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10-14 14:32
统宗孝成皇帝绥和二年甲寅、公元前7年
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
译春季，正月，汉成帝前往甘泉宫今陕西淳化县，祭祀天帝。
二月，壬子，丞相方进薨音轰。
译二月，壬子十三日，丞相三公之一，最高行政官翟方进去世。
评《礼记·曲理下》记载“天子死曰崩，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禄，庶人曰死。”丞相在汉朝都由侯爵担任，因此其地位相当于诸侯，所以称“薨”。
时荧惑守心，丞相府议曹平陵李寻奏记方进，言：“灾变迫切，大责日加，安得保斥逐之戮！阖府三百馀人，唯君侯择其中，与尽节转凶。”方进忧之，不知所出。会郎贲丽善为星，言大臣宜当之。上乃召见方进。还归，未及引决，上遂赐册，责让以政事不治，灾害并臻，百姓穷困，曰：“欲退君位，尚未忍，使尚书令赐君上尊酒十石，养牛一，君审处焉！”方进即日自杀。上秘之，遣九卿策赠印绶，赐乘舆秘器、少府供张，柱槛皆衣素。天子亲临吊者数至，礼赐异于他相故事。
译当时星象显示火星停留在心宿。丞相府议曹丞相的幕僚平陵汉昭帝的陵寝，位于今陕西咸阳市秦都区人李寻向翟方进上呈文说：“灾害天变逼迫，严厉的谴责天天增加，怎样才能做到只受斥逐的惩罚！整个丞相府有三百余人，请您从中挑选合适的人与他一起尽节，转移凶险。”翟方进感到忧愁，不知如何是好。正好郎官宫廷侍卫，后备官员贲丽精通天文星象，说大臣应当代替天子身当灾祸。于是汉成帝召见翟方进。翟方进从宫里回来，还没来得及自裁，成帝就下策书，斥责他把国家政事管理得乱七八糟，天灾人祸同时并作，百姓穷困。并说：“本打算把你免职，但尚未忍心，派尚书令赐与你上等好酒十石，肥牛一头，你好自为之！”翟方进即日自杀。成帝对此事保密，派九卿拿着皇帝的策书，赠翟方进印信绶带，赐御用冥器，由少府九卿之一，掌管皇家府库供设帷帐，房柱和栏杆都裹以白布。成帝数次亲临吊唁，礼仪之隆重，赏赐之多，不同于其他丞相，前所未有。
评商朝开国之君成汤有云“罪当朕躬，弗敢自赦，惟简在上帝之心。其尔万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无以尔万方。”虽然荧惑守心是灾异的象征，但天降灾祸，作为君王应反躬自省，主动承担起责任，改进施政的不足之处。怎么可以反其道而行之，拉无罪之人充当替罪羊呢？汉成帝这样做太不应该了。
臣光曰：晏婴有言：“天命不謟tao一声，不贰其命。”祸福之至，安可移乎！昔楚昭王、宋景公不忍移灾于卿佐，曰：“移腹心之疾，置诸股肱，何益也！”藉其灾可移，仁君犹不忍为，况不可乎！使方进罪不至死而诛之，以当大变，是诬天也；方进有罪当刑，隐其诛而厚其葬，是诬人也；孝成欲诬天、人而卒无所益，可谓不知命矣。
译臣司马光曰：晏婴有句话说：“天命不容怀疑，命运只有一个，无法改变。”祸福降临，难道可以转移吗？从前楚昭王、宋景公不忍将灾祸转移到大臣身上，说：“把心腹的疾患，转移到四肢，有什么好处呢！”假如灾祸可以转移，仁慈的君王还不忍心那样做，何况不可转移呢！假使翟方进罪不至死而诛杀了他，以承当天变，这是诬蔑上天；假使翟方进有罪应当处以死刑，却秘密诛杀，又赐以厚葬，这是欺骗人心。孝成皇帝想欺天、欺人，但最后并没有好处，可以说是不知天命。
三月，上行幸河东，祠后土。
译三月，成帝前往河东郡郡治今山西夏县，祭祀后土神大地之神。
丙戌，帝崩于未央宫。
译丙戌十八日，汉成帝在未央宫驾崩。
评杀翟方进没有起到任何作用，汉成帝还是难免归天。
帝素强无疾病，是时，楚思王衍、梁王立来朝，明旦，当辞去，上宿供张白虎殿；又欲拜左将军孔光为丞相，已刻侯印，书赞。昏夜，平善，乡晨，傅绔袜欲起，因失衣，不能言，昼漏上十刻而崩。民间欢哗，咸归罪赵昭仪。皇太后诏大司马莽杂与御史、丞相、廷尉治，问皇帝起居发病状；赵昭仪自杀。
译汉成帝一向身体强壮，没有疾病。当时，楚王封国都城位于今江苏徐州市刘衍、梁王封国都城位于今河南商丘市刘立来京朝见，第二天早晨就要辞行归国。成帝铺设帷帐，宿于白虎殿。成帝又想拜左将军孔光为丞相，已刻好侯爵的印信，准备了封拜诏书。黄昏和夜间，还一切平静如常。清晨，成帝穿裤袜要起床，突然衣服滑落，不能言语，当计时的昼漏到十刻时，成帝驾崩。民间喧哗，都归罪于赵昭仪。皇太后诏令大司马武官的最高职衔王莽，与御史监察官、丞相、廷尉九卿之一，掌管全国司法一起追究审理，查问成帝起居和发病的情况。赵昭仪自杀。
评一向身体强壮的汉成帝暴崩，令人起疑。再加上一向深得成帝宠幸的赵昭仪被逼自杀，很容易让人浮想联翩。汉末伶玄所著《赵飞燕外传》中，有声有色地描绘了汉成帝吃了大量春药后与赵昭仪颠鸾倒凤，中途猝死的香艳情节。但毕竟是野史，当故事看可以，不足为信。从史官记录上看，成帝应该是突发脑血栓或脑溢血而亡。成帝去世后，一向专房擅宠的赵昭仪受到清算，被借题发挥，从而自杀。
班彪赞曰：臣姑充后宫为婕妤，父子、昆弟侍帷幄，数为臣言：“成帝善修容仪，升车正立，不内顾，不疾言，不亲指，临朝渊嘿，尊严若神，可谓穆穆天子之容矣。博览古今，容受直辞，公卿奏议可述。遭世承平，上下和睦。然湛于酒色，赵氏乱内，外家擅朝，言之可为于邑！”建始以来，王氏始执国命，哀、平短祚，莽遂篡位，盖其威福所由来者渐矣！
译班彪赞曰：我的姑母曾在后宫充当婕妤汉朝嫔妃封号，仅次于昭仪，她的父亲、兄弟都在宫廷皇帝身边侍奉，他们多次对我说：“汉成帝善于修饰仪表。上车后端正地站立，不向内回顾，说话不急，不指指划划。临朝时仪态深沉、平静，象神一样尊严，可称之为肃穆温和的天子之容。成帝博览群书，融贯古今，对臣下直率的言辞，能宽容接受，公卿的奏议有可称道的内容。正逢承平之世，上下和睦。然而，他耽于酒色，使赵氏秽乱于内宫，外戚擅权于朝廷，说起来令人叹息！”建始元年以来，王氏开始执掌国家命运，汉哀帝、汉平帝都短命，于是王莽篡夺了皇位。王氏的威福有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
评王氏的崛起就是在汉成帝的一再纵容之下才势不可挡的。所以说西汉被王莽所篡，实源于成帝。虽然有才学，但没能得到很好地发挥。
是日，孔光于大行前拜受丞相、博山侯印绶。
译汉成帝驾崩当天，孔光在大行皇帝灵柩前，拜受丞相、博山侯印信、绶带。
评“大行皇帝”是对刚刚驾崩尚未确定谥号的皇帝的称呼。
富平侯张放闻帝崩，思慕哭泣而死。
译富平侯张放听到汉成帝驾崩的消息，追思仰慕哭泣，悲痛而死。
荀悦论曰：放非不爱上，忠不存焉。故爱而不忠，仁之贼也！
译荀悦论曰：张放并非不爱汉成帝，而是光有爱，没有忠。因此，爱而不忠，是仁义的大害！
皇太后诏南、北郊长安如故。
译皇太后下诏：恢复长安南北郊祭祀天地大典。
夏，四月，丙午，太子即皇帝位，谒高庙；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大赦天下。
译夏季，四月，丙午初八，太子刘欣即皇帝位。拜谒汉高帝的祭庙。尊皇太后王政君为太皇太后，皇后赵飞燕为皇太后。大赦天下。
哀帝初立，躬行俭约，省减诸用，政事由己出，朝廷翕然望至治焉。
译汉哀帝即位之初，亲自厉行节俭，减省各项费用，政事由自己裁决处理，朝廷上下一致希望能天下大治。
评汉哀帝登基伊始，便展现出有道明君的姿态。汉朝能否在他手中实现又一个中兴呢？我们拭目以待。
己卯，葬孝成皇帝于延陵。
译己卯疑误，葬孝成皇帝于延陵位于今陕西咸阳市渭城区周陵乡。
太皇太后令傅太后、丁姬十日一至未央宫。
译太皇太后下诏，命傅太后、丁姬每十天一次到未央宫探望皇帝。
有诏问丞相、大司空：“定陶共王太后宜当何居？”丞相孔光素闻傅太后为人刚暴，长于权谋，自帝在襁褓，而养长教道至于成人，帝之立又有力；光心恐傅太后与政事，不欲与帝旦夕相近，即议以为：“定陶太后宜改筑宫。”大司空何武曰：“可居北宫。”上从武言。北宫有紫房复道通未央宫，傅太后果从复道朝夕至帝所，求欲称尊号，贵宠其亲属，使上不得由直道行。高昌侯董宏希指，上书言：“秦庄襄王，母本夏氏，而为华阳夫人所子，及即位后，俱称太后。宜立定陶共王后为帝太后。”事下有司，大司马王莽、左将军、关内侯、领尚书事师丹劾奏宏：“知皇太后至尊之号，天下一统，而称引亡秦以为比喻，诖误圣朝，非所宜言，大不道！”上新立，谦让，纲用莽、丹言，免宏为庶人。傅太后大怒，要上，欲必称尊号。上乃白太皇太后，令下诏尊定陶恭王为恭皇。
译汉哀帝下诏询问丞相、大司空三公之一，最高监察官：“定陶共王封国都城位于今山东菏泽市定陶区太后应当居住在什么地方才合适？”丞相孔光素来听说傅太后为人刚强暴烈，工于心计，善于弄权，哀帝在襁褓中时，便由她抚养教导，以至成人，哀帝能继位，她又出了大力，孔光担心傅太后会干预政事，不想使她与皇帝早晚接近，于是就建议说：“定陶太后应另行修筑宫室居住。”大司空何武却说：“可以住在北宫。”哀帝听从何武的建议。北宫有紫房复道连通两座楼阁的悬空走廊通到未央宫，傅太后果然从复道早晚去哀帝住所，请求哀帝加封她尊号，提拔宠信她的亲属，使哀帝无法以正道行事。高昌侯董宏迎合哀帝、傅太后的心意，上书说：“秦庄襄王的母亲，本来是夏氏，后来庄襄王被华阳夫人认为嗣子。等到继位后，夏氏、华阳夫人都被尊称为太后。应该尊定陶共王后为帝太后。”哀帝把此奏章交给有关官署讨论，大司马王莽以及左将军、关内侯、主管尚书事务的师丹联合上奏弹劾董宏说：“董宏明知皇太后是最为尊贵的称号，现今天下一统，他却援引亡秦的事例作为比喻，贻误圣朝，这不是应该说的话，犯了大逆不道之罪。”哀帝新继位，态度谦让，采纳了王莽、师丹的意见，把董宏免官，贬为平民。傅太后勃然大怒，要挟哀帝，非要称尊号不可。哀帝于是转告太皇太后，太皇太后同意下诏尊定陶恭王为恭皇。
