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不是标题党--《论语．八佾第三》串读

论语☆八佾第三

  

   《论语．八佾》比较集中记录了孔子对当时礼乐文化现象及其所直接反映出的各种政治生态的评论，在《八佾》里，孔子对各种礼崩乐坏的社会现象，特别是鲁国贵族的种种行径从维护礼乐制度的层面出发进行了抨击。从另一个角度说，《八佾》上承《为政》，所不同的《为政》是“为为政”是“务虚”层面，而《八佾》则是“为政”，是孔子通过“观过识仁”的务实方式，从具体的社会现象出发，继续阐发孔子的鲜明立场和深刻观点，充满了孔子批判社会现实的牢骚。 

    开篇明义，《八佾》首先就将鲁国贵族大夫季孙氏树为靶子。通过这个剪影，我们可清晰了解到所谓礼崩乐坏，并非礼不“讲”了、也不是乐不“修”了，反而是诸侯、贵族们把“礼”、“乐”作为政治身份、地位、等级的象征，他们种种逾越行为直接的反映出了他们的种种政治要求。从《八佾》中我们可以体会到，封建礼法的等级森严，以及新兴地主、贵族的野心对其的冲击。而他们冲击的方式不是废礼，而是僭越。 

   3.1《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孔子谈到季氏在自家的庭院中居然享用天子规格的八佾之舞，于是怒火中烧，大发雷霆。“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有两种解释，一种是解释为“这样的事情（这个人）都能忍受的话，还有什么事情（还有什么人）是不能忍受的！”意思就是孔子对季孙氏的行为是忍无可忍了。另一外一种解释，则认为孔子是说，季氏居然连这样事情都忍心做得出来，还有什么事情是做不出来的！当然这个“忍”是“看得下去”的“忍受”，还是“心太狠”的“忍心”，从全篇如“吾不欲观之”、“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而言，个人还是倾向于前者。 

  3.2《三家者以《雍》彻。子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 》 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三家在祭祖之后撤去祭品时，也用天子的礼，命乐工唱《雍》诗。孔子说：”《雍》诗‘相维辟公，天子穆穆’这两句，岂能在三家大夫的庙堂上唱！” 孔子特意点出这两句,是强调《雍》的规格之高，已文字昭昭，三家大夫竟然知礼非礼，也是其心昭昭！ 

    3.3《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接下来，孔子要悬丝诊脉，方能切中问题的根源。孔子说：”做人如果没有仁德，折腾那些礼数，又有什么用呢?做人如果没有仁德，玩弄那些音乐，又有什么用呢?”。在这里其实跟《道德经》里对社会现实的反讽是一样的，只不过是表达方式不一样的。”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失礼而后利。”都是说，没有抓住问题的根本，“夫礼者，忠厚之薄，尔乱之首。”不正是说当时的诸侯大夫们的“僭越”之礼么？ 

      所以帛书版的《道德经》要和《论语》一一比对着看，才能真有所得。回到正题，所谓“人而不仁”一语中的指出了礼坏乐崩的根本问题所在，所以才拿礼乐作儿戏，甚至于暴殄天物，为礼不敬，为乐不和，作为显赫、铺张的政治工具。“人而不仁”也就为下一篇“里仁为美”作了铺垫。

