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宗教与国家

西方由于自然环境、历史发展等原因，始终没有形成统一的大民族。国家、民族都被分割的较小。因此，宗教成为人们相互身份认同、文化认同的基础。所以，西方更偏向于建立政教合一的国家。因为信奉同一宗教，小国之间的认可度就会提高，便于建立更大的国家联盟，一致对外。此外，在政教合的基础上，当政者才能建立或管理多民族的国家。由于对宗教的认同，国民会淡化彼此间的民族、文化差别，经济矛盾等，从而增加对国家的认可。许多时候，国家元首也正是最高宗教领袖，国民即信徒，这种情况下，极少出现社会底层的反叛行为。

西方世界

在宗教的基础上，西方分成了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两天阵营。基督教内部又分成天主教与东正教两天阵营。

西欧天主教区如果没有罗马教皇做为宗教、文化的统一领袖，则西欧国家间的认可度将更低，战争也将更为频繁。统一的宗教，使国家间发动战争时，有所忌讳。同时，也促使国家间遵守相同的宗教、文化、道德底线，这种底线在战争时，更为清晰的反映出来。比如即使俘虏对方的贵族，一般也不会杀死。而西班牙人俘虏印加帝国皇帝后，则既勒索赎金，又杀死皇帝。罗马教皇更是振臂一呼，就可发动数万人的十字军到东方与阿拉伯人“圣战”。这在没有统一宗教的情况下，也是不可能的。

东欧东正教区虽然与天主教区在宗派上有区别，但二者都是基督教，东正教大教宗对东罗马皇帝负责。因此，正是应东罗马帝国的请求，天主教皇才组织十字军。可见两者间较高的认可度。而东罗马帝国灭亡后，东正教徒多数流亡到已接受东正教的俄罗斯。继而俄罗斯接替东罗马，成为东正教的核心。西欧与俄罗斯至今矛盾重重，与二者间的宗教渊源有很大关系。

阿拉伯帝国正是由于伊斯兰教的诞生，而迅速崛起的一个帝国。虽然帝国后来分裂，但同一宗教的国家与民众，在面对外部时，言行总是一致。

东方世界

东方世界，原本有类似于原始朴素宗教的祭祀仪式，仪式有专职的巫傩参与。商周时代，统治者将祭祀仪式转变成礼仪，淡化仪式的神话色彩，强调仪式对现实世界的作用。春秋战国时代的环境及历史，与西欧中世纪封建时代有许多相似之处。不同的是，西欧国家是以宗教而认同，春秋战国时代东方国家是以文化为认同。

秦汉以后，走向中央集权，仍然是以文化、民族认同为基础。强大的国家机器和统一的文化，更没有统一宗教产生的土壤了。

虽然东方本土文化中仍保留不少神话，但无法完全解决平民对生老病死的恐惧，无法完全满足人们趋吉避凶的需求。印度佛教抓住这个漏洞，趁中国五胡乱华的大战乱环境下，开始广泛的传教。并积极的向当时的上层统治者传播。很快，东方就出现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后赵”。而后来的南朝梁武帝，更以在位皇帝的身份，出家到寺院为僧，以致大臣们为赎回皇帝，向寺院“捐”光了国库积蓄。“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五胡乱华

由此可见，战乱时代是历史上宗教传播速度最快，最广的时代。之所以如此，正是因为当时的人们受到战乱的威胁，增大了对死亡的恐惧，而这正是宗教传播条件的最好土壤。

当时的东方世界，已经很接近于政教合一。但随后到来的隋唐，又打破了这个历史进程。虽然隋唐皇帝也不泛信佛者，但以儒家为主的东方文化，已形成成熟、有效的国家管理、社会管理体系，从理论到实践，都非常成熟。因此，宗教只能做为皇帝的个人信仰，政治体系与宗教无关。因此，人们为从政，成为贵族而读儒家经典，为从军而读兵法等，都是较实用的内容，也是政府考核的必备内容。而宗教，只能面向底层，向入仕无望的平民传播。但平民又容易受到上层贵族的影响，学习儒家文化。因此，东方的宗教，可以说只能在政治的夹缝中生存。

佛教、道教都曾积极的向贵族靠拢，更想通过皇帝将本宗教广布天下。但由于东方从未全面宗教化，而佛教也没有在东方执政的经验，其宗教方式没有为执政做出调整，因此在佛教传播过度，影响到政权、国家的利益时，就面临统治者的绞杀，历史上产生过三五一宗四次灭佛的大行动。小规模的灭佛，则不计其数。

佛教在中国的积极传播，也引起东方本土宗教的警惕。因此，与原始巫傩等文化相结合的道教，也开始慢慢组织起来。以致后来形成同样出家“修行”的全真教。

政治、文化始终压制着宗教。在这种环境下，东方不同宗教的教众，可以坐下一起畅谈，甚至在皇帝的组织下进行教义辩论、“斗法”等。甚至有人提出了“三教一家”的口号，这在西方世界，是让人难以理解的。

从东西方世界宗教的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出，宗教都有参与政治，通过政治向全国传播宗教的要求。甚至以掌握政治，控制国家，掌握权力。

当西方基督教的十字军与阿拉伯世界鏖战时，西方天主教廷得知东方有一个强大的国家——蒙古。于是不远万里派出使团，到达蒙古王廷，向蒙古大汗传教，并想借助蒙古人的力量消灭阿拉伯军。由于地理的原因，蒙古人受到东方宗教文化影响更多些，于是告诉使团，“在我们东方，宗教间是和平相处的。”这是东西方宗教史上，一个小插曲。只是后来，蒙古大军还是占领巴格达，并处死阿拉伯帝国末代哈里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