未忘記初心，藉助皇權，以高壓手段，包括大規模『屠殺功臣』，強令地主豪強交出土地，分給農民。 自『井田制』在春秋戰國消失以來，土地兼併就成為中國歷史中周期出現的頑疾。土地兼併就意味着大量農民失去土地，就是最大的不道義，而反土地兼併，就是讓廣大農民重新擁有土地，就是最大的道義。而在自東漢至今天的中國歷史中，有三次反土地兼併最為突出。第一次是北魏和唐朝的均田制，第二次就是朱元璋搞的，第三次是新中國的土地革命，基本上600年一次，因此，朱元璋廢除丞相之職位，並非意在專制，而是意在維護道義。當時的丞相胡惟庸，以及其他的功臣們，登上高位之後，開始私慾膨脹，凌辱百姓，兼併土地，踐踏道義。大明江山能夠維繫300年，全仰仗開國之初，朱元璋所打下的道義基礎。 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是受明末隨傳教士而來的西方民主政治蠱惑之產物，是中國最早的崇洋派和西化派。一味崇尚權力制衡，崇尚機械的制度，而對中國傳統政治模式的道義本質缺乏認知，對中國政治的評價，充斥偏見和扭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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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客
發表於 2018-12-6 0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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