这种礼制与孝为基础的宗族之道有何关系呢

引用第1楼延章于2010-05-04 00:25发表的 :
这种礼制与孝为基础的宗族之道有何关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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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答如下:
        礼制的核心问题之一就是解决继承权的问题，不论权力、地位、财富都存在一个继承权的问题。个人认为周礼应该首先要规范的就是这个问题。那么这个继承权的问题在当时而言既是核心政治问题、也是普遍的社会问题。不论是天子之族，还是百姓之家，这个问题解决不好，那么必然会出现严重的社会冲突。周朝礼制的核心应该说，是确立了嫡长子继承制，使“传亲不传贤”的原则进一步得到巩固、特别是“传子不传兄”、“传长不传幼”、“传嫡不传庶”的继承原则在社会上得到了普遍的认可。应该这个是当初强制推行和长期教化的结果。
         周公颁礼同时禁止同姓结婚，并非是出于所谓的优生学原则，一则是出于基本的道德伦理，同时也是出于巩固政权的需要。这样的做法就是把天子一族的血脉最大限度的扩展整个社会之中。对于天子以下也是如此，通过婚姻关系，作为百姓（指当时有权利取用姓氏的社会上层贵族）实现利益上的耦合。我们知道“血统”这个的原则在当时而言，不光是符合私有制的要求，同时还是因为它事实上具有无可争议性。而采取其他的原则，如贤、能等等，这些基于人们主观认可的因素，那么争议往往是非常大的。但是以“嫡长继承制”为核心的周礼应该说比较好地回避了争议。当然这里不是指对嫡长制本身的争议，而是采取嫡长制确立的人选无可争议，具有唯一性，确定性。不得不说，在其确立之初，并不是出于伦理道德，而是在当时的社会制度下，相对来说，其具有无可争议性。嫡长子的身份是无可争义的事实，它是客观事实，而非主观的认可，这样就能避免许多争端。
         那么周朝的分封制，我们知道是“封建亲戚”。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天子侯王的继承权一方面是采取嫡长子制，另一方面又不封建亲戚，那么周朝的统治基础将极其薄弱，族群内部矛盾会更加激烈。所以，周制的礼制除了“嫡长子制”这一原则之外，必然还有另一个与之对应的“亲亲为大”的原则。
        作为“宗族之道”的孝道，实际上包涵了对上述嫡长制和亲亲为大等根本原则的认可。前面谈到过“孝”的本义是继承，那么这种继承中实际上包涵了要求子子孙孙对这些原则的永世不易的要求，成为孝道的核心之一。作为天子侯王之家，其继承权问题很明显，对门外而言。既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对于门内而言，也是一个重大的宗族内部事务。那么礼制和宗族之孝在这里就出现了完全的重叠。
       当然在这里侧重对礼制的政治效用的分析。当然我们也知道任何一个统治阶级，在维护自身统治的同时，也必须承担社会公共事务的治理，维护社会的公共秩序。举一个现代社会的例子，不管是哪一种社会政治制度，不管是哪一个统治阶层，都必须维持好道路的交通秩序。那么这种维护交通秩序的国家行为就属于典型的社会公共事务，而不是一概称之为维护自身统治利益的行为。那么周礼中同样也存在大量的这种属于社会公共事务的内容。我们知道周朝，宗族既是社会的最微观的社会组织结构，也可以说最宏观的社会组织结构，根本不存在现代的意义上相对独立的家庭，也更谈不上现代意义的国家，而只有“家族”一说，从某种意义而言，周朝社会政治制度是严格意义上“家天下”，诸侯作为地方之长，同时又是天子一宗。所以说，不管周礼是作为社会政治制度，还是社会公共规范就具有普遍的适用性。
       “孝道”作为宗族之道的核心自然而然，起到了维护社会各个阶层的宗族内部秩序的作用，周礼又对“宗族制”持有高度的认可甚至是推动，维护，那么孝道从周礼之始也自然而然成为其核心和基础内容之一。
     到了孔子之时，那么这个原则也受到了一定的冲击，孔子自然而然要重提孝道。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春秋时期，出现了大量的自由民。我们知道“礼不下庶民。”周朝的嫡长继承制和宗法制对庶民或者野人是没有要求的，有一些甚至是禁止的，比较说分大宗、小宗之类。那么现在大量的自由民的出现，他们以什么样的方式重构社会的最底层结构，就是一个迫切的社会问题。那么宗族这样的社会组织结构相对来说是比较成熟的模版，那么这些自由民通过婚姻关系，让其开始形成社会最底层的宗族结构是比较现实的。但是自由民相对而言，没有经过周朝礼法制度的长期洗礼，那么其构造的新生宗族即使最初虽然在血缘关系类似于固有的宗族结构，但是未必对宗族旧有伦理具有高度的认同，他们必然有父母长辈，必然有兄弟姐妹，但是未必认可父慈子孝、兄友弟悌的相处原则。应该说宗族道德伦理在社会的最顶层而言是失守，在社会的最底层而言是未立，所以，孔子说唯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原因还是必然多的。并不是孔子把孝道引向了政治。而周朝固有的社会制度，使得国家政治结构和社会宗族组织实现了高度的耦合。孔子引用的这句话，如果说的是有意将一个社会高度宗族化的企图，比方说假设是“周公”说的，那么可以说，周公把孝道引向政治，但是对于孔子而言，经过几百年的教化和推行，那么已经是一种普遍的主流道德观念和社会固有现象，虽然受到了较大的冲击。宗族的存在应该可以说是小农经济所决定了的，其根深蒂固是孔子无法改变的。自孔子之后，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没有任何人能从根本上改变这一中国社会的本质特征，比方说墨子思想的衰微并不一定完全是统治者打压的结果，应该说农耕社会很难在根本上支持这种思想的社会基础。如果天下较为动荡，贫富差别悬殊，那么这些均同思想还是有一定的社会基础，但是天下一旦较为安定，老百姓居有定所，有几亩地能糊口，那么这种思想往往又会自然而然淡出市场，仅有少数社会最下层的游民继续支持。应该说墨子的思想在当时是有大量的自由民支持，也就刚刚从野人获得国人的身份，他们没有经过宗族伦理的长期习染，一时也无财富积累，同时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如失地，如战乱，如逃荒，游走于列国之间，居无定所，进而支持墨子“无亲”、“均同”的思想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但是随着自由民整体上而言，一旦渐渐地形成一个又一个族群时，这种思想又自然而然的出现了消解。

