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书纪年作者:李民,杨择令,孙顺霖,史道祥发布:一叶知秋
2019-11-14 14:14
秦政焚书,三代事迹泯焉。越五百岁,《古文纪年》出于汲县冢中,而三代事迹复约略可观。学者锢于所习,以与《太史公节》及汉世经师传说乖牺,遂不复研寻,徒资异论。
越六百岁而书复亡。亡于北宋,说详后。,不知何年何人,捃拾残文,依附《史记》,规仿紫阳《纲目》,为今本之《纪年》。鼠璞溷淆,真赝错杂,不有别白,安知真古文之可信,与今本之非是哉!最其大凡,今本之可疑者十有二;真古文之可信者十有六,请扬榷陈之。
《晋书·束晳传》言:“《纪年》十三篇。”《隋书·经籍志》:“《纪年》十二卷。”新、旧《唐书·艺文志》并云:“《纪年》十四卷。”今本只四卷。篇目可疑,一也。
《束晳传》言:“《纪年》纪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以晋事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杜预亦云:“特记晋国,起自殇叔,以至曲沃庄伯。庄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鲁隐公之元年正月也。”今本自黄帝元年至隐王十六年,大半依据《史记·年表》。体例可疑,二也。
古文全用夏正,杜预之言可据。今本“平王五十一年春三月己已,日有食之,”“桓王二十三年三月乙未,王陟,”全袭《春秋》。可疑三也。
《史记正义》引《纪年》云:“自盘庚迁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今本则云:“武乙三年,自殷迁于河北。十五年,自河北迁于沫。”不知盘庚之徙,已居河北。妄袭《史记》,又杜撰迁沫之文,可疑四也。
《史记集解》引《纪年》云,“夏用岁四百七十一年。”今本附注云:“起壬子,终壬戌。”若然,则四百三十一年矣。可疑五也。
自来简册,俱不详周公莞于何年。今本于成王二十一年,书“周文公薨于丰,”而前此成王十三年,书“夏六月,鲁大禘于周公庙。”岂有周公尚存,而鲁已立庙乎?可疑六也。
《书序》云:“周公即没,命君陈分正东郊。”今本“成王十年,周文公出居于丰。十一年,王命周平公治东都,”显非事实。可疑七也。
宋晁氏、陈氏《书目》皆无此书,而《宋志》有“《竹书》三卷”,是亡而复辑之证,可疑八也。
凡《史记注》所引“田侯剡立”,“齐桓公弑其君母”,“梁惠成王会齐威王于平阿”,“齐宣王八年,杀其王后”,“秦惠王薨”,“秦内乱,杀其大后及公子雍、公子壮”。《水经注》所引“郑筑长城,自亥谷以南”,“邺师败于邯郸师于平阳”。诸如此类,确是《纪年》古文,而今本俱铁,可疑九也。
《纪年》本不讲书法,故王季、文王亦加王号,鲁隐、邾庄皆举谥法。今本改王季为周公季历,改文王为西伯,改许文公为许男,改平王为宜臼,可疑十也。
《水经注》引“晋烈公三年,楚人伐我南鄙”,“晋烈公十二年,王命韩景子、赵烈子及我师伐齐”。 我者,晋也。“梁惠成王元年,赵成侯偃、韩偃侯若伐我蔡;二年,齐田寿帅师伐我,围观。”我者,魏也。今本用周王纪年,则我皆为周,文义俱失,可疑十一也。
《梁书·沈约传》不言注《竹书纪年》,隋、唐亦无《纪年沈约注》,今本采取《宋书·符瑞志》而托为休文之注,可疑十二也。前后四条,洪颐煌说同。
至于真古文之可信,又可得而言焉。
黄帝至禹为世三十,则知谱牒所纪,缺漏甚多,而舜妻祖姑,契、稷为尧亲弟,举可旁通,一撤其障,一也。
禹都阳城,足证《孟子》“避舜之子”,二也。
大康、羿、桀俱居斟𬩽,即洛汭之𬩽口,去洛邑不远,足证《周书·度邑》“因有夏之居”,三也。
鸣条在陈留,汤伐桀,桀自斟𬩽东出御敌,故战于鸣条,足证《书序》,四也。
商世五迁,嚣、相,耿、庇、奄,前不数亳,后不连殷,故云:“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五也。
周武王十一年,伐殷禽受,故《尚书·泰誓序》言“惟十有一年”,足破伪古文“十有三年”之谬,六也。
武王陟年五十四,与《周书·度邑》言:“自发之未生至于今六十年”者合。上距克殷只阅六岁,故《中庸》云,“武王末,受命,”足辟汉儒“文王十五生武王,武王八十二生成王”之谬说,七也。
共伯干王位,故《左传》云:“诸侯释位,以间王政。”若周、召摄政,不得云诸侯,八也。
携王为王子余臣,以其庶孽,故云奸命。若伯服,则幽王即立为太子,不得言奸命,九也。
《庄子》言:“越人三杀其君,”“田成子十二世而有齐国。”稽之《史记》,殊形参错;证之真古文,若合符节,十也。
梁惠王改元称王,故孟子至梁,称之日“王”,十一也。
惠王六年,徙都大梁故十八年桂陵之战,田忌欲直走大梁,十二也。
惠王后十一年,楚败里陵,故惠王告孟子曰:“南辱于楚,”如《史记》则惠王初南辱之事,十三也。
齐威王三十六年薨,当梁惠王后元十五年,而后齐宣王立。《孟子》之书,先梁后齐,本为实录,《史记》之误,不辨自明,十四也。
燕子之乱在齐宣王七年,足证《史记》、《荀子》以伐齐为湣王,及《通鉴》增年之谬,十五也。
《孟子》言:“由周以来七百有余岁”,依《三统历》则孟子去齐之岁,上距克殷之年已八百余载矣。若依真古文推校确是七百有余,十六也。
裨经益史,彰彰若此。惜乎,全书之亡失,而怪向来学者之是丹非素,习焉不察也!仆少读《孟子》,致疑于伐燕之事,及观《通鉴》增年求合,又病其凿空。及取《史记》《索隐》所引《纪年》之文,排比类次,而后涣然冰释,曰:“此非《孟子》之误,乃史迁之误,而唐、宋以来儒者读书之鲁莽也。”于是广搜故册,掇拾丛残,录为一帙,注其所出,考其异同,附以芜说。名之曰“汲家纪年存真”。志古之君子,或亦有取乎是,而教其所不逮乎?
嘉定朱右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