评按礼制，皇后是皇帝的正妻，也是所有皇子包括过继来的的嫡母。新皇登基，先皇的皇后自然是皇太后。如果新皇偏爱生母，非要把生母也提拔成太后，那就会使得妻和妾的尊卑产生混乱，变成了“谁的儿子最后能登基，谁就是赢家”，助长了后宫的争斗之风。嫔妃们为了把自己的儿子拱上皇位而不择手段，对江山社稷有害无利。
五月，丙戌，立皇后傅氏，傅太后从弟晏之子也。
译五月，丙戌十九日，立傅氏为皇后，她是傅太后堂弟傅晏的女儿。
诏曰：“《春秋》，母以子贵。宜尊定陶太后曰恭皇太后、丁姬曰恭皇后，各置左右詹事，食邑如长信宫、中宫。”追尊傅父为崇祖侯，丁父为褒德侯；封舅丁明为阳安侯，舅子满为平周侯，皇后父晏为孔乡侯，皇太后弟侍中、光禄大夫赵钦为新城侯。太皇太后诏大司马莽就第，避帝外家；莽上疏乞骸骨。帝遣尚书令诏起莽，又遣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左将军师丹、卫尉傅喜白太皇太后曰：“皇帝闻太后诏，甚悲！大司马即不起，皇帝即不敢听政！”太后乃复令莽视事。
译汉哀帝下诏说：“《春秋》说，母以子贵。所以应尊定陶太后为恭皇太后，尊丁姬为恭皇后。各自设置左右詹事掌管太后家事，采邑如同长信宫皇太后和中宫皇后。”同时追尊傅太后的父亲为崇祖侯，丁姬的父亲为褒德侯。封哀帝舅父丁明为阳安侯，舅父的儿子丁满为平周侯，傅皇后的父亲傅晏为孔乡侯。又封皇太后赵飞燕的弟弟、侍中、光禄大夫皇帝的顾问赵钦为新城侯。太皇太后王政君诏令大司马王莽离开朝廷，回到府第，以避开哀帝的外戚。王莽上书请求退休。哀帝派尚书令皇帝的办公厅主任持诏书命令王莽出来任职。又派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左将军师丹、卫尉九卿之一，禁卫军统领傅喜向太皇太后报告说：“皇帝听到太皇太后的诏书，十分悲痛！如果大司马不出来任职，皇上就不敢听政了。”太皇太后于是又命令王莽上朝处理政事。
评不仅傅氏被尊为太后，连丁姬也成了皇后。是对礼制的严重破坏。更可笑的是汉哀帝还引用《春秋》所说的“母以子贵”来给自己的错误行为找合法性。所谓母以子贵，是在先皇正室空缺的情况下，尊新皇的生母为皇太后。现在汉成帝的正室赵飞燕明明还在，又怎么能多弄出一个太后来？
评王莽和太皇太后唱双簧，一个假意辞职，一个真心挽留。以退为进，故作姿态，目的还是为了确保王氏的权势。目前丁、傅两家和汉哀帝的关系过于密切，王莽暂且装作谦让，避开他们的锋芒，日后反攻倒算得更狠。
成帝之世，郑声尤甚，黄门名倡丙强、景武之属富显于世，贵戚至与人主争女乐。帝自为定陶王时疾之，又性不好音，六月，诏曰：“孔子不云乎：‘放郑声，郑声淫。’其罢乐府官；郊祭乐及古兵法武乐在《经》，非郑、卫之乐者，别属他官。”凡所罢省过半。然百姓渐渍日久，又不制雅乐有以相变，豪富吏民湛沔自若。
译汉成帝时代，靡靡之音特别盛行。以致黄门名倡丙强、景武之流，都以富有闻名于世。皇亲国戚甚至与天子竞赛女乐。汉哀帝在当定陶王时，就对这种风气十分厌恶，生性又不喜好音乐，于是在六月下诏说：“孔子不是说过吗：‘抛弃郑国音乐，郑国音乐太淫荡。’兹撤销乐府官。经书上记载的郊祀大典的音乐以及古代兵法武乐，不属于郑国、卫国的音乐，由其他官署管理。”裁减人员超过一半。但是百姓受靡靡之音熏染的时间很长了，又没有制定其他高雅的音乐来替换，因此富有的官吏百姓，依然沉湎其中，一如往昔。
评积重难返，要想改变不是容易的事。
王莽荐中垒校尉刘歆有材行，为侍中，稍迁光禄大夫，贵幸；更名秀。上复令委典领《五经》，卒父前业；秀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凡书六略，三十八种，五百九十六家、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其叙诸子，分为九流：曰儒，曰道，曰阴阳，曰法，曰名，曰墨，曰从横，曰杂，曰农，以为：“九家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治诸侯，其言虽殊，譬如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今异家者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使其人遭明王圣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仲尼有言：‘礼失而求诸野。’方今去圣久远，道术缺废，无所更索，彼九家者，不犹愈于野乎！或能修《六艺》之术而观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
译王莽举荐中垒校尉禁卫军高级军官刘歆，说他有才干德行，任命为侍中，逐步升为光禄大夫，地位显贵，受到皇帝宠信。刘歆改名为刘秀。哀帝又命令刘秀负责审核校对儒学《五经》，完成其父刘向未完成的事业。刘秀于是汇总群书，编成七略上奏，有《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记录书目的共有六略，包括三十八种、五百九十六家、一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其中叙述诸子的，分为九大流派：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他认为：“九家都兴起于王道已经衰微、诸侯以实力为政的时代，当时的君主们的喜好厌恶大不相同，因此九家学派同时兴起，各持一端，推崇所喜好的学说，并用这些学说去游说各国，争取诸侯的赞同。主张虽然不同，但就象水火相灭，同时也相生一样，它们也是相反相成的。比如仁与义，敬与和，虽然相反，但也都是相成的。《易经》说：‘天下人都回到同一个地方，但走的路不同；天下的道理是一致的，但人们却有许多种思虑。’而今，各个不同学派的人推崇自己学派的长处，如果深入研究，弄清它们的宗旨，虽然都有掩蔽短处的现象，但综合各家学说的主要内容和宗旨，也不过是儒学《六经》的支派或末流。倘若这些人能遇到圣王明主，将他们的主张折中修正，那么他们都可成为栋梁之才。孔子说：‘礼制失传，到乡野去寻找。’现在距闻圣人的时代，已经很久远了。当时的道术不是缺失，就是废止了，无处追寻。这九家学派，不是胜过乡野吗！如果能钻研儒学《六艺》，再参考这九家学说，舍弃短处，采取精华，就可以精通万种方略了。”
评这里的刘秀，并不是东汉光武皇帝。后人还是称呼他的原名刘歆。后世所谓“三教九流”中的“九流”就是他所划分的这九大学术流派。华夏道统一脉相承，自尧舜禹汤文王武王，直到周公治礼作乐。到了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王纲解纽。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倡导恢复以周礼为框架的社会秩序。而到了战国时期，列国征战达到白热化的地步，因此各路学说纷纷应运而生，目的是为各国君王所用。他们为了证明自己的合理性，也往往会攀附上古圣王，或编造、假借孔子之口来推销自己的理论。刘歆说九家学派都是儒学《六经》的支派或末流，明显是被这些人的自卖自夸忽悠了。汉武帝重新确立儒学为正统思想，是对战国以来混乱的学术界进行的一次拨乱反正。刘歆要从九家学派里寻找王道，其见识不如汉武帝。
评刘歆是刘向的儿子，曾与父亲一起编订《山海经》。他不仅在儒学上很有造诣，而且在校勘学、天文历法学、史学、诗等方面都堪称大家，他编制的《三统历谱》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年历的雏形。此外，他在圆周率的计算上也有贡献，他是第一个不沿用“周三径一”的中国人，并定该重要常数为3.15471，只略微差了0.01312。
河间惠王良能修献王之行，母太后薨，服丧如礼；诏益封万户，以为宗室仪表。
译河间惠王封国都城位于今河北献县刘良，能学习他的祖上河间献王的高尚品行，母亲王太后去世，他完全按照礼仪的规定服丧。哀帝下诏褒奖，增加采邑万户，使他成为宗室奉行礼仪的表率。
评仅仅是完成了符合礼制要求的一件事，就被当成道德标杆，受到重赏。由此可见当时的诸侯王品行普遍不高。至于原因，在第103讲中已经说过了。