3.4《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易也，宁戚。” 》林放问礼仪的根本，孔子回答：“你问的问题意义重大。就一般的礼节仪式来说，与其奢侈，不如俭朴；就治办丧事来说，与其仪式上办理得很妥善，不如内心悲痛，哀悼死者。”

 

孔子为什么对林放一问给与这么高的评价呢？实质上也可以用《道德经》中的话来回答，就是“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林放一问直指问题的本质，即“道之华而愚之始”。孔子为何信而好古，不就是因为古礼初成之时，不正是“道之华（精华），而愚（纯朴）之始”自然而然的“郁郁乎文哉”，跟今日所谓“隆礼重乐”的非礼之礼，奢华、铺张自然是不可同日而语。也是正是《道德经》所云“是以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故去彼取此。”，而不是舍本逐末，买椟还珠，虚有其表。应该说，在这里孔子很可能指向的是整个社会的风气，不仅仅是说天子诸侯贵族的奢侈，应该也包括社会下层的真正风情。结合今天的社会现状，应该很容易明白。

 

在下面，孔子的视野就更加开阔。

 

3.5《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孔子说：“夷狄即有了君主的时候，还不及中原诸国还没有君主之时。”他想说什么？所谓“礼乐”就是一种文化。现在，我们经常说“有知识、没文化”、“有文化、没素质”，也就是这个意思。另外，熟悉春秋的朋友都明白，周朝天子自身而言也不是没有问题，但是孔子从社会现实又必须维护天子的权威，也是不便直言。所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诚然，但周天子失政，以至于礼崩乐坏，治下跟夷狄差不多，还不如......。当然夫子也会发牢骚，可能此时话说得有点过头，也不得而知。




3.6《季氏旅于泰山。子谓冉有曰：“女弗能救与？”对曰：“不能。”子曰：“呜呼！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 》季孙氏去祭祀泰山，此时冉有为鲁国贵族季孙氏家臣。孔子曾称其“可使治赋”。孔子对冉有说：“你难道不能劝阻他吗?”冉有回答说：”不能。”孔子说：“唉!难道说泰山神还不如（前面那个问礼之本的）林放知礼吗?”

