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10-4 10:55
我们先看《资治通鉴》第一卷原文：
周纪一：起著雍摄提格，尽玄黓困敦，凡三十五年。
译周纪一，就是周朝的历史第一卷。起就是开始，尽就是结束，凡三十五年，就是一共有三十五年。
威烈王二十三年
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
译威烈王二十三年。这一年周天子命晋国的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
评威烈王是周朝第二十代王，姬姓，名午，周考王之子。在位24年。资治通鉴是从威烈王在位的最后两年开始讲起的。
而历史总是有很多个拐点。《资治通鉴》把春秋与战国的拐点选在了公元前403年，威烈王二十三年。这一年周天子命晋国的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当时的诸侯就相当于现在的省长吧。这就是说周天子也认可了三家分晋的事实。本来，封侯是国家大事，一定要封给为国家作出大贡献的大臣或是周天子的近亲，可赵、魏、韩，它们三家一没有为国立大功，二不是天子的近亲，为什么要封诸侯呢？这是因为三家的势力太大了，大得比它们的主公晋室还要大，不把晋公室放在眼里了，从周礼上讲它们三家不但不是功臣，还是乱臣呢，这样的不但不能封侯，还要去讨伐才对呢，可周天子却逆礼而行，所以司马光老先生为这18个字发表了千字以上的论文来评论这件事，这也是资治通鉴第一篇老先生的论文。
这篇文章一开始就说“天子之职莫大于礼”，我们就把这篇论文定名为《天子之职》吧。
《天子之职》原文如下
臣光曰：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
译臣司马光曰：我知道天子的职责中最重要的是维护礼教，礼教中最重要的是区分地位，区分地位中最重要的是匡正名分。什么是礼教？就是法纪。什么是区分地位？就是君臣有别。什么是名分？就是公、侯、卿、大夫等官爵。
评因为资治通鉴是写给皇帝看的书，所以司马光发表议论时就用臣光曰三个字开始。
夫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受制于一人，虽有绝伦之力，高世之智，莫敢不奔走而服役者，岂非以礼为之纲纪哉！是故天子统三公，三公率诸侯，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贵以临贱，贱以承贵。上之使下，犹心腹之运手足，根本之制支叶；下之事上，犹手足之卫心腹，支叶之庇本根。然后能上下相保而国家治安。故曰：天子之职莫大于礼也。
译四海之广，亿民之众，都受制于天子一人。尽管是才能超群、智慧绝伦的人，也不能不在天子之下为他奔走服务，这难道不是以礼作为礼纪朝纲的作用吗！所以，天子统率三公，三公督率诸侯国君，诸侯国君节制卿、大夫官员，卿、大夫官员又统治士人百姓。尊位者指挥卑位者，卑位者服从尊位者。上层指挥下层就好像人的心腹控制四肢行动，树木的根和干支配枝和叶；下层服侍上层就好像人的四肢卫护心腹，树木的枝和叶遮护根和干，这样才能上下层互相保护，从而使国家得到长治久安。所以说，天子的职责没有比维护礼制更重要的了。
评“上之使下，犹心腹之运手足，根本之制支叶；下之事上，犹手足之卫心腹，支叶之庇本根。”在这里司马先生把君民关系作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君臣关系如一棵树的根本与枝叶，枝繁叶茂才能根坚本固，根坚本固也是枝繁叶茂的保证。其实一个民族可以看成一片树林，母树是天子，子树是诸侯，那些小树是平民，那些子树，树苗在天子母树的保护下成长成大树，成长的大树也能尽力的保护天子母树，这样下去下整个民族才能有无限的生机，所以说分封制是整个民族没有散的一个重要条件。
文王序《易》，以乾坤为首。孔子系之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言君臣之位，犹天地之不可易也。《春秋》抑诸侯，尊周室，王人虽微，序于诸侯之上，以是见圣人于君臣之际，未尝不惓惓也。非有桀、纣之暴，汤、武之仁，人归之，天命之，君臣之分，当守节伏死而已矣。是故以微子而代纣，则成汤配天矣；以季札而君吴，则太伯血食矣。然二子宁亡国而不为者，诚以礼之大节不可乱也。故曰：礼莫大于分也。
译周文王演绎排列《易经》，以乾、坤为首位。孔子解释说：“天尊贵，地卑微，阳阴于是确定。由低至高排列有序，贵贱也就各得其位。”这是说君主和臣子之间的上下关系就像天和地一样不能互易。《春秋》一书贬低诸侯，尊崇周王室，尽管周王室的官吏地位不高，在书中排列顺序仍在诸侯国君之上，由此可见孔圣人对于君臣关系的关注。如果不是夏桀、商纣那样的暴虐昏君，对手又遇上商汤、周武王这样的仁德明主，使人民归心、上天赐命的话，君臣之间的名分只能是作臣子的恪守臣节，矢死不渝。所以如果商朝立贤明的微子为国君来取代纣王，成汤创立的商朝就可以永配上天；而吴国如果以仁德的季札做君主，开国之君太伯也可以永享祭祀。然而微子、季札二人宁肯国家灭亡也不愿做君主，实在是因为礼教的大节绝不可因此破坏。所以说，礼教中最重要的就是地位高下的区分。
夫礼，辨贵贱，序亲疏，裁群物，制庶事。非名不着，非器不形。名以命之，器以别之，然后上下粲然有伦，此礼之大经也。名器既亡，则礼安得独在哉？昔仲叔于奚有功于卫，辞邑而请繁缨，孔子以为不如多与之邑。惟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政亡，则国家从之。卫君待孔子而为政，孔子欲先正名，以为名不正则民无所措手足。夫繁缨，小物也，而孔子惜之；正名，细务也，而孔子先之。诚以名器既乱，则上下无以相有故也。夫事未有不生于微而成于著。圣人之虑远，故能谨其微而治之；众人之识近，故必待其著而后救之。治其微，则用力寡而功多；救其著，则竭力而不能及也。《易》曰：“履霜，坚冰至”，《书》曰：“一日二日万几”，谓此类也。故曰：分莫大于名也。
译所谓礼教，在于分辨贵贱，排比亲疏，裁决万物，处理日常事物。没有一定的名位，就不能显扬；没有器物，就不能表现。只有用名位来分别称呼，用器物来分别标志，然后上下才能井然有序。这就是礼教的根本所在。如果名位、器物都没有了，那么礼教又怎么能单独存在呢！当年仲叔于奚为卫国建立了大功，他谢绝了赏赐的封地，却请求允许他享用贵族才应有的马饰。孔子认为不如多赏赐他一些封地，惟独名位和器物，绝不能假与他人，这是君王的职权象征；处理政事不坚持原则，国家也就会随着走向危亡。卫国国君期待孔子为他处理政事，孔子却先要确立名位，认为名位不正则百姓无所是从。马饰，是一种小器物，而孔子却珍惜它的价值；正名位，是一件小事情，而孔子却要先从它做起，就是因为名位、器物一紊乱，国家上下就无法相安互保。没有一件事情不是从微小之处产生而逐渐发展显著的，圣贤考虑久远，所以能够谨慎对待微小的变故及时予以处理；常人见识短浅，所以必等弊端闹大才来设法挽救。及时处理微小的纰漏，是事半功倍的；等到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那么即使花再大的力气也未必能很好地补救过失。《易经》说：“行于霜上而知严寒冰冻将至。”《尚书》说》：“先王每天都要兢兢业业地处理成千上万件事情。”均指此类防微杜渐的事。所以说，区分地位高下最重要的是匡正各个等级的名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