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6-10 01:35
隆冬之时，嬴政皇帝开始了最后一次大巡狩的秘密谋划。
对于嬴政皇帝的巡狩，天下已经很熟悉了。平定天下之后的短短十年里，皇帝已经四次巡狩天下了。若从秦王时期的出行算起，则自秦王十三年开始，嬴政的出行与巡狩总共八次，一统之前的秦王出行视政三次，一统之后的皇帝巡狩五次。大要排列如下：
秦王十三年〔公元前234年〕，时年嬴政二十六岁，第一次东出视政到河外三川郡。其时，桓碕大胜赵军于河东郡，歼赵军十万，杀赵将扈辄。嬴政赶赴大河之南，主要是会商部署对三晋进一步施压。就秦之战略而言，秦王这次出行，实际是灭六国大战的前奏。
秦王十九年〔公元前228年〕，时年嬴政三十二岁。其时，王翦大军灭赵。嬴政第二次东出赶赴邯郸，后从太原、上郡归秦。这次出行两件大事：一则处置灭赵善后事宜并重游童年故地，二则会商灭燕大计。
秦王二十三年〔公元前224年〕，时年嬴政三十六岁。其时，王翦大军灭楚。嬴政第三次东出，经过陈城，赶赴郢都，并巡视江南楚地，会商议决进军闽越岭南大事。
依照传统与帝国典章，嬴政即皇帝位后的出行称之为巡狩。
巡狩者何？《孟子·梁惠王下》云：“天子适诸侯日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也就是说，就形式而言，巡狩并非秦典章首创，而是自古就有的天子大政，夏商周三代尤成定制。《尚书·尧典》、《史记·五帝本纪》、《礼记·王制》、《国语·鲁语》等文献，都不同程度地记载了这种巡狩政治的具体方面。大要言之，在以征伐、祭祀为根本大政的古代，巡狩的本意是天子率领护卫大军在疆域内视察防务、会盟诸侯、督导政事、祭祀神明。然从实际方面看，春秋之前的天子巡狩，其实际内容主要在三个方面：一则祭祀天地名山大川，二则会盟诸侯以接受贡献，三则游历形胜之地。就其行止特征而言，一则以舒适平稳，一则以路途短时间短，一则以轻松游览。真正地跋涉艰险，将巡狩当做实际政事而认真处置，且连续长时间长距离地大巡狩，唯嬴政皇帝一人做到了。
第一次大巡狩是灭六国的次年，始皇帝二十七年〔公元前220年〕，时年嬴政四十岁。这次是出巡陇西、北地两郡，一则巡视西部对匈奴战事，二则北部蒙恬军大举反击匈奴事。这次出巡的路线是：咸阳陈仓上邦临洮北地返经鸡头山经回中宫入咸阳。这次路程不长，然全部在山地草原边陲行进，且多有匈奴袭击的可能性危险，其艰难险阻自不待言。
第二次大巡狩，在始皇帝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时年嬴政四十一岁。
这次大巡狩的路线是：咸阳河外峄山泰山琅邪彭城湘山衡山长江安陆南郡入武关归秦。从路程之遥与沿途举措之多看，大体是初春出初冬归，堪堪一年。这次大巡狩的主要使命，是宣示大秦新政之成效，确立帝国威权之天道根基。是故，其最主要举措是四则：其一，峄山刻石以宣教新政文明；其二，泰山祭天封禅，梁父刻石，以当时最为神圣的大典，确立帝国新政的天道根基；其三，登之罘山，刻石宣教以威慑逃亡遁海之复辟者；其四，作琅邪台并刻石，系统全面地宣教新政文明。
列位看官留意，这个伟大帝国的直接史料在后来的战乱中消失几尽，帝国华夏大地所留下的实际遗迹便成为弥足珍贵的直接史料。譬如峄山刻石文、之罘山第一次刻石文皆未见于《史记》，对于非常注重言论记载的太史公而言，绝不会有意疏漏，完全可能是司马迁时已经湮灭，或被掩盖隐藏，而后世重新得以发现。唯其弥足珍贵，不妨录下三篇刻石文辞①，以窥帝国风貌
峄山刻石文
皇帝立国，维初在昔，嗣世称王。讨伐乱逆，威动四极，武义直方。
戎臣奉诏，经时不久，灭六暴强。廿有六年，上荐高号，孝道显明。
既献泰成，乃降专惠，亲巡远方。登于峄山，群臣从者，咸思悠长。