 

当然，在这里，结合冉有的政治立场，到底是冉有劝阻了无功而返，还是冉有压根就不想或不敢劝阻，也可以细细思量。这个冉有可是让孔子大动肝火，声称冉求不再是他的学生，要弟子“鸣鼓而攻之”。这个“泰山”是指泰山之神，还是讽语季氏、或冉有，都可以成说，但也均无损于孔子对知礼的强调。因为按照周礼，只有天子可祭全国名山大川，诸侯可祭祀封地境内的名山大川。泰山在鲁国，只有周天子与鲁国国君才能够去祭。

引用第2楼儒帅佛道法于2010-05-04 01:45发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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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答如下:
        礼制的核心问题之一就是解决继承权的问题，不论权力、地位、财富都存在一个继承权的问题。个人认为周礼应该首先要规范的就是这个问题。那么这个继承权的问题在当时而言既是核心政治问题、也是普遍的社会问题。不论是天子之族，还是百姓之家，这个问题解决不好，那么必然会出现严重的社会冲突。周朝礼制的核心应该说，是确立了嫡长子继承制，使“传亲不传贤”的原则进一步得到巩固、特别是“传子不传兄”、“传长不传幼”、“传嫡不传庶”的继承原则在社会上得到了普遍的认可。应该这个是当初强制推行和长期教化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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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体系化的考证，谢谢赐教，不过，我们从历史角度上去追溯孝道的同时，也许更应该从理学上求证孝道，恳请真水无香兄再次赐教

引用第4楼延章于2010-05-05 00:22发表的 :

很体系化的考证，谢谢赐教，不过，我们从历史角度上去追溯孝道的同时，也许更应该从理学上求证孝道，恳请真水无香兄再次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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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要请问一下,你说理学是不是指的宋明理学.如果是,那么就此前提下展开.首先,理学思想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知行合一.我们无法否认一段历史实际上就古人的一段社会实践史.那么按照知行合一的观点,不管是从理学角度和历史的角度均是同样重要的事情.所以,很高兴你能提出这个问题.
    
我们知道理学发端于宋朝.周敦颐始作<太极图说>,第一次系统的构造了儒家的\"世界观\",试图回答人从何而来的问题,然后张载作<西铭>,进一步将儒家世界观进行高度的伦理化<太极图说>和<西铭>并不长.不妨引之如下:
    
       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形既生矣，神发知矣。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故圣人与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时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又曰：“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大哉易也，斯之至矣。（太极图说）
      干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惸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于时保之，子之翼也；乐且不忧，纯乎孝者也。违曰悖德，害仁曰贼，济恶者不才，其践形，惟肖者也。 知化则善述其事，穷神则善继其志。不愧屋漏为无忝，存心养性为匪懈。恶旨酒，崇伯子之顾养；育英才，颖封人之锡类。不弛劳而厎豫，舜其功也；无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体其受而归全者，参乎！勇于从而顺令者，伯奇也。 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也；贫贱忧戚，庸玉女于成也。存，吾顺事；没，吾宁也。 （西铭）

      太极图说认为天、地、人都是阳变阴合的结果，并指出人得其秀而最灵。但是在大极图说中这个世界的场景并没有伦理化，只提到“圣人与天地合其德。”至于天、地、人之间的具体关系，周氏在《太极图说》并没有讲到。那么《西铭》正式提出了“天子是我乾坤父母的嫡长子；而大臣则是嫡长子的管家。”、“天底下无论是衰老龙锺或有残疾的人、孤苦无依之人或鳏夫寡妇，都是我困苦而无处诉说的兄弟。及时地保育他们，是子女对乾坤父母应有的协助。如此地乐于保育颠连无告之兄弟而不为己忧，是对乾坤父母最纯粹的孝顺。”那么按照程颢的说法，天理已经在张载的西铭中道尽了，只要识取不忘就好。那么程颐则云，“天理”二字是其自家体贴出来，跟周敦颐没有什么多大的关系，虽然周是其兄弟二人的恩师。说直接一点，张载和二程完成了把周氏的太极世界伦理化的过程。这种人类社会的伦理推广到自然世界的过程，实际上在理学学者眼中就是求证天理的过程。为什么人世间要讲三纲五常，就是因为天地人之间就是如此，天理合应如此。在这个世界中天为父，地为母，天子是嫡长子，大臣是天子的家臣，天下就如同一个大家族而已。那么尊高年，慈孤弱，友兄弟，也就是这个大家族最纯的孝道。用张载的原话说就是“纯乎孝者也！”，那么人世之间的道德伦理、三纲五常等被视为对天父、地母尽孝的极至和必然要求。那么这个孝道实际就是封建道德的总称，仁、义、礼、智、信、忠、勇等等就被一个“孝”字所道尽了。