初，董仲舒说武帝，以“秦用商鞅之法，除井田，民得卖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古井田法虽难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赡不足，塞并兼之路；去奴婢，除专杀之威；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然后可善治也！”及上即位，师丹复建言：“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訾数巨万，而贫弱愈困，宜略为限。”天子下其议，丞相光、大司空武奏请：“自诸侯王、列侯、公主名田各有限；关内侯、吏、民名田皆毋过三十顷；奴婢毋过三十人。期尽三年，犯者没入官。”时田宅、奴婢贾为减贱，贵戚近习皆不便也，诏书：“且须后。”遂寝不行。又诏：“齐三服官、诸官，织绮绣难成、害女红之物，皆止，无作输。陈任子令及诽谤诋欺法。掖庭宫人年三十以下，出嫁之；官奴婢五十以上，免为庶人。益吏三百石以下俸。”
译早先，董仲舒曾劝说汉武帝：“秦国采用商鞅之法，废除井田，人民可以买卖土地，造成富者田地一望无际，贫者没有立锥之地。县邑有尊贵如君王一样的人，乡里有富比公侯的财主，小民怎能不困乏呢？古代的井田法现在虽然难以仓猝实行，但也应该少有恢复，应限制人民占田的数额，将多余的土地补给不足者，堵塞兼并土地的途径。取消奴婢，除去主人可以随便杀害奴婢的特权。减少赋税，减轻徭役，使人民得以休息。然后才可把国家治理好。”等到汉哀帝即位，师丹又建议说：“而今连续几代的太平盛世，豪有的吏民的家产数目达数万万，而贫弱的人却愈加困乏，应该略为限制一下占田数额。”哀帝把这个奏议让大家讨论。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上奏，请求：“从诸侯王开始，诸侯王、列侯、公主占田各定限额。关内侯、官吏、庶民占田都不得超过三十顷。奴婢人数不得超过三十人。期限定为三年，三年后有违犯规定的，财产没收入官。”这一来，造成一时田宅、奴婢的价格下跌，皇帝贵戚和天子的亲信都感到对自己不利，于是哀帝就下诏书说：“暂且等待以后再说。”这个办法遂停止不行。哀帝又下诏：“设于齐国的三服官为宫廷织造服装的官以及其他主管皇家服装的官署，由于绮罗的纺织刺绣，十分艰难，因而全部停止不再制作和向京师运送；废除二千石官员可以保荐子弟当官的任子令以及诽谤诋欺法；掖庭宫女年龄在三十岁以上的，令其出宫嫁人；官奴婢年龄在五十岁以上的，免除奴婢身份，成为庶民；增加官秩在三百石以下的官吏的俸禄。”
评限田之说，董仲舒在汉武帝时代提出，尚且可行。师丹竟想适用于哀帝垂亡之时，其结果只能是成就王莽的妖妄，而最终无益于社会。汉武帝时代，距秦亡还不远，天下人怨恨秦朝破坏古制毒虐人民，因此对古制怀有憧憬之心。而且当时豪强对土地的兼并还不是很严重。而到了哀帝时期，土地兼并积习已久，豪强羽翼已丰，弱者也习惯与此了。这时候强制限制土地拥有量，只能是搅得全国不宁。治理天下要用引导。君主引导而臣民遵从以为道路。当时的天下，赋税徭役沉重，官吏残酷蛮横。农民如果得到田地，就会受到官吏的盘剥勒索。而农民把土地给豪强，自己做豪强门下的佃户，虽然豪强收取重租，但不用给国家服役纳税了，相比之下，还是后者更舒服一些。这就是所谓的“君失其道，民心早散”。是官府逼着农民投入豪强的怀抱，甘受剥削的。如果轻徭薄赋，惩罚贪婪暴虐的官吏。农民负担减轻，乐于在自己的土地上耕种收获。则豪强就没有兼并农民土地的机会。不从根本上改变统治方式，而是以一刀切的办法来强行限制占田数量，就好比洪水来了不去疏导，而是硬堵，只能是越堵越糟糕。
统宗孝成皇帝绥和二年甲寅、公元前7年
上置酒未央宫，内者令为傅太后张幄，坐于太皇太后坐旁。大司马莽按行，责内者令曰：“定陶太后，藩妾，何以得与至尊并！”彻去，更设坐。傅太后闻之，大怒，不肯会，重怨恚莽；莽复乞骸骨。秋，七月，丁卯，上赐莽黄金五百斤，安车驷马，罢就第。公卿大夫多称之者，上乃加恩宠，置中黄门，为莽家给使，十日一赐餐。又下诏益封曲阳侯根、安阳侯舜、新都侯莽、丞相光、大司空武邑户各有差。以莽为特进、给事中，朝朔望，见礼如三公。又还红阳侯立于京师。
译汉哀帝在未央宫摆设酒席，内者令掌管宫中帷帐及衣物把傅太后的座位设在太皇太后座位旁边。大司马武官的最高职衔王莽巡视后，斥责内者令说：“定陶太后不过是藩王妃而已，怎配跟至尊的太皇太后并排而坐！”下令撤去原先的座位，重新摆放。傅太后听说后，大怒，不肯赴宴会，极端愤恨王莽。王莽再次上书请求退休。秋季，七月，丁卯初一，哀帝赐给王莽黄金五百斤、四匹马驾的安车一辆，让他辞官回到府邸。公卿大夫大多称赞王莽，哀帝于是给予他更多的恩宠，特意派中黄门宦官到王莽家，以供差使。每隔十天，哀帝赐餐一次。又下诏，增加曲阳侯王根、安阳侯王舜、新都侯王莽、丞相三公之一，最高行政官孔光、大司空三公之一，最高监察官何武采邑人户各不等。赐王莽为特进有参加朝会资格、给事中有入宫觐见的资格，每月一日和十五日可以朝见皇帝，朝见时的礼节一如三公。又召回红阳侯王立，使居京师。
评王莽此举不过是为自己家族争权罢了，因为敢于冲撞风头正盛的傅太后，因此赢得了名声。不过王莽知道，自己有太皇太后撑腰，傅太后拿他没办法，因此他才敢装正直。暂时辞官不算啥，名声到了手，以后形势一转就能复出。
傅太后从弟右将军喜，好学问，有志行。王莽既罢退，众庶归望于喜。初，上之官爵外亲也，喜独执谦称疾；傅太后始与政事，数谏之；由是傅太后不欲令喜辅政。庚午，以左将军师丹为大司马，封高乡亭侯；赐喜黄金百斤，上右将军印绶，以光禄大夫养病；以光禄勋淮阳彭宣为右将军。大司空何武、尚书令唐林皆上书言：“喜行义修洁，忠诚忧国，内辅之臣也。今以寝病一旦遣归，众庶失望，皆曰：‘傅氏贤子，以论议不合于定陶太后，故退，’百寮莫不为国恨之。忠臣，社稷之卫；鲁以季友治乱，楚以子玉轻重，魏以无忌折冲，项以范增存亡。百万之众，不如一贤；故秦行千金以间廉颇，汉散万金以疏亚父。喜立于朝，陛下之光辉，傅氏之废兴也。”上亦自重之，故寻复进用焉。
译傅太后的堂弟、右将军傅喜，喜好学问，有大志德行。王莽既已罢职退下，大众希望傅喜接替王莽的位置。当初，汉哀帝加封外戚官爵，唯独傅喜自称有病而谦让推辞。傅太后刚开始干预政事，傅喜就多次进言规谏，因此傅太后不想让傅喜辅政。庚午初四，任命左将军师丹为大司马，封高乡亭侯。赐傅喜黄金百斤，缴还右将军的印信绶带、以光禄大夫皇帝的高级顾问的身份在家养病。任命光禄勋九卿之一，宫廷侍卫统领、淮阳郡郡治今河南淮阳县人彭宣为右将军。大司空何武、尚书令皇帝的办公室主任，实际上的行政中枢唐林都上书说：“傅喜行事仁义，品德高尚廉洁，忠诚忧国，适宜做内朝辅弼大臣。现在以有病为借口，突然被遣返回家，使大众感到失望，都说：‘傅喜是傅氏家族中的贤能之人，只因见解与定陶太后不合，因此被斥退。’百官没有不为国深深痛惜的。忠臣是国家的卫士。春秋时，鲁国因任用季友，治理好了混乱；楚国以子玉是否活着，决定被别国看重或轻视；魏国依仗有公子无忌，才能战胜强敌；项羽则由范增决定他的生存与灭亡。百万人之众，不如一个贤才。因此秦国用千金去离间廉颇和赵王的关系；汉高帝花费万金使项羽疏远范增。傅喜能担当朝廷大任，是陛下的光辉，也是决定傅氏兴废的关键。”哀帝自己也很器重傅喜，因此，不久就再次征召任用他。
评傅太后恨傅喜，与窦太后恨窦婴差不多，都是认为这个亲戚坏了自己的好事，所以忌恨他。女人当政就是这样，判断力容易被情感所左右，做出不理智的行为。
建平侯杜业上书诋曲阳侯根、高阳侯薛宣、安昌侯张禹而荐朱博。帝少而闻知王氏骄盛，心不能善，以初立，故且优之。后月余，司隶校尉解光奏：“曲阳侯，先帝山陵未成，公聘取掖庭女乐五官殷严、王飞君等置酒歌舞，及根兄子成都侯况，亦聘取故掖庭贵人以为妻，皆无人臣礼，大不敬，不道！”于是天子曰：“先帝遇根、况父子，至厚也，今乃背恩忘义！”以根尝建社稷之策，遣归国；免况为庶人，归故郡。根及况父商所荐举为官者皆罢。
译建平侯杜业上书诋毁曲阳侯王根、高阳侯薛宣、安昌侯张禹，而推荐朱博。汉哀帝小时候就听说王氏骄横，心里对他们没有好感。因为继位时间短，因此对他们暂且优待。杜业上书一个多月后，司隶校尉掌管京城长安、东都洛阳及其周边地区的监察官解光上奏说：“曲阳侯王根，在先帝还没入陵安葬之时，就公然聘娶后宫的五位女乐官殷严、王飞君等，在家置酒歌舞。王根的侄子、成都侯王况，也公然聘娶先帝后宫的贵人为妻。他们都没有人臣之礼，犯了大不敬、不道之罪！”于是天子说：“先帝对待王根、王况叔侄，极为优厚，现在他们竟背恩忘义！”由于王根曾有立定陶王封国都城位于今山东菏泽市定陶区为太子的建议，因此仅遣送回封国。王况被夺爵，贬为平民，遣归原郡。由王根以及王况的父亲王商所举荐而当官的人，全部罢免。
评王氏骄横已久，不法之事肯定是一抓一大把。朝中趋炎附势的人，现在看到傅氏兴起王氏衰落，纷纷落井下石。汉哀帝因为王根曾提议立自己为太子，就减轻对其的处罚，这个是不合适的。之前我们也提到过，汉成帝因为感激王凤保住了他的储君之位，因此对王氏过分优待，酿成王氏专权的祸根。这样会使以后的大臣纷纷以拥立皇帝为不世之功，围绕皇位展开的纷争会愈演愈烈。