追念乱世，分土建邦，以开争理。攻战日作，流血于野，自泰古始。
世无万数，弛及五帝，莫能禁止。乃今皇帝，一家天下，兵不复起。
灾害灭除，黔首康定，利泽长久。群臣诵略，刻此乐石，以著经纪。
梁父刻石文
皇帝临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饬。廿有六年，初并天下，罔不宾服。亲巡远方黎民，登兹泰山，周览东极。从臣思迹，本原事业，祗诵功德。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大义休明，垂于后世，顺承勿革。皇帝躬圣，既平天下，不懈于治。夙兴夜寐，建设长利，专隆教诲。训经宣达，远近毕理，咸承圣志。贵贱分明，男女礼顺，慎遵职事。昭隔内外，靡不清静，施于后嗣。化及无穷，遵奉遗诏，永承重戒。
琅邪台刻石文
维廿八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万物之纪。以明人事，合同父子。
圣智仁义，显白道理。东抚东土，以省卒事。事已大毕，乃临于海。
皇帝之功，勤劳本事。上农除末，黔首是富。普天之下，专心揖志。
器械一量，同书文字。日月所照，舟舆所载。皆终其命，莫不得意。
应时动事，是维皇帝。匡饬异俗，陵水经地。优恤黔首，朝夕不懈。
除疑定法，成知所辟。方伯分职，诸治经易。举错必当，莫不如画。
皇帝之明，临察四方。尊卑贵贱，不逾次行。奸邪不容，皆务贞良。
细大尽力，莫敢怠荒。远迩辟隐，专务肃庄。端直敦忠，事业有常。
皇帝之德，存定四极。诛乱除害，兴利致富。节事以时，诸产繁殖。
黔首安宁，不用兵戈。六亲相保，终无贼寇。欢欣奉教，尽知法式。
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
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功盖五帝，泽及牛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
琅邪台刻石文之后，附记了这篇最长刻石文产生的经过：李斯王贲等十一位随皇帝出巡的大臣在“海上”会商，一致认为古之帝王地狭民少动荡不休，尚能刻石为纪，今皇帝并一海内天下和平，天下相与传颂皇帝功德，更该刻于金石以为表经。于是，产生了这篇专一地全面地叙述灭六国之后帝国新政举措的文辞。
列位看官留意，这三篇刻石文极易被看做歌功颂德之辞，而忽视了它对历史真相真实记载的史料价值。就后世史家对秦史的研究而言，至少忽视了琅邪台刻石文中的两处事实：其一是“器械一量”一句。所谓器械，衣甲兵器也；所谓一量，统一规定形制尺寸重量也。这一事实是说，秦在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等等之外，还有一个统一，这就是统一大军装备的形制尺度与重量。在诸多史家〔包括军事史、兵器史等专史〕与文化人的知识认定里，都以为兵器衣甲装备的标准化是从宋代开始的，因为，历代兵书中，只有宋代编定的《武经总要》规定了各种兵器的尺寸重量。对秦帝国的兵器装备标准化，既往的通常说法是史料无载，一直到当代考古学者在秦兵马俑中发现了大量尺寸、重量、形制同一的箭镞，方才提出了这一理念。事实上，琅邪台刻石文中的“器械一量”便是确实无误的史料。而且，刻文中将“器械一量”与“同书文字”并列，可见其重要。《史记·秦始皇本纪·正义》对此条的解释是：“内成曰器，甲胄兜鍪之属。外成曰械，戈矛弓戟之属。一量者，同度量也。”所指意涵非常明确。只不过因为种种原因，被人忽视而没有作为公认史料提出罢了。其二是“六亲相保，终无贼寇。”当代人大多激烈抨击秦政中的连坐制，几乎没有哪个史家或学人提出连坐制在当时的实际意义。这一条给我们展示了秦帝国自家的实际解释：连坐制的实际意义在于“六亲相保”，其实际效果则是“终无贼寇”。也就是说，起于战时管制的秦法连坐制，通过相互举发犯罪，而达到共同防止犯罪，进而族人亲人互相保护的目标。对于社会总体效果而言，没有人犯罪了，自然也就没有贼寇这种罪犯了。因为这一实际效果，秦统一中国之后，连坐制非但没有废除，反而是推向了整个华夏。自秦之后，后世断续沿用连坐制而始终不能彻底丢弃，应该说，这种实际效果起了决定性作用，尤其在战时社会。