        按照理学的观点，正是天地之间原来就是一个大宗族，所以人间之中才有那么多宗族群体。我们知道当时佛、道两家是超然物外，不食人间烟火，那么理学如果证明天地人万物就是一个大家族，那么相当于为封建社会道德伦理找到了自然而然的依据，从而在这个基础上构造自身的天人合一之说。那么另外一方的观点，则认为这是理学将人类社会伦理反过来投射到自然世界的结果。但是不管如何说，那么这个对天地的孝道，实际上就是封建道德伦理的总和，也就是理学“天理”之说的代名词。天子之孝就是仁 大臣之孝就是忠 父母之孝就是慈 儿女之孝就是孝等等，无一不是对天地之孝，无一不是理一分殊的表现。那么只要在任何情况认同这个“孝”天理，也就是做到“存，吾顺事；没，吾宁也。”那么自然而然就能做到天人合一。

        在这个孝道中因为包含着民胞物与的思想，所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观点也得到了坚持。应该说这就是儒家仁义之说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我们要看到这种思想并不是天下大同，张载既然认为天子是宗主，那么这种大宗和小宗的地位高低，远近亲疏的观念是必然存在的。那么儒家这种宗族化和伦理化的“认识论”，使得他们的“世界”就成为一个巨大的宗族，而这个宗族的道德伦理的总称就是孝。理学通过勾勒这样的社会场景，就使得自身的思想有了与佛、道思想相抗的基础，同时又把自身和墨子和杨朱的两种极端的思想区分了开来。那么，在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农耕社会里，这种思想上得天子之心，下得生民之意，自然而然也就有了现实的基础。应该说，没有理学思想，这种“孝”文化还是很有市场的。儒家思想虽然有时会失去正统地位，并不代表其在民间没有根基和市场。儒家思想在与佛、道的论争中，处于劣势，主要是两个原因，君主利益（实际上也一个大宗族的利益）与其他宗族利益的冲突，是君主意志打压宗族意志的结果，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在理学之前，儒家在世界观没有道家清晰，在认识论上没有释家严谨。从某种意义上，理学就是在道家的世界观基础（如太极图）之上，借鉴释家的逻辑思辩（如理一分殊），围绕自身的核心价值观所构建的一个思想体系。而这个理论体系的道德主旨就是因为人为天地所生，那么人必然对天地尽孝。而对天地尽孝就是恪守封建礼仪道德。而人们之所以背离之，就是因为被浊气遮蔽，被人欲所驱，三代之后就是失去了对天理的体悟。天理在理学发明之前就一直存在，只不过人们长期以来就是被人心蒙蔽了道心而已。理学家认为自身就是“格物致知”，所以才构筑出“天下原来是一家”这个大知，从而天理重归，天人合一。那么世人也是如此，天人合一的心路历程实际上也就是上至天子，下至庶民，一是以修身为本，人各尽其孝的心路历程。理学是把人世之中的伦理放大并投射到天地之间。那么理学家也在先圣和前人的孝道思想中，提炼观点，寻找立论依据，发展固有思想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正是因为天理之说把人世的伦理最终归结一个“孝”字，所以宋明以后，孝道更是被强调到无复以加。但是在世俗版的理学中“孝”往往不是理学道德伦理体系的代名词，包括对天子，对臣子，对父母，对兄弟等等一系列道德要求，而被“驯服”二字所取代，那么，天下无不是父母之说也就由此演变而来。那么这跟理学也有一定的关系，张载在西铭篇未写道“存，吾顺事；没，吾宁也。”很容易被理解成两个字“顺从”或“认命”。
      那么理学重新把孝道引向政治，并加以突出，本意统治者内部的道德整饬，但是封建统治者、封建宗族主的眼晴却是朝下看的，必然有着个人算盘和进行有意的曲解，那么理学一旦成为正统思想，其发生褪变扭曲是必然而然，其为祸也是相当深的，理学后来在历史上挨了不少口水。那么现实的观点是，应该是把理学家生前的真正的观点，和被封建统治者阉割或者说“转基因”之后的所谓“正统”思想区分开来，多读一读理学家的原著，首先扫去厚厚的浮尘，再清除其本身的糟粕，不必人云亦去，也不必抱有成见，这样做，才能真正的认识传统文化的精华所在。