九月，庚申，地震，自京师到北边郡国三十余处，坏城郭，凡压杀四面余人。上以灾异问待诏李寻，对曰：“夫日者，众阳之长，人君之表也。君不修道，则日失其度，昧亡光。间者日尤不精，光明侵夺失色，邪气珥、数作。小臣不知内事，窃以日视陛下，志操衰于始初多矣。唯陛下执乾刚之德，强志守度，毋听女谒、邪臣之态，诸保阿、乳母甘言卑辞之托，断而勿听。勉强大义，绝小不忍；良有不得已，可赐以货财，不可私以官位，诚皇天之禁也！
译九月，庚申二十五日，发生地震。自京师长安今陕西西安市至北边郡国，有三十余处地方毁坏了城郭，共压死四百余人。哀帝因为发生灾异而询问待诏皇帝征召的有才艺人士，以备顾问李寻，他回答说：“太阳，是所有阳性物质的主宰，是君王的象征。君王不行正道，则太阳会失去常度，暗淡无光。最近，太阳尤其不明亮，光彩被侵夺而失去原来的颜色，邪气插入，光晕和彩虹屡次出现。我地位卑微，不了解内廷的情况，只以太阳的变化来观察陛下，志节和行为都比即位初期大为衰退了。请陛下振奋阳刚之气，意志坚决，严守法度，不听女人的请求，不受邪臣的摆布，那些保姆乳娘甜言卑辞的请托，绝不要听。努力实现大义，不要在小处不忍。实在不得已时，可以赐予他们钱财珍宝，不可用官职去徇私情，因为这实在是皇天之大忌！
评现在人们觉得彩虹很美，但在古时候，彩虹是不详的预兆。
评官职是国家公器，皇帝代天行赏罚，用官职来赏赐亲戚、恩人，等于公器私用。偏偏在当时，公器私用现象很普遍。过分宠溺外戚以及曾经拥立过皇帝的人，让他们把持朝政，这明显是不合适的。
臣闻月者，众阴之长，妃后、大臣、诸侯之象也。间者月数为变，此为母后与政乱朝，阴阳俱伤，两不相便；外臣不知朝事，窃信天文，即如此，近臣已不足杖矣。唯陛下亲求贤士，无强所恶，以崇社稷，尊强本朝！
译“我听说，月亮是阴性物质的主宰，是后妃、大臣、诸侯的象征。近来，月亮多次发生变异，这显示母后干政乱朝，阴阳俱伤，两相妨碍。外臣不知朝廷大事，我只是相信天象。如果应对天象这样解释，那么陛下所亲近的大臣已不足依赖。陛下应亲自另行寻求贤能之士，不要使邪恶之人的势力强大起来，这样才能使国家昌盛，汉王朝强大。
臣闻五行以水为本，水为准平，王道公正修明，则百川理，落脉通；偏党失纲，则涌溢为败。今汝、颍漂涌，与雨水并为民害，此《诗》所谓‘百川沸腾’，咎在皇甫卿士之属。唯陛下少抑外亲大臣！
译“我听说五行以水为根本，水是公平的标准。实行王道，政治公平修明，则会百川治理，脉络畅通。如果政治偏离正道，失去了纲常，则会江河泛滥成灾。而今汝水、颍水腾涨漫溢，与雨水一起肆虐，给人民造成危害。这正象《诗经》里所说的‘百川沸腾’，这些灾害应归咎于外戚之类。请陛下稍稍抑制外戚大臣！
臣闻地道柔静，阴之常议也。间者关东地数震，宜务崇阳抑阴以救其咎，固志建威，闭绝私路，拔进英隽，退不任职，以强本朝！夫本强则精神折冲；本弱则招殃致凶，为邪谋所陵。闻往者淮南王作谋之时，其所难者独有汲黯，以为公孙弘等不足言也。弘，汉之名相，于今无比，而尚见轻，何况亡弘之属乎！故曰朝廷亡人，则为贼乱所轻，其道自然也。”
译“我听说大地行事温柔平静，这是阴性事物的正常状态。近来函谷关位于今河南灵宝市以东地区多次发生地震，为了挽救上天怪罪而降下的灾祸，应该崇阳抑阴。陛下要坚定意志，建树威严，关闭断绝私下请托之路，提拔引进英俊人才，罢退不称职的官吏，使本朝强大！根本强大了，就会精神振奋，所向无敌；根本衰弱了，则招灾惹祸，被邪恶的阴谋侵凌危害。听说当年淮南王封国都城位于今江西九江市谋反之时，他所害怕的只有汲黯一个人，认为公孙弘等都不值得一提。公孙弘是汉朝的名相，今天没有人可以比得上，他尚且被人看轻，何况今天连公孙弘之辈都没有呢！所以说，朝廷无人，就会被乱臣贼子轻视，这是自然的道理。”
评历经成帝、哀帝、平帝三代，整个朝野犹如发了狂，敢于大胆破除“政治正确”指出当前存在最大弊端的，唯有这个李寻。李寻推究阴阳动静之义，理直气壮地说后宫不得干政。他难道仅仅是以象数来论证吉凶吗？天地之经，治乱之理，就在于此。无论是修身、齐家还是治国平天下，都要讲求阴阳调和。身体阴阳不调，则人会患病；国家阴阳不调，则会出乱子；夷狄犯中华，则会亡天下。从国家层面来说，前朝后宫各有分工，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太后依仗自己是皇帝的母亲，就逼着皇帝任用自己的娘家人，否则就拿什么“不孝”的大帽子来压人。这属于最高级的徇私舞弊。奸邪之辈在所谓“亲情”的卵翼之下一步步做大，最终祸国殃民。
骑都尉平当使领河堤，奏：“九河今皆灭，按经义，治水有决河深川而无堤防壅塞之文。河从魏群以东多溢决；水迹难以分明，四海之众不可诬。宜博求能浚川疏河者。”上从之。
译骑都尉禁卫军骑兵统领平当，被委派主管治理河堤事务。他上奏说：“古代的九河，现在全都堙灭难寻。查考儒学经义，治水有决开堵塞的河道、深挖河床等方法，而没有高筑堤防、约束水流的记载。黄河从魏郡郡治今河南安阳市以东多次发生泛滥决口，水道难以确定，四海之内那么多人，是欺骗不得的。应该广泛征求有浚川疏河能力的人。”汉哀帝听从他的建议。
评这里提到的“九河”指大禹时期黄河的九条支流，据《尔雅·释水》记载，九河分别为：徒骇、太史、马颊、覆融、胡苏、简、洁、钩盘、鬲津。
待诏贾让奏言：“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国居民，疆理土地，必遗川泽之分，度水势所不及。大川无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为污泽，使秋水多得其所休息，左右游波宽缓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犹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犹止儿啼而塞其口，岂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为川者决之使道，善为民者宣之使言。’盖堤防之作，近起战国，雍防百川，各以自利。齐与赵、魏以河为竟，赵、魏濒山，齐地卑下，作堤去河二十五里，河水东抵齐堤则西泛赵、魏；赵、魏亦为堤去河二十五里，虽非其正，水尚有所游荡。时至而去，则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无害，稍筑宫宅，遂成聚落；大水时至，漂没，则更起堤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泽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今堤防，狭者去水数百步，远者数里，于故大堤之内复有数重，民居其间，此皆前世所排也。河从河内黎阳至魏郡昭阳，东西互有石堤，激水使还，百余里间，河再西三东，迫厄如此，不得安息。
译待诏贾让上奏说：“治河有上、中、下三策。古人修筑城郭，使人民定居，划定疆界进行垦殖经营时，一定放弃在川泽之水汇聚之处，而要选择在估计水势不能到达的地方。大河不修堤防，而小河小溪可以流入，在地势低下的地方，利用山坡修筑围坝，形成湖泊池泽，秋季可以利用它蓄水，水面宽阔，水流缓慢不急迫。大地上有河流，就象人有口一样，用土石修筑堤防来阻止河水，就象塞住小孩的嘴制止他啼哭一样。虽然很快就能止住，但是孩子的死期也跟着到了。所以说：‘优秀的治水专家，决开堤防，疏导水势；杰出的政治家，使人民心中的想法宣泄出来，畅所欲言。’堤防的修筑，历时未久，兴起于战国时代。各自为了本国利益，修筑堤防，堵塞百川。齐国与赵、魏以黄河为界，赵、魏这边是山，而齐国地势低下，于是齐国在距黄河二十五里处修筑堤防。河水东下到达齐国堤防，受阻，则向西岸泛滥，使赵、魏遭受水灾。赵、魏也在距黄河二十五里处修筑堤防，虽然采取的不是正确的方法，但当时河床宽，足以容纳。洪水时常到来，又走了，淤泥沉积成为肥沃的土壤，人民在上面耕种，或许赶上很久都没有发生水灾，于是陆续在这里兴建住宅，遂成村落。若洪水经常泛滥成灾，漂没田宅人畜，为了自救，就把堤防修筑得更高、更多，然后把城镇稍作迁移，排除积水，居住下来。在这种状况下，自然就会经常发生被洪水冲没淹死的惨剧。而今黄河堤防，近的距河仅数百步，远的有数里，在旧有的大堤之内又修筑数重堤防，人们居住其间，这都是前代的排水设施。黄河从河内郡郡治今山西夏县、黎阳今河南浚县至魏郡、昭阳，东西两岸都互有石筑的堤防，疾驰的洪峰受到石堤的阻挡，急剧回转，百余里之间，黄河两次向西猛拐、三次向东弯折，挤迫到这种程度，自然不得安宁。
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当水冲者，决黎阳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东薄金堤，势不能远，泛滥期月自定。难者将曰：‘若如此，败坏城郭、田庐、冢墓以万数，百姓怨恨。’昔大禹治水，山陵当路者毁之，故凿龙门，辟伊阙，析砥柱，破碣石，堕断天地之性；此乃人功所造，何足言也！今濒河十郡，治堤岁费且万万；及其大决，所残无数。如出数年治河之费以业所徙之民，遵古圣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处其所而不相奸；且大汉方制万里，岂其与水争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载无患，故谓之上策。