就是在这次大巡狩滨海之行的后期，卢生徐福等几个方士第一次上书皇帝，万分肃穆地说海中有三座神山：蓬莱、方丈、瀛洲，上有仙人居之，请求携带童男童女出海求仙。从一个方面说，始皇帝亲临大海，眼见其壮阔辽远，对流传久远的海中有仙之传闻不可能完全拒绝相信，更兼其时嬴政皇帝的暗疾已时常发作，遂允准了卢生徐福之请，准许其筹划出海求仙。从另一方面说，其时六国贵族多有逃亡，许多贵族后裔都逃遁到海岛藏匿；嬴政皇帝完全可能以方士求仙为名目，派出精干斥候于护卫求仙的军士之中，以求查勘贵族藏匿之真实情形。
第三次大巡狩，在始皇帝二十九年〔公元前218年〕，时年嬴政四十二岁。
这次大巡狩的路线是：咸阳三川郡〔在阳武博浪沙遇刺〕胶东郡之罘山琅邪台返经恒山经上党西渡河入秦。从时间看，是仲春〔二月〕出发，大约在立冬前后归秦，也是堪堪一年。这次大巡狩与上次紧紧相连，其使命大体也与上次大体相同。始皇帝第二次抵达海滨，登临之罘山，留下了两篇刻石文字，其内容与峄山石刻大同小异。这次大巡狩中发生的最大一件事，是三川郡阳武县博浪沙路段的刺杀皇帝事件。这一事件的真相后来见诸于史册：旧韩公子张良携力士埋伏道侧壕沟，以一百二十斤大铁椎猛掷嬴政皇帝座车，结果误中副车，刺杀未遂。但在当时，罪犯逃匿了，真相一直不明。嬴政皇帝下令在四周大搜查了十日，也没有缉拿到罪犯。
也就是说，这件震惊天下的大谋杀，案件当时并未告破。
为此，这次大谋杀给帝国君臣敲响了复辟势力已告猖獗的警钟，将帝国君臣从“天下和平”、“靡不清静”的时势评估中解脱了出来。时隔年余，嬴政皇帝微服出行关中，夜行兰池宫外，又遭数名刺客突袭。若非随行四武士力战击杀刺客，嬴政皇帝也许那一次就真的被复辟势力吞没了。博浪沙大谋杀事件，兰池宫逢盗遇刺事件，是帝国新政的一个重大转折点。此后，嬴政皇帝与帝国权力的注意力，发生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转折性变化从全力关注构建文明盘整天下，转为关注对复辟暗潮的查勘，终于导致了三年之后〔始皇帝三十四年〕对复辟势力的公开宣战。从大巡狩而言，博浪沙大谋杀事件，也导致了嬴政皇帝出巡使命的重大改变从相对简单的新政宣教，转变为巡边、震慑复辟与督导实际政务三方面。这一转变，从马上就要到来的又一次大巡狩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轨迹。
第四次大巡狩，在始皇帝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时年嬴政四十五岁。
这次大巡狩的路线是：咸阳经旧赵之地入旧燕之地辽西郡碣石返回再经燕赵旧地经上郡进入边地巡视北边南下归秦。这次大巡狩在史料中记载得最为简单，然实际意涵却最为丰富，主要大事是：碣石宣教新政，督导迟滞工程〔坏城郭，决川防〕，部署求仙事，巡视九原并部署反击匈奴战事。若将史料残留的“点”联结起来，这次大巡狩的实际作为，则立即清楚地表现出内在的轨迹这次大巡狩，无疑是嬴政皇帝即将实施的内外战略的预备举措。这个内外战略是：对外大举反击匈奴，对内大举镇压复辟。这两个大战略，是紧密相连的一个整体：镇压复辟必须以肃清长期边患为保证，巩固边地又必须以整肃内政为根基。