3.7《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 》孔子说：”君子必怀谦让之心，一定要说有的话，那就是射箭比赛了。比赛时，先相互作揖谦让，按然后上场，射完，退下场，那不是说输了的喝酒，而是互相举杯、互相恭言一番。这就是君子之争]
论语引这句，也可说意有所指，因为季氏之心，路人皆知。当然在孔子看来，这祭泰山之礼，季氏如何争得！“无辞让之心，非人也”,大而言之，其实人与人之间发生冲突或争执是难免的，关键是解决冲突或争执的方式和方法，是恶语相向，拳脚相加，还是好言相商，以理服人，都事关人的素质和修养，是明刀暗剑，明争暗斗，还是光明正大，以直报怨，也都事关人的德行和胸怀。孔子之所以说射礼，正是强调君子具有与世无争的仁心，故而能，其争也君子。有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不正是“其争也君子”的生动写照么？

值得提一下，古代的射礼有四种：其一叫大射，天子、诸侯、大夫祭祀之前选拔参祭之人所设的典礼；其二宾射，是诸侯朝见天子或诸侯、大夫之间会见时举行；其三为燕射，为贵族平常的娱乐活动；其四为乡射，地方荐贤举士时举行的典礼。孔子这里说的是乡射，即地方荐贤举士时举行的典礼。如何揖而升、下而饮、谁先射、谁先饮那均是有具体的礼数套路的，自然是谦让备至、长幼有序。
3.8《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 “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至于这段话，不同的解释也比较多，但是不管如何解释，都是强调“素”是根本，离开“素”，何为以“绚”，恰如“人而不仁，如礼何”。这是一个比喻。所谓“绘事后素”，就是说，先有素洁的缯帛，然后才能在上面绘画。子夏又问：“礼后乎？”什么意思呢？就是问“那礼是不是后乎仁呢？”孔子说：“启发我的人是你啊!现在可以和你讨论《诗》了。”孔子之所以对子夏，大加赞赏，因为子夏的确是一语中的，道出了夫子心声。
3.9《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 》孔子说：”夏朝的礼，我能说，它的后代杞国不足以作证；殷朝的礼，我能讲，它的后代宋国不足以作证。这都是由于这些国家的文字资料和熟悉夏礼、殷礼的贤者不足的缘故，如果足够的话，我就可以引用来证明了。”
杞国、宋国分别是夏、商两朝之遗脉，虽有古礼之遗风，但毕竟是年代久远,难窥原貌。由于文献不足，即使孔子能言之成理，但是却无法提供确凿的证据，当然这个征，也包括更加全面，更加深入的阐明。
从一个“征”字，我们可以明白，孔子在当时可不是什么地位高得不可想象的“圣人”，跟后来，“那只要是孔子说的，还要什么证据啊！圣人之言就是依据！”之类的推崇不可同日而语。其实当时质疑他的人还是相当多的。可不是每个人都认识到“天下将以夫子为木铎”。

引用第5楼儒帅佛道法于2010-05-05 01:37发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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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要请问一下,你说理学是不是指的宋明理学.如果是,那么就此前提下展开.首先,理学思想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知行合一.我们无法否认一段历史实际上就古人的一段社会实践史.那么按照知行合一的观点,不管是从理学角度和历史的角度均是同样重要的事情.所以,很高兴你能提出这个问题.
    