译“如今若实行上策，则迁移冀州今河北南部洪泛区人民，决开黎阳遮害亭的堤坝，放黄河向北溃决，流入渤海。黄河西邻大山，东近金堤，依水势不会流得太远。洪水泛滥一个月，自然就会稳定下来。有人将会诘难说：‘如果这样，势必毁坏数以万计的城市、田地、房舍、坟墓，人民会怨恨的。’从前大禹治水，山陵挡路，则摧毁山陵，因此凿通龙门位于今山西河津市、打开伊阙位于今河南洛阳市洛龙区、劈分砥柱位于今河南三门峡市、击破碣石位于今山东无棣县，使天地的原貌改观。而城郭、田舍、坟墓不过是人工所造，何值得提起！现在濒临黄河的十郡，每年整修河堤的费用，将近万万钱，一旦发生大的决口，将毁坏无数。如果拿出数年治河的费用，可以安置迁移的人民，遵照古代圣贤的作法，确定山川的位置，使神和人都各得其所，互不相扰。况且大汉国土广阔万里，何必与黄河去争那一点土地呢！这计划一旦实现，黄河稳定，人民安居乐业，千年没有水患，因此称为上策。
若乃多穿漕渠于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杀水怒，虽非圣人法，然亦救败术也。可从淇口以东为石堤，多张水门。恐议者疑河大川难禁制，荥阳漕渠足以卜之。冀州渠首尽，当仰此水门，诸渠皆往往股引取之：旱则开东方下水门，溉冀州；水则开西方高门，分河流，民田适治，河堤亦成。此诚富国安民、兴利除害，支数百岁，故谓之中策。
译“至于在冀州地区大量修筑运河渠道，一方面可使人民用来灌溉良田，另一方面又可分减水势。虽然不是圣人的作法，但也是挽救危局的良策。可从淇口位于今河南浚县开始，往东修筑石堤，多设水门。恐怕有人会怀疑，黄河这样的大河，用渠道水门难以控制得住，而荥阳今河南荥阳市粮道运河的功能，就足可以验证。冀州灌溉水渠，从头到尾，正应仰赖于这种水门。各个水渠往往都要从这里取水分流。天旱则打开东方下水门，使冀州田地得以灌溉；一旦洪水到来，则打开西方高处的水门，分散水流。这种方法，可使民田得到适当管理，河堤也不会毁坏。这实在是富国安民、兴利除害、能控制水患数百年的办法。因此称为中策。
若乃缮完故堤，增卑倍薄，劳费无已，数逢其害，此最下策也！”
译“至于只是修理完善原有的堤防，把低的地方增高，薄的地方加厚，消耗人力物力没有止境，却仍然频繁地遭受洪灾。因此这是最下策。”
评关于治理黄河的策略，贾让为千古的榜样，而平当也多次提出要疏泄河水。平当说：“查考儒学经义，治水有决开堵塞的河道、深挖河床等方法，而没有高筑堤防、约束水流的记载。”这就是当年鲧之所以被杀，大禹之所以成功，而以尧舜的圣明，不能与横流的河水争胜的原因。贾让说：“古人修筑城郭，使人民定居，划定疆界进行垦殖经营时，一定放弃在川泽之水汇聚之处，而要选择在估计水势不能到达的地方。”商朝前期之所以时代有水灾，而盘庚迁殷，依山避灾，不是因为别的，只是由于不过分看重眼前利益而已。小人之心，舍不得田庐之利，贪图河滨之地，拖累天下以满足自己的欲望，给子孙留下灭顶之灾。自己苟且享受眼前利益，这是古今通病。可是，后世的谋臣，要君王劳民伤财堵塞河水，从而违背自然规律，其不肖之情有二。首先，其所谓的贤者，就是竭尽民力，一筐一筐地积土筑堤，以暂时遏制滔天洪水的人，濒河的百姓竟然还要载歌载舞地称颂他，于是主持治河的人因此功显朝廷，名满天下。所以，喜欢多事的人接踵而起，纷纷尝试。其次，治河工程浩大，国库支出浩繁，大量钱财被各级官员中饱私囊，底层民工的工钱被克扣。与治河相关的官员，将水灾当福利，越闹水灾，他们越有捞钱的机会。难怪后世两千年，黄河之害不绝，年年劳烦河边居民筑堤，一旦溃决，居民全成鱼鳖，却怪罪堵得不牢，太可悲啦。
评从贾让的话中可以推断黄河利病的根源，不是黄河本身祸害百姓，而是百姓在黄河上过分贪利，以致触发了灾害。贪图退滩的土地，民得其地而国家得其赋税，吃刀刃上的蜂蜜会割伤舌头，可是只看到眼前好处的人根本不顾及这些。把他们迁徙到别的地方对国家没什么损害，却放弃一劳永逸的办法，而去硬堵洪水。贫民在兴河工时辛勤劳作，不少人因为督促太急，劳累过度而死。而当大堤溃决之后，人民的生命财产又遭到极大损失，移民与筑堤堵水哪种方法更有利呢？数千年来，国人虽然称赞大禹而嘲笑鲧，但自己却一直跳不出鲧的思维方式。平当、贾让的治河策略，足以光照万代，但后人却不听。真是没办法啊。
孔光何武奏：“迭毁之次当以时定，请与群臣杂议。”于是光禄勋彭宣等五十三人皆以为“孝武皇帝虽有功烈，亲尽宜毁。”太仆王舜、中垒校尉刘歆议曰：“《礼》，天子七庙。七者其正法数，可常数者也。宗不在此数中，宗变也。荀有功德则宗之，不可预为设数。臣愚以为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毁！”上览其议，制曰：“太仆舜、中垒校尉歆议可。”
译孔光、何武上奏说：“应撤除的亲情已尽的祖先祭庙的名次，应当及时确定下来。请陛下与群臣讨论。”当时光禄勋彭宣等五十三人都认为：“孝武皇帝虽然功勋卓著，但亲情已尽，应撤除祭庙。”太仆九卿之一，掌管皇家车马王舜、中垒校尉禁卫军高级军官刘歆却提出异议，说：“按照《礼记》，天子的祭庙应有七座。七是正规的数量，可以作为常数。被尊为‘宗’的，不在此数中，宗是变数。如果有功德，就被尊为‘宗’，因此不可预先规定宗的数量。我们愚昧地认为，孝武皇帝的功勋那样大，而孝宣皇帝又如此地尊崇他，不应该撤除他的祭庙！”汉哀帝观看奏议后，指示说：太仆王舜、中垒校尉刘歆的建议可行。”
评汉武帝是汉朝盛世的缔造者，文治武功达到顶峰，给华夏民族塑造了挺立千秋的脊梁。怎么能随随便便毁庙？汉哀帝的决策是正确的。
何武后母在蜀郡，遣吏归迎；会成帝崩，吏恐道路有盗贼，后母留止。左右或讥武事亲不笃，帝亦欲改易大臣，冬，十月，策免武，以列侯归国。癸酉，以师丹为大司空。丹见上多所匡改成帝之政，乃上书言：“古者谅暗不言，听于冢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前大行尸柩在堂，而官爵臣等以及亲属，赫然皆贵宠，封舅为阳安侯，皇后尊号未定，豫封父为孔乡侯；出侍中王邑、射声校尉王邯等。诏书比下，变动政事，卒暴无渐。臣纵不能明陈大义，复曾不能牢让爵位，相随空受封侯，增益陛下之过。间者郡国多地动水出，流杀人民，日月不明，五星失行，此皆举错失中，号令不定，法度失理，阴阳溷浊之应也。
译何武的后母在蜀郡郡治今四川成都市，何武派府吏回家乡去接她。正逢汉成帝驾崩，府吏恐怕道上有盗贼，就留下没有继续赶路。汉哀帝左右亲信有人指摘何武奉养后母不厚道，哀帝也想更换大臣，于是在冬季，十月，颁策书罢免何武官职，命以列侯身份回到封国。癸酉初九，任命师丹为大司空。师丹见哀帝对成帝的施政措施多有更改，就上书说：“古代，新君居丧期间沉默不语，国家大事，悉听宰相处理。三年之中，不能改变先父的主张。先前，先帝的遗体棺柩尚在灵堂，就给我们这些臣属以及亲属任官封爵，全都赫然显贵荣宠起来。如封舅父为阳安侯，皇后的尊号还未确定，就预先封她父亲为孔乡侯，并解除侍中皇帝的顾问王邑、射声校尉禁卫军高级军官王邯等的职务等等。诏书连下，政事变动仓猝突然，急剧得没有逐渐发展的过程。我固然不能公开表明大义，又不能坚决辞让爵位，随波逐流，凭空接受封侯，更增加了陛下的过失。最近，郡国多次发生地震，涌出大水，淹死人民。太阳和月亮昏暗没有光彩，五星也失去正常的运行。这都是举措失当，号令不定，法令制度悖于常理，阴阳混浊不清的反映。
臣伏惟人情无子，年虽六七十，犹博取而广求。孝成皇帝深见天命，烛知至德，以壮年克己，立陛下为嗣。先帝暴弃天下，而陛下继体，四海安宁，百姓不惧，此先帝圣德，当合天人之功也。臣闻‘天威不违颜咫尺’，愿陛下深思先帝所以建立陛下之意，且克己躬行，以观群下之从化。天下者，陛下之家也，附何患不富贵，不宜仓卒若是，其不久长矣。”丹书数十上，多切直之言。
译“我看人之常情，若没有儿子，年纪虽然六七十了，仍然多娶妻妾广为求子。孝成皇帝深刻认识天命，明了陛下有至高的德行，以壮年之身，为公去私，立陛下为嗣子。先帝突然抛弃天下，陛下继位，四海安宁，百姓不惊，这是先帝的圣德，正合天人合一的功效。我听说：‘不要违逆天帝的威严，因为他离你只有咫尺之远。’愿陛下深思先帝之所以选择你为继承人的深意，暂且克制自己，亲自实行新君不言的古制，观察群臣如何从善向化。天下者，是陛下的私产，陛下的亲属亲信们又何愁不会富贵起来，不应该如此仓猝、迫不急待，那样也不会长久。”师丹上书数十次，言词多是痛切直率。
评国丧期间就大举封赏，确实不合时宜。
傅太后从弟子迁在左右，尤倾邪，上恶之，免官，遣归故郡。傅太后怒；上不得已，复留迁。丞相光与大司空丹奏言：“诏书前后相反，天下疑惑，无所取信。臣请归迁故郡，以销奸党。”卒不得遣，复为侍中。其逼于傅太后，皆此类也。
译傅太后的堂侄傅迁，侍奉在汉哀帝左右，特别阴险奸邪，哀帝很厌恶他，就下令免去他的官职，遣回原郡。傅太后知道后，大怒，哀帝不得已，只好又留下傅迁。丞相孔光与大司空师丹上奏说：“两个诏书的内容，前后相反，使天下人疑惑，无法取信于民。请陛下仍把傅迁遣回原郡，以清除奸党。”但傅迁终于没有被遣归，而且恢复了侍中的官职。哀帝受傅太后逼迫的窘况，都类乎此。
