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宗教與國家

西方由於自然環境、歷史發展等原因，始終沒有形成統一的大民族。國家、民族都被分割的較小。因此，宗教成爲人們相互身份認同、文化認同的基礎。所以，西方更偏向於建立政教合一的國家。因爲信奉同一宗教，小國之間的認可度就會提高，便於建立更大的國家聯盟，一致對外。此外，在政教合的基礎上，當政者才能建立或管理多民族的國家。由於對宗教的認同，國民會淡化彼此間的民族、文化差別，經濟矛盾等，從而增加對國家的認可。許多時候，國家元首也正是最高宗教領袖，國民即信徒，這種情況下，極少出現社會底層的反叛行爲。

西方世界

在宗教的基礎上，西方分成了基督教與伊斯蘭教兩天陣營。基督教內部又分成天主教與東正教兩天陣營。

西歐天主教區如果沒有羅馬教皇做爲宗教、文化的統一領袖，則西歐國家間的認可度將更低，戰爭也將更爲頻繁。統一的宗教，使國家間發動戰爭時，有所忌諱。同時，也促使國家間遵守相同的宗教、文化、道德底線，這種底線在戰爭時，更爲清晰的反映出來。比如即使俘虜對方的貴族，一般也不會殺死。而西班牙人俘虜印加帝國皇帝后，則既勒索贖金，又殺死皇帝。羅馬教皇更是振臂一呼，就可發動數萬人的十字軍到東方與阿拉伯人『聖戰』。這在沒有統一宗教的情況下，也是不可能的。

東歐東正教區雖然與天主教區在宗派上有區別，但二者都是基督教，東正教大教宗對東羅馬皇帝負責。因此，正是應東羅馬帝國的請求，天主教皇才組織十字軍。可見兩者間較高的認可度。而東羅馬帝國滅亡後，東正教徒多數流亡到已接受東正教的俄羅斯。繼而俄羅斯接替東羅馬，成爲東正教的核心。西歐與俄羅斯至今矛盾重重，與二者間的宗教淵源有很大關係。

阿拉伯帝國正是由於伊斯蘭教的誕生，而迅速崛起的一個帝國。雖然帝國後來分裂，但同一宗教的國家與民眾，在面對外部時，言行總是一致。

東方世界

東方世界，原本有類似於原始樸素宗教的祭祀儀式，儀式有專職的巫儺參與。商周時代，統治者將祭祀儀式轉變成禮儀，淡化儀式的神話色彩，強調儀式對現實世界的作用。春秋戰國時代的環境及歷史，與西歐中世紀封建時代有許多相似之處。不同的是，西歐國家是以宗教而認同，春秋戰國時代東方國家是以文化爲認同。

秦漢以後，走向中央集權，仍然是以文化、民族認同爲基礎。強大的國家機器和統一的文化，更沒有統一宗教產生的土壤了。

雖然東方本土文化中仍保留不少神話，但無法完全解決平民對生老病死的恐懼，無法完全滿足人們趨吉避凶的需求。印度佛教抓住這個漏洞，趁中國五胡亂華的大戰亂環境下，開始廣泛的傳教。並積極的向當時的上層統治者傳播。很快，東方就出現一個政教合一的國家『後趙』。而後來的南朝梁武帝，更以在位皇帝的身份，出家到寺院爲僧，以致大臣們爲贖回皇帝，向寺院『捐』光了國庫積蓄。『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台煙雨中。』

五胡亂華

由此可見，戰亂時代是歷史上宗教傳播速度最快，最廣的時代。之所以如此，正是因爲當時的人們受到戰亂的威脅，增大了對死亡的恐懼，而這正是宗教傳播條件的最好土壤。

當時的東方世界，已經很接近於政教合一。但隨後到來的隋唐，又打破了這個歷史進程。雖然隋唐皇帝也不泛信佛者，但以儒家爲主的東方文化，已形成成熟、有效的國家管理、社會管理體系，從理論到實踐，都非常成熟。因此，宗教只能做爲皇帝的個人信仰，政治體系與宗教無關。因此，人們爲從政，成爲貴族而讀儒家經典，爲從軍而讀兵法等，都是較實用的內容，也是政府考核的必備內容。而宗教，只能面向底層，向入仕無望的平民傳播。但平民又容易受到上層貴族的影響，學習儒家文化。因此，東方的宗教，可以說只能在政治的夾縫中生存。

佛教、道教都曾積極的向貴族靠攏，更想通過皇帝將本宗教廣布天下。但由於東方從未全面宗教化，而佛教也沒有在東方執政的經驗，其宗教方式沒有爲執政做出調整，因此在佛教傳播過度，影響到政權、國家的利益時，就面臨統治者的絞殺，歷史上產生過三五一宗四次滅佛的大行動。小規模的滅佛，則不計其數。

佛教在中國的積極傳播，也引起東方本土宗教的警惕。因此，與原始巫儺等文化相結合的道教，也開始慢慢組織起來。以致後來形成同樣出家『修行』的全真教。

政治、文化始終壓制著宗教。在這種環境下，東方不同宗教的教眾，可以坐下一起暢談，甚至在皇帝的組織下進行教義辯論、『鬥法』等。甚至有人提出了『三教一家』的口號，這在西方世界，是讓人難以理解的。

從東西方世界宗教的歷史中，我們可以看出，宗教都有參與政治，通過政治向全國傳播宗教的要求。甚至以掌握政治，控制國家，掌握權力。

當西方基督教的十字軍與阿拉伯世界鏖戰時，西方天主教廷得知東方有一個強大的國家——蒙古。於是不遠萬里派出使團，到達蒙古王廷，向蒙古大汗傳教，並想藉助蒙古人的力量消滅阿拉伯軍。由於地理的原因，蒙古人受到東方宗教文化影響更多些，於是告訴使團，『在我們東方，宗教間是和平相處的。』這是東西方宗教史上，一個小插曲。只是後來，蒙古大軍還是占領巴格達，並處死阿拉伯帝國末代哈里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