       我们知道理学发端于宋朝.周敦颐始作<太极图说>,第一次系统的构造了儒家的\"世界观\",试图回答人从何而来的问题,然后张载作<西铭>,进一步将儒家世界观进行高度的伦理化<太极图说>和<西铭>并不长.不妨引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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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想不到理学的发展是这样的，不过一开始理学的发展还是根据天道而来的，只是本末颠倒了，孔夫子的伦理本从天道而来，现在却反用伦理来套天道了

    3.10《子曰：“禘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观之矣。”》这一段，不同的解释也比较多，“禘（dì）”，是天子祭祀历代祖宗的大礼；“灌”，是这个盛大的祭祀典礼开始时第一次向太祖亡灵献酒的仪式。主要是对于“往”的理解不同。本来周成王被周公的吐哺之心所感动，特许鲁国在周公去世可以举行天子才能享用的禘礼，本是一片诚意，但是这种行为往往动摇了礼法的根基，严重的损害了礼法制度的严肃性。这是孔子不愿意看到的。孔子向来认为名分既定，那么一个人功勋再大，不论是生前还是死后，都不能逾越。 
    当然，也有人认为，祶祭开始时，‘灌’是祭祀中的第一道仪式，就其含义而言，也是相当重要的，而鲁国的君臣，此时诚意未散，犹有可观，但自此以后，时间越长，则精神越来越懈怠。所以“以往”，也就是接下来的场面，让孔子有目难睹。还有人认为所谓“既灌而往”是指鲁国的君臣有的甚至等到祶祭的第一道仪式灌礼都结束了，才匆匆赶去，所以这是他不愿意看到的。 

    3.11《或问祶之说。子曰：“不知也。知其说者之于天下也，其如示诸斯乎！”指其掌。》对于“不知也”，绝大多数认为孔子是不想说，理由是孔子是礼学专家，居然还能不知道祶礼。个人认为首先，对于祶之礼和祶之说还是有深有浅的，前者是指祶礼到底是如何举行的，如：第一道仪式是什么最后一道仪式是什么之类的，但是祶之说则说为什么要举行祶礼，甚至深入到鲁国到底举行祶礼符不符合礼这样的问题。周武王这样做是不是有失慎重，有什么样的利害关系，会造成什么样的社会后果等。那么孔子有可能，“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所以说不知。
    另外，反过来，如果真是问祶礼的具体仪式，如细到参与祭礼上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夫子也是有可能不知的。这个道理很简单，孔子也不是生而知之，这话也难以断定是孔子在那一个成长阶段说的。所以，我们要去掉光环效应，要看到圣人也有一个不断成长的过程，即使圣人也有所不知。孔子就算是明白祶礼的重要性，也未必能把祶礼的仪式细节全部搞清楚。不同的层级祭礼，参加的人都是有严格的身份等级限制。以孔子的身份，特别是年青时，有一些祭礼恐怕是很难参加。书上得来、口上相毕竟跟亲临其境还是不一样的。所以后面还有孔子“入太庙，每事问。”
    接前面一段讲，孔子说不知，那么“知其说者之于天下也，其如示诸斯乎！”是什么意思，意思就只有亲临其镜、虔诚之至的圣明天子，才能把个中的道理轻而易举地跟你讲清楚，就好像摊开自己的手掌一样简单、自然。一个“不知”，倒还有一点“为政”，而又“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意味。分明是 “为礼”，不在其“祭”，不谋其“礼”嘛。
    关于祶礼部分要结合上下文，并将两句放到一起，就容易理解了。所以大家有幸遇到孔子，最后还是多问与自身身份相符的礼节。否则，夫子不会告诉你的，万一，大家一听完，个个都去祭泰山、舞八佾、整雍乐，还不得气死。