评在汉成帝、汉哀帝时代，汉朝还有君臣吗？形同虚设罢了，有的只是妇人而已！彭宣、何武、唐林，都是所谓诤诤之臣，可他们所争的，仅仅是一个傅喜的去留而已。汉哀帝初年，傅氏与王氏相争，结果傅氏获胜。哀帝后期，则是王氏获胜。胜利者大权独揽，失败者愤愤不平。整个朝堂就围绕着这两个老太婆和他们身后的娘家人打成一锅粥，汉朝真是太悲哀了。鉴于傅迁的奸邪，而推出傅喜来抑制傅迁，这和鉴于王根王立的骄横而推举王莽有何不同？他们说，傅喜是傅氏的贤子，因为主张不符合傅太后的心意而而被罢退，文武百官没有不为国家而感到痛恨的。傅氏的贤子与天下安危何干？这帮“文武百官”到底是汉朝的大臣，还是傅家的私臣？这同王莽被罢官后，一帮人为他喊冤一样。只是傅喜最终没像王莽一样篡位罢了。王莽被罢官时，吏民集于皇宫门前叩头喊冤，贤良方正之士在其写给朝廷的策论中交相称赞王莽，可见在虚伪的谦恭诱惑之下，人心都倾向于他，连贤者也不免上当，而且比傅喜时期更甚。傅喜贤能，谁相信呢？难道天下之大，没有别人可以委以重任，只能顺从于王、傅这两个老太婆的爱憎吗？整个天下都为了她们俩的喜怒而奔走，世俗之人的执迷不悟竟然如此严重！从吕后险些倾覆汉朝，到窦后压制汉武帝，再到王傅两家互撕，直到东汉王朝在外戚宦官交替专权之下一步步堕落。太后权力过大干涉朝政，是贯穿整个汉朝的一大弊病。
议郎耿育上书冤讼陈汤曰：“甘延寿、陈汤，为圣汉扬钩深致远之威，雪国家累年之耻，讨绝域不羁之君，系万里难制之虏，岂有比哉！先帝嘉之，仍下明诏，宣著其功。改年垂历，传之无穷。应是，南郡献白虎，边垂无警备。会先帝寝疾，然犹垂意不忘，数使尚书责问丞相，趣立其功；独丞相匡衡排而不予，封延寿、汤数百户，此功臣战士所以失望也。孝成皇帝承建业之基，乘征伐之威，兵革不动，国家无事，而大臣倾邪，欲专主威，排妒有功，使汤块然被见拘囚，不能自明，卒以无罪老弃，敦煌正当西域通道，令威名折冲之臣，旋踵及身，复为郅支遗虏所笑，诚可悲也！至今奉使外蛮者，未尝不陈郅支之诛以扬汉国之盛。夫援人之功以惧敌，弃人之身以快谗，岂不痛哉！且安不忘危，盛必虑衰，今国家素无文帝累年节俭富饶之畜，又无武帝荐延枭俊禽敌之臣，独有一陈汤耳！假使异世不及陛下，尚望国家追录其功，封表其墓，以劝后进也。汤幸得身当圣世，功曾未久，反听邪臣鞭逐斥远，使亡逃分窜，死无处所。远览之士，莫不计度，以为汤功累世不可及，而汤过人情所有，汤尚如此，虽复破绝筋骨，暴露形骸，犹复制于唇舌，为嫉妒之臣所系虏耳。此臣所以为国家尤戚戚也。”书奏，天子还汤，卒于长安。
译议郎掌管顾问、应对耿育上书为陈汤鸣冤，说：“甘延寿、陈汤为大汉在边远的异域血战扬威，雪洗了国家多年的耻辱，讨伐绝域不服从中国的君主，捕捉万里之外难以制服的强虏，难道有谁的功劳可与他们相比！先帝赞美他们，因而发布公开诏书，突出宣扬他们的功绩，为此而更改年号，使英雄的事绩，传之无穷。与此相合，南郡贡献白虎，边陲再无警报，不用戒备。当先帝卧病在床，可是仍然念念不忘，多次派尚书责问丞相，催促他们迅速拟定功劳等级。唯独丞相匡衡，从中排斥阻扰，仅封甘延寿、陈汤数百户的采邑，使功臣战士大失所望。孝成皇帝继承的是前人已功成业就的基业，乘讨伐战胜之威，不须动一兵一卒，而国家安宁。可是大臣倾轧邪恶，意欲独专朝廷的权威，排挤嫉妒有功之人，使陈汤只身被拘入狱，无法向陛下剖白辩冤，终于以无罪年老之身，被抛弃在边陲。敦煌郡郡治今甘肃敦煌市正当前往西域的通道，从前威震远方战无不胜的名将，现在一转眼却成了罪徒，还要遭受郅支单于残部的讥笑，实在可悲！至今奉命出使各国的使节，无不用击杀郅支单于的事情来宣扬汉朝的强盛。借助英雄的功绩去威吓敌人，却抛弃英雄本人，使进谗之人称心快意，难道不令人痛心吗！况且安定不可忘记危险，强盛必须忧虑衰弱。而今国家平时没有文帝累年节俭积蓄的大量财富，又没有武帝延揽的众多勇猛善战令敌胆寒的名将，所有的，只是一个陈汤而已！假使陈汤已经过世，没有赶上陛下当政的时代，尚且希望国家追录他的功劳，聚土高筑他的坟墓，以鼓励后来的仁人志士。陈汤有幸得逢圣世，现在距他立功的时间又不太久，如果再听信奸臣的谗言，用鞭子把他驱逐到偏远的边塞，使他家破人亡，死无葬身之地，有远见之人莫不思量，认为陈汤的功劳，几世以来无人可及，而陈汤的过错却是人情难免。陈汤尚且落到如此下场，那么我辈之人纵使粉身碎骨，疆场捐躯，仍免不了还会受制于奸臣的口舌，被嫉妒之臣陷害成罪徒。这正是我为国家特别忧愁的地方。”奏章呈上去后，汉哀帝下令让陈汤回到长安，后来就在长安去世。
评“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窜梁鸿于海曲，岂乏明时？”英雄遭受不公待遇，确实令人痛心。好在陈汤晚年得到平反，也算是了无遗憾。
孝哀皇帝建平元年乙卯、公元前6年
春，正月，陨石于北地十六。
译春季，正月，北地郡郡治今甘肃环县坠落十六颗陨石。
评陨石的坠落，历来是多事的象征，汉朝即将进入多事之秋。
赦天下。
译大赦天下。
司隶校尉解光奏言：“臣闻许美人及故中宫史曹宫皆御幸孝成皇帝，产子；子隐不见。臣遣吏验问，皆得其状：元延元年，宫有身；其十月，宫乳掖庭牛官令舍。中黄门田客持诏记与掖庭狱丞籍武，令收置暴室狱。‘毋问儿男、女，谁儿也！’宫曰：‘善臧我儿胞。丞知是何等儿也！’后三日，客持诏记与武，问：‘儿死未？’武对：‘未死。’客曰：‘上与昭仪大怒，奈何不杀！’武叩头啼曰：‘不杀儿，自知当死；杀之，亦死！’即因客奏封事曰：‘陛下未有继嗣，子无贵贱，唯留意！’奏入，客复持诏记取儿，付中黄门王舜。舜受诏，内儿殿中，为择乳母，告‘善养儿，且有赏，毋令漏泄！’舜择官婢张弃为乳母。后三日，客复持诏记并药以饮宫。宫曰：‘果也欲姐弟擅天下！我儿，男也，上有壮发，类孝元皇帝。今儿安在？危杀之矣！奈何令长信得闻之？’遂饮药死。弃所养儿，十一日，宫长李南以诏书取儿去，不知所置。”
译司隶校尉掌管京城长安、东都洛阳及其周边地区的监察官解光奏报说：“我听说许美人后宫嫔妃第五等封号和前中宫史皇后的侍读女官曹宫，都曾蒙孝成皇帝召幸而生下儿子，而两个孩子下落不明。我派官员追查，他们报告说：元延元年公元前12年，曹宫怀孕，同年十月，在掖庭牛官令掌管养牛事务的后宫官员的房舍中生下一个孩子。中黄门宦官田客将皇帝手诏拿给掖庭狱丞掌管设于宫廷内的秘密监狱的副长官籍武，命令他把曹宫关到暴室狱监禁有罪宫女和宦官的监狱，并吩咐说：‘不许问她生的是男孩，还是女孩！也不许问是谁的孩子！’曹宫说：‘请把我儿子的胞衣好好藏起来，你知道我儿是什么人吗？’三天后，田客又拿着皇帝手诏给籍武，并说：‘男孩死了没有？’籍武回答：‘没死。’田客说：‘皇帝和赵昭仪后宫嫔妃最高封号，仅次于皇后大怒，你为什么不动手杀掉？’籍武叩头大哭说：‘不杀这个男孩，自知难逃一死；杀了，也是死！’便让田客代为呈递密封奏书，说：‘陛下还未有嗣子，儿子不分贵贱，请陛下留意三思！’密奏呈上去后，田客又拿着皇帝的手诏来取走了孩子，把小孩交给中黄门王舜。王舜接受手诏，把孩子带到宫中，为他挑选官婢张弃做乳娘，并告诉她说：‘好好喂养这个男孩，会有赏赐的。千万不可泄漏消息！’三天后，田客又拿着皇帝的手诏和毒药，让曹宫自尽。曹宫说：‘果然，她姐妹俩想独擅天下！我的孩子，是个男孩，额上有‘壮发’，跟他祖父孝元皇帝一样。现在我儿在哪里？她们会害他、杀他的！怎样才能让太后知道呢？’遂饮毒药而死。张弃喂养那个男孩，刚十一天，宫长女官名号李南就拿着皇帝的诏书，把孩子抱走了。此后就再不知下落。”
评皇帝居然会谋害自己的儿子，听起来很不可思议，为啥会发生这种惨绝人寰的事呢？我们往下看。
“许美人元延二年怀子，十一月乳。昭仪谓帝曰：‘常给我言从中宫来，即从中宫来，许美人儿何从生中！许氏竟当复立邪！’怼，以手自捣，以头击壁户柱，从床上自投地，啼泣不肯食，曰：‘今当安置我，我欲归耳！’帝曰：‘今故告之，反怒为，殊不可晓也！’帝亦不食。昭仪曰：‘陛下自知是，不食何为！陛下尝自言：“约不负女！”今美人有子，竟负约，谓何？’帝曰：‘约以赵氏故不立许氏，使天下无出赵氏上者，毋忧也！’后诏使中黄门靳严从许美人取儿去，盛以苇箧，置饰室帘南去。帝与昭仪坐，使御者于客子解箧缄，未已，帝使客子及御者皆出，自闭户，独与昭仪在。须臾开户，呼客子，使缄封箧，及诏记令中黄门吴恭持以与籍武曰：‘告武，箧中有死儿，埋屏处，勿令人知！’武穿狱楼垣下为坎，埋其中。”
译“许美人于元延二年公元前11年怀孕，十一月生下一个男孩。赵昭仪对汉成帝说：‘你常常欺骗我，说从中宫皇后那里来，既然从中宫来，许美人的孩子从哪里生出来！难道许氏竟然要重当皇后吗！’赵昭仪十分怨恨，用手捶打自己，用头撞墙壁和门柱，还从床上自己跌到地下，哭泣不肯进食。哭叫着说：‘你现在就得安排我，我要回家！’成帝说：‘我今天特地告诉你，你反而发怒吗，真不懂你这是为什么！’成帝也不吃饭。昭仪说：‘陛下既然自认为对，为什么不吃饭！陛下曾亲口说：“决不负你！”现在许美人生了孩子，终究负约背誓，还有什么话可说？’成帝说：‘我是说因为赵氏的缘故，所以不立许氏，使天下没有人能在赵氏之上。你不用忧虑！’后来成帝下诏派中黄门靳严从许美人那里把男孩子取走，装在苇草编的小箱子里，放到饰室门帘的南边。成帝与昭仪坐着，命侍者于客子解开苇箱绳子。一会儿，成帝令于客子和侍者都退出去，自己关闭门户，单独和昭仪留下。一会儿，打开门，呼叫于客子，让他封好箱子，并写下手诏，命中黄门吴恭拿着手诏和箱子去给籍武，并说：‘告诉籍武，箱子里有死孩子，把他埋在隐蔽处所，不许让人知道！’籍武在狱楼墙下挖了个坑，把死孩子掩埋了。”
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汉成帝为了讨好赵昭仪，不惜杀害自己的亲生儿子，断绝自己的后嗣。真是灭绝人伦，禽兽不如。有此无道昏君，汉朝之大不幸，高皇帝之悲哀。
评究其原因，是成帝内心的“舔狗”心态作怪，所谓舔狗，就是指无原则无底线地去讨好女人。为了博取他心中“女神”的欢心，不惜去做任何事。甚至像成帝这样，连亲生骨肉都可以不要。有人会觉得，身为君王，只有别人讨好他的份，怎么会去当舔狗呢？其实不然，舔狗是一种心理疾病，和身份地位无关。历史上的君王舔狗非常多。如商纣王为讨好妲己，建鹿台，设酒池肉林，穷奢极欲以致亡国。周幽王为博褒姒一笑，烽火戏诸侯，废后逐子，使得犬戎入侵，周室衰落。北齐后主高纬在逃命途中居然还要等待宠妃冯小怜梳妆打扮，最后做了俘虏。唐高宗更不用说了，居然让武媚娘和自己“并称二圣”，唐朝江山险些丧于其手。明宪宗宠爱万贵妃，任其迫害怀孕嫔妃，以致皇太子长到六岁才第一次见到亲爹。普通人当舔狗，最多祸害自己和父母。君王做舔狗，那就离亡国不远了。
“其他饮药伤坠者无数事，皆在四月丙辰赦令前。臣谨按：永光三年，男子忠等发长陵傅夫人冢，事更大赦，孝元皇帝下诏曰：‘此朕所以不当得赦也！’穷治，尽伏辜。天下以为当。赵昭仪倾乱全朝，亲灭继嗣，家属当伏天诛。而同产亲属皆在尊贵之位，迫近帷幄，天下寒心，请事穷竟！”丞相以下议正法，帝于是免新成侯赵钦、钦兄子咸阳侯诉皆为庶人，将家属徙辽西郡。
译“其他强迫吞服毒药、堕胎等事，无法计算了，都发生在四月丙辰十八日赦令发布前。据我考察：永光三年公元前41年，名叫忠的男子等发掘长陵汉高帝的陵寝傅夫人墓，罪行发生在两次大赦前，然而孝元皇帝下诏说：‘这种罪行是朕不应当赦免的。’于是严厉究治，全部伏诛。天下人都认为处理得当。赵昭仪倾覆扰乱圣朝，亲手杀害皇帝的继嗣，家属应受上天诛杀。可是她的同母兄弟姐妹都处在显贵的位置，迫近皇帝，使天下人寒心。请陛下严厉追究此事。”丞相三公之一，最高行政官及以下朝臣议决，认为应该依法制裁。于是汉哀帝罢免了新成侯赵钦和其侄子咸阳侯赵诉的爵位，全都贬为平民。将赵氏家属迁移到辽西郡郡治今辽宁义县。
评赵昭仪身为一介嫔妃，恃宠而骄，妒忌心冲天，谋害皇家子嗣的行为天地不容，理应灭族，这种处理真算是很轻的了。
议郎耿育上疏言：“臣闻继嗣失统，废适立庶，圣人法禁，古今至戒。然太伯见历知适，逡循固让，委身吴、粤，权变所设，不计常法，致位王季，以崇圣嗣，卒有天下，子孙承业，七八百载，功冠三王，道德最备，是以尊号追及太王。故世必有非常之变，然后乃有非常之谋。孝成皇帝自知继嗣不以时立，念虽末有皇子，万岁之后未能持国，权柄之重，制于女主，女主骄盛则耆欲无极，少主幼弱则大臣不使，世无周公抱负之辅，恐危社稷，倾乱天下。知陛下有贤圣通明之德，仁孝子爱之恩，怀独见之明，内断于身，故废后宫就馆之渐，绝微嗣祸乱之根，乃欲致位陛下以安宗庙。愚臣既不能深援安危，定金匮之计，又不知推演圣德，述先帝之志，乃反复校省内，暴露私燕，诬污先帝倾惑之过，成结宠妾妒之诛，甚失贤圣远见之明，逆负先帝忧国之意！夫论大德不拘俗，立大功不合众，此乃孝成皇帝至思所以万万于众臣，陛下圣德盛茂所以符合于皇天也，岂当世庸庸斗筲之臣所能及哉！且褒广将顺君父之美，匡救销灭既往之过，古今通义也。事不当时固争，防祸于未然，各随指阿从以求容媚；晏驾之后，尊号已定，万事已讫，乃探追不及之事，讦扬幽昧之过，此臣所深痛也！愿下有司议，即如臣言，宜宣布天下，使咸晓知先帝圣意所起。不然，空使谤议上及山陵，下流后世，远闻百蛮，近布海内，甚非先帝托后之意也。盖孝者，善述父之志，善成人之事，唯陛下省察！”帝亦以为太子颇得赵太后力，遂不竟其事。傅太后恩赵太后，赵太后亦归心，故太皇太后及王氏皆怨之。
译议郎掌管顾问、应对耿育上书说：“我听说，皇位继承顺序失去准则，废嫡立庶，这是圣人立法严厉禁止，也是古今绝对不能容许的事。但是，太伯发现他的弟弟季历周文王的父亲适合当王位继承人，便退下来，坚决辞让，甚至逃到吴、粤。这是特殊情况下的权宜应变之法，不应算作常法。太伯把嫡子的地位让给季历，以尊崇圣嗣，结果周文王终于统一天下，子孙承业，达七八百年之久，功勋居三王之首，道德最为完备，因此尊号追加到太伯的父亲，称为太王。所以，世上必有非常的变化，然后才有非常的决策。孝成皇帝自知早年没有及时生下嗣子，考虑到，虽然暮年也有可能得皇子，但自己去世之后，孩子年幼，未能掌握国家权力，重要的权柄，必然控制在母后之手，母后过于骄横，就会贪欲无边，无所不为。少主幼弱，则大臣也不会俯首从命，那时如果没有周公那样的大臣忠心辅佐，恐怕将会危害国家，倾覆扰乱天下。先帝知道陛下有贤圣明达的品德，仁爱孝顺的恩义，独具慧眼，暗下决心，因此就不再去后宫美人们的住所，断绝了由于主幼而带来祸乱的根苗，一心想把皇位传给陛下，以保证汉家宗庙的安定。有些愚昧的臣子，既不能全力挽救国家的安危，制定长远大计，又不知推广圣王的恩德，遵循先帝的志向，却反复在禁宫内调查审讯，暴露宫闱的陷私生活。诬蔑先帝有惑于美色的过失，造成宠妾因妒嫉杀人。这样便大大地抹煞了先帝圣贤远见的英明，违背辜负了先帝忧国的本意！论大德，就不能拘于世俗的见解；立大功，不必与众人相合。这正是孝成皇帝高明的思维胜过众臣万万倍的原因，这也是陛下圣德广大正符合皇天选择的缘故。这岂是当世庸碌短识之臣所能理解的道理呢！况且赞美发扬遵循君父的美德，补救消除已往的过失，这是古今共同的大义。事情发生时，不在当时坚持力争，防患于未然，反而各自顺从迎合，阿谀献媚。等到先帝去世后，尊号已定，万事都已完毕，才开始深究无法挽回的往事，攻击宣扬宫闱幽深昏暗处谁也说不清的过错，这实在令我深深痛心！希望陛下把这件事交付主管官署讨论，假如正如我所说，就应该公开向天下宣布，使小民都知道先帝神圣旨意的起因。不然的话，白白地让诽谤言论伤害到先帝坟陵，再流传到后世，远达边疆蛮族和外国，近则传遍海内，这与先帝将后事托付给陛下的本意，大相径庭了。孝顺的人，善于遵照先父的遗志，善于完成先人未竟的事业。请陛下考虑。” 汉哀帝也认为，当年能被立为太子，赵太后出了大力，也就不再追究此事。傅太后感激赵太后当年的厚恩，赵太后也倾心相结，因此太皇太后以及王氏家族都感到怨恨。
评之前提到过，谷永请求隐讳诸侯王的恶行，以成全人道之耻，这是正确的。而耿育请求掩饰赵昭仪杀害皇子的罪恶，以便隐瞒汉成帝的昏庸，这是错误的。这两种说法相似，但正邪大不相同，不可不辨。淫妒的宠妾，操刀杀死祖宗的后代，如果人们曲意为其掩饰，则后宫嫔妃互杀皇子成风。天子之子，不死于妖嬖之手的，能有几个呢？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春秋》中记载“文姜逊于齐”、“哀姜逊于邾”，都是国君夫人因为淫乱而被驱逐，并没有为其遮丑避讳。赵昭仪罪恶滔天，何况他不是嫡后君母，仅仅是一个嫔妃，更不应该容忍。耿育还说：“先帝知道陛下有贤圣明达的品德，仁爱孝顺的恩义，独具慧眼，暗下决心，因此就不再去后宫美人们的住所，断绝了由于主幼而带来祸乱的根苗，一心想把皇位传给陛下”这样一来，把成帝灭绝人伦杀害亲儿子的行为洗地成是防患于未然的“远略”，这就如同说“赵昭仪如果不杀害先皇皇子，就轮不到您登基。赵昭仪对您有功啊”以此蛊惑汉哀帝的心，从而解脱妖嬖赵昭仪。哀帝本来没有弑君篡位的行为，耿育这样说，等于把哀帝也卷了进去。最后这种危害江山社稷的大事居然不了了之了。所以后面王政君与王莽结党杀害汉平帝，废黜孺子婴而能无所顾忌，也正源于此。
丁酉，光禄大夫傅喜为大司马，封高武侯。
译丁酉初四，任命光禄大夫皇帝的高级顾问傅喜为大司马三公之一，最高军政官，封高武侯。
秋，九月，甲辰，陨石于虞二。
译秋季，九月，甲辰十五日，虞地坠落两颗陨石。
郎中令泠褒、黄门郎段犹等复奏言：“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皆不宜复引定陶藩国之名，以冠大号；车马、衣服宜皆称皇之意，置吏二千石以下，各供厥职；又宜为共皇立庙京师。”上复下其议，群下多顺指言：“母以子贵，宜立尊号以厚孝道。”唯丞相光、大司马喜、大司空丹以为不可。丹曰：“圣王制礼，取法于天地。尊卑者，所以正天地之位，不可乱也。今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以‘定陶共’为号者，母从子，妻从夫之义也。欲立官置吏，车服与太皇太后并，非所以明‘尊无二上’之义也。定陶共皇号谥已前定，义不得复改。礼：‘父为士，子为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服’，子无爵父之义，尊父母也。为人后者为之子，故为所后服斩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期，明尊本祖而重正统也。孝成皇帝圣恩深远，故为共王立后，奉承祭祀，令共皇长为一国太祖，万世不毁，恩义已备。陛下既继体先帝，持重大宗，承宗庙、天地、社稷之祀，义不可复奉定陶共皇，祭入其庙。今欲立庙于京师，使臣下祭之，是无主也，又，亲尽当毁，空去一国太祖不堕之祀而就无主当毁不正之礼，非所以尊厚共皇也！”丹由是浸不合上意。