    3.12《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 》祭祀祖先就像祖先在面前，祭神就像神在面前。我如果没有亲自到场，而是请人代替，那祭就和没有举行祭礼一样。”

3.13《王孙贾问曰：”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何谓也？”子曰：”不然。获罪于天，无所祷也。” 》王孙贾问道：“‘与其取悦奥神，宁可取悦灶神。’这话是什么意思?”孔子说：”不对。如果得罪了天，那就没什么可以祷告了。”

 

实际上，这是一段别有深意的对话，是讨好诸侯？ 还是站在大夫的立场？所以，孔子大义凛然地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得罪了天，不管你是取悦奥神 还是取悦灶神，投机取巧、趋利逢迎，那都是没有用的。对孔子来说，天代表最高的权威，无所祷，祭什么都是白祭！前面我们知道鲁国三大夫的非礼行为可不仅仅涉及了国君之礼这个层次，而是直接冲击了天子的权威。

 

3.14《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孔子说：“周朝的礼仪制度借鉴于夏商二代，典章礼制是多么辉煌完善啊!我遵循周朝。”

 

那么《论语》编纂者集入这一句，主要是因为《论语》的编纂之时肯定要更晚，各种礼崩乐坏的现象更加严重，同时呢，有志于变法的法家思想等其它各家思想，对儒家思想的冲击是相当大的，也深刻地改变了孔子在世之时的社会面貌，“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的社会政治制度应该说已经土崩瓦解，但是新的社会政治格局和秩序却还没有建立，社会动荡不已，天子名存实亡，诸侯征伐不断，百姓流离失所。在这种情况下，《论语》的编者希望通过孔子对周礼“郁郁乎文哉！”高度评价，以及“吾从周”的坚定立场，进一步强调自身的基本政治立场。

 

当然，从这里话中，我们还是能感受到孔子当时“雅意要作君子”的好学之志。周礼集夏礼、商礼之大成，并推陈出新，那么孔子说“吾从周”，自然要用毕生之力去拥抱这个“郁郁”之“文”的博大精深，果然，后来孟子说“夫子之学，集大成者也”。从这里，我们对“圣人”有个清醒的认识，没有周朝这个曾经辉煌的时代积累，也就不会产生孔子这样的圣人，这是其一，其二，孔子之所以成为“圣人”，只不过是在这辉煌过去之后，当人们用“攘臂而扔之”态度去对待，而孔子却用“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态度坚守和捍卫这暗淡的精神火种---仁，也就是周礼制度的核心价值。所以“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的确是言之不为过的。

 

3.15《 子入太庙，每事问。或曰：“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 入太庙，每事问。”子闻之曰：”是礼也！”》孔子到了太庙，每件事都要询问。有人说：“谁说这个鄹人的儿子懂得礼呀，他到了太庙里，什么事都要询问。”孔子听到这话，说：”这就是礼呀!”

 

在这里，通常认为问礼也是一种礼节，其实不尽然。从“鄹人之子”说法应该可以说，孔子此时虽有学有所成，小有名气，但毕竟出生卑微，年龄应该也还不大。所以，有一些场合应该说是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是很少有机会能参与，前面也有所提及。太庙的规格是相当高的，孔子进入太庙，可能是初次，一方面是参与祭祀，另一方面也是“征”或者“学”，对自己已经知道的“礼”加以事实的验证，对自己还不知道的“礼”继续学习。

 

所以，对于孔子，我们要动态的去看，他曾跟我们一样需要不断的成长；也跟我们一样在现实生活中被这样、那样原因所限制，所以要更加敬佩孔子，因为这样那样的门槛所限制，孔子想学礼，是多么的不容易啊！但是他从不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