译郎中令宫廷侍卫统领泠褒、黄门郎宫廷侍卫段犹等又上奏说：“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都不应再把定陶藩国的名称，加到尊号之上。车马、衣裳服饰也都应与‘皇’的身份相称。应设置二千石以下官员在那里供职。还应为共皇在京师建立祭庙。”汉哀帝又将此建议交付臣下讨论，大多数官员都承顺哀帝的旨意说：“母以子贵，应该建立尊号，以重孝道。”只有丞相孔光、大司马傅喜、大司空三公之一，最高监察官师丹认为不可以。师丹说：“圣王制定礼，是取法于天地。上尊下卑的原则，是摆正天地位置的依据，不可以混乱。现在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以‘定陶共’为号，表示母从子、妻从夫的。要建立官属，设置官吏，车马衣裳服饰与太皇太后一样，是无法表明‘至尊不能有二’的原则的。定陶共皇的尊号、谥号前已确定，从大义出发，不能再改动。《礼记》说：‘父亲是士，儿子成了天子，祭祀父亲时，虽可使用天子的祭仪，但父亲的殡服仍必须穿士的服装。’说明儿子没有给父亲封爵的道理，是表示尊重父母。成为人家的后嗣，也就成为人家的儿子，因此要为人家穿不缝边的粗麻衣服守三年孝，而对生身父母，则要缩短守孝期，用以表明尊崇被继承人的祖先，重视正统。孝成皇帝圣恩深远，特意为共皇选定继承人，以承奉共皇一脉的祭祀，使共皇能长久为藩国的太祖，祭庙香火万世不灭，恩义已经备至。陛下既为先帝的继承人，身居嫡系大宗，承袭了宗庙、天地、社稷的祭祀，从大义出发，就不能再承奉定陶共皇，到共皇祭庙去祭祀。现在要在京师为共皇立庙，派臣下去祭祀，这是无主的祭祀。再有，皇帝的祭庙，当亲情已尽时，就应当撤除。白白放弃天子大宗万世不堕的祭祀，而去趋就一个既无主，将来应撤除，又不符合正道的祭祀，这不是尊崇厚待共皇的作法。”师丹从此渐渐不称哀帝的心意。
评皇帝无子的情况下，从旁支宗室中过继一个侄子来继承皇位。那么这个新皇的皇位是继承大宗也就是老皇帝这一脉，而不是来自于自己的亲生父亲。因此不能徇私提升亲生父母的级别。汉哀帝继位初期就应该严守这一界限。当初为了照顾哀帝的感情，折衷将其亲生父母提升了半级，变成“定陶共皇、定陶共皇太后”。结果口子一开，哀帝看到了希望，于是得寸进尺，接下来就是要用他的小宗父母来鸠占鹊巢排挤大宗了。对于礼制，一时的妥协换来的是无穷的后患。
会有上书言：“古者以龟、贝为货，今以钱易之，民以故贫，宜可改币。”上以问丹，丹对言可改。章下有司议，皆以为行钱以来久，难卒变易。丹老人，忘其前语，复从公卿议。又丹使吏书奏，吏私写其草；丁、傅子弟闻之，使人上书告“丹上封事，行道人遍持其书。”上以问将军、中朝臣，皆对曰：“忠臣不显谏。大臣奏事，不宜漏泄，宜下廷尉治。”事下廷尉，劾丹大不敬，事未决，给事中、博士申咸、炔钦上书言：“丹经、行无比，自近世大臣能若丹者少。发愤懑，奏封事，不及深思远虑，使主簿书，漏泄之过不在丹，以此贬黜，恐不厌众心。”上贬咸、钦秩各二等；遂策免丹曰：“朕惟君位尊任重，怀谖迷国，进退违命，反复异言，甚为君耻之！以君尝托傅位，未忍考于理，其上大司空、高乐侯印绶，罢归！”
译正巧，有人上书说：“古代用龟甲、贝壳作为货币，而今改成钱币，小民因此贫困，应该改变货币。”汉哀帝问师丹的意见，师丹回答可以改。于是把奏章交付主管官署讨论，主管官员都认为，使用钱币的时间已很长，难以仓猝地改变。师丹人老神衰，忘记了他以前说过的话，就又去附合公卿们的意见。此外，师丹让属吏书写奏章，属吏私自抄写了一份草稿。丁、傅两家子弟知道了，派人出面控告师丹说：“师丹呈上的密封奏书，街上行路之人都拿着副本。”哀帝问将军和宫廷官员的看法，都回答说：“忠臣不会显示他对君王的劝谏，大臣奏事的内容不应该泄漏。应该将师丹交廷尉九卿之一，掌管全国司法治罪。”此案交付廷尉审理，廷尉弹劾师丹犯了大不敬罪。事情还未最后裁决，给事中有觐见皇帝的资格、博士学术官申咸、炔钦上书说：“师丹的经学和品行没人能赶得上。自近世以来，大臣能象师丹那样的很少了。由于师丹心中愤懑，呈递密奏，来不及深思熟虑，而命主簿书写，泄露的过错不在师丹。用这个理由把他贬黜，恐怕不能令众人心服。”哀帝命将申咸、炔钦的官秩各降二等。接着下策书罢免师丹说：“朕见你官位尊贵，责任重大，却怀诈惑国，言行违抗诏令，反复无常，言词矛盾，朕深为你感到羞耻！由于你曾担任过朕的师傅，不忍心将你依法究治。今交还大司空、高乐侯的印信、绶带，罢官免爵回家。”
评很明显，汉哀帝这是公报私仇，借题发挥。至于货币，只要其功能不变，用什么材质制作，都不会改变有人富有人穷的局面。随意改变货币形式只能是瞎折腾。
尚书令唐林上疏曰：“窃见免大司空丹策书，泰深痛切。君子作文，为贤者讳。丹，经为世儒宗，德为国黄，亲傅圣躬，位在三公；所坐者微，海内未见其大过。事既以往，免爵太重；京师识者咸以为宜复丹爵邑，使奉朝请。唯陛下裁览众心，有以尉复师傅之臣！”上从林言，下诏，赐丹爵关内侯。
译尚书令皇帝的办公厅主任，事实上的行政中枢唐林上书说：“我看了罢免大司空师丹的策书，深深地感到痛心。君子作文章时，会为贤者讳言过失。师丹精通五经，是儒学一代宗师，品德高洁，是国家的老前辈，亲自教导辅佐陛下，位列三公，而所犯下的过失极其微小，海内之人都没见他有什么大错。事情既然已成过去，免爵的处罚太重。京师有见识的人，都认为应恢复师丹的封爵采邑，使他有机会朝见陛下。请陛下考虑大家的心愿，用以安慰报答当过师傅的大臣。”汉哀帝听从了唐林的意见，下诏封师丹为关内侯二十等爵中的第二等，有食邑无封地。
上用杜业之言，召见朱博，起家复为光禄大夫；迁京兆尹。冬，十月，壬午，以博为大司空。
译汉哀帝采纳杜业的建议，召见朱博，恢复他的官职，任命为光禄大夫。不久，又升迁京兆尹管理京城长安周边一带的郡级行政长官。冬季，十月，壬午二十三日，任命朱博为大司空。
中山王箕子，幼有眚病，祖母冯太后自养视，数祷祠解。上遣中郎谒者张由将医治之。由素有狂易病，病发，怒去，西归长安。尚书簿责由擅去状，由恐，因诬言中山太后祝诅上及傅太后。傅太后与冯太后并事元帝，追怨之，因是遣御史丁玄按验；数十日，无所得。更使中谒者令史立治之；立受傅太后指，冀得封侯，治冯太后女弟习及弟妇君之，死者数十人，诬奏云：“祝诅，谋弑上，立中山王。”责问冯太后，无服辞。立曰：“熊之上殿何其勇，今何怯也！”太后还谓左右：“此乃中语，吏何用知之？欲陷我效也！”乃饮药自杀。宜乡侯参、君之、习及夫、子当相坐者，或自杀，或伏法，凡死者十七人。众莫不怜之。
译中山王封国都城位于今河北定州市刘箕子，幼年就患有眼病，祖母冯太后亲自抚养看护，不断祈祷，求神免去他的病灾。汉哀帝派遣中郎谒者传达皇帝命令的使者张由去医治刘箕子的病。张由一直患有疯病，到中山国后，突然犯病，狂怒而离开中山国，西行返回长安西汉都城，今陕西西安市。尚书用文簿一一责问张由擅自离开中山的原因，张由恐惧，就编造谎言，说中山国冯太后诅咒皇帝及傅太后。傅太后与冯太后都是汉元帝的妃子，傅太后追想旧恨，于是派遣御史监察官丁玄去追查，调查数十天，没有结果，就又派中谒者令传达皇帝命令的使者史立去追查究治。史立接受傅太后的旨意，希图能因此立功封侯，于是究治冯太后的妹妹冯习以及弟媳君之，严刑拷问之下，死者竟达数十人。随后史立诬告上奏说：“冯太后进行诅咒，阴谋害死皇上，好另立中山王。”但审问冯太后时，并没有认罪的供辞。史立说：“当年熊扑上殿时，你何等勇敢，今天又害怕什么呢？”冯太后回宫后对左右说：“挡熊之事，是旧时宫中的话，这个官吏怎么会知道了？这是宫中有人要陷害我的证明！”于是服毒自杀。宜乡侯冯参、君之、冯习和她的丈夫、儿子，凡被牵连进此案的，或自杀，或受刑被诛，死者共十七人。人们无不对此感到哀怜。
司隶孙宝奏请覆治冯氏狱，傅太后大怒曰：“帝置司隶，主使察我！冯氏反事明白，故欲抉以扬我恶，我当坐之！”上乃顺指，下宝狱。尚书仆射唐林争之，上以林朋党比周，左迁敦煌鱼泽障候。大司马傅喜、光禄大夫龚胜固争，上为言太后，出宝，复官。张由以先告，赐爵关内侯；史立迁中太仆。
译司隶就是以前的司隶校尉孙宝奏请重新审理冯氏一案，傅太后怒气冲冲地说：“皇帝设置司隶，是用来追查我！冯氏谋反事实明白，孙宝却故意要挑剔，来宣扬我的过错，我应当被治罪！”汉哀帝顺从傅太后的旨意，把孙宝关进监狱。尚书仆射音叶，尚书令的副官唐林为孙宝争辩，哀帝却认为唐林营私结党，把他贬为敦煌鱼泽障位于今甘肃安西县西湖乡的长官。大司马傅喜、光禄大夫龚胜，坚持为孙宝辩护，哀帝把情况禀告傅太后，才释放孙宝，官复原职。张由因首先揭发逆案的功劳，赐爵关内侯。擢升史立为中太仆九卿之一掌管皇家车马。
评傅太后心胸狭隘，得志便猖狂。汉哀帝是非不辨，唯母亲的话是从。当年后宫间的争风吃醋，时隔多年复发酿成惨祸。令人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