尽管史料对嬴政皇帝的北巡只有最简单的九个字：“始皇巡北边，从上郡入。”然只要将前后事件通联，这九个字的分量便大大的不同了。就事实说，匈奴长期为患北边，此时的秦军已经退守到九原黄河以南的北地郡与上郡驻扎，连紧靠大河的“河南地”也成了匈奴的不固定领地。要一举占据河南地，并扫灭阴山草原的匈奴主力，将匈奴部族驱赶得远离华夏，便要大举歼灭匈奴的有生主力骑兵；而要真正做到一举大胜，没有通盘的战略筹划是不可能的。此时的九原直道尚未修成，粮秣兵器仍得通过上郡输送，诸方协同尤其要紧。事实上，正是在这次北巡之中，嬴政皇帝与蒙恬、扶苏等协同各方会商部署，最终议决：来年大举反击匈奴，战胜之后立即开始修筑长城。第二年的事实进展，几乎是完全地依照嬴政皇帝的战略筹划完成了。
唯其了解这一轴心目标，立即便可明白：所谓东游碣石，所谓部署求仙，全然是政道示形之法。用今日语言说，是造势以惑人。惑谁？自然是惑匈奴，惑一切有可能窥见其真实战略意图的内外敌对势力。唯其惑人，嬴政皇帝在这次大巡狩的东部之行中，将求仙之事铺排得很大，而且大举铺排了两次：第一次，公然地隆重地派遣卢生出海，访求两位传说中的古仙羡门古仙、高誓古仙；第二次，嬴政皇帝即将离开东部之前，又大张旗鼓地派遣韩终、侯公、石生三人率船队出海，求仙人不死之药。
之后，嬴政皇帝的车骑仪仗销声匿迹了。
百年之后的司马迁，尚且只能留下九个字。此足以说明，直到后来的西汉时期，人们仅仅知道嬴政皇帝那次去了北地巡边，至于究竟在巡边中做了些什么，却一无所知。不是司马迁不想记述，而是因为没有依据。这成为了一个永远湮没了的秘密。
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是：在嬴政皇帝离开东部之前，此前被派出求仙的卢生入海归来了。卢生求仙无着，却带回了那则载于史册的“亡秦者胡也”的著名谶言。这则谶言的形式载体很是不清楚，只说是“图书”。若依据传统分析，这则预言当是图谶形式，也就是某种皮张上画有一幅意向模糊的图画，旁边一句字迹古奥而含意似明不明的一句谶言。这幅画究为何物，已不得而知了。然这句谶言，却是明白无误地被记载了下来。
这件事至少说明：其一，嬴政皇帝在东部碣石逗留的时间不会很短，估计至少两个月上下，否则以古代船只之航速卢生不可能完成往返。最大的可能是，嬴政皇帝在有意等候。之所以如此，完全是要教天下认定：皇帝东游只是要求仙，别无他事。其二，天下复辟势力也关注着边患，企图借匈奴之力火中取栗，有意制造了这则谶言，借以扰乱嬴政皇帝心神，并激发秦军早日与匈奴大战。因为，在六国贵族看来，匈奴正在强大之时，而秦军正在多年大战后的疲弱之期。与强大的匈奴开战，时日越早，对秦军越是不利。若秦军主力一旦战败，则复辟势力自可趁机大举起事。
以帝国第一代君臣之雄才大略，不可能看不透如此浅薄的伎俩，更不可能如《史记·集解》中东汉经学家郑玄所解释得那般荒唐：“胡，胡亥，秦二世名也。秦见图书，不知此为人名，反备北胡。”距始皇帝仅百年之遥的司马迁，自然清楚这则谶言之实际所指，更不可能不知道秦二世之名，然却相对暖昧了许多，只录谶言，而不直说因果关系，只在记载谶言之后说了事实：“始皇乃使蒙恬发兵……”虽然，司马迁的指向显然也与郑玄相同，然却硬是不明说。这里显然有两个原因：一则是司马迁“信则存信，疑则存疑”的相对严肃的治史态度，自知此等说法荒诞不经，遂不予置评；二则是司马迁基于西汉时期之大势，对秦帝国的历史只能是表面相对公正，而实则腹诽。此等堆积烟云的录史笔法，笃信怪力乱神的解说手法，是后世史家与注释家解读秦帝国历史的两大基本弊端。唯其如此弊端丛生，遂使秦帝国的种种历史真相的澄清变得分外艰难。这是后话。
依据常理解析，嬴政皇帝与随行重臣成算在胸，根本不会为谶言所动。然在表面上，帝国君臣却向外界释放了这则谶言，嬴政皇帝也正好以此谶言为白头北上巡边。这当如何解释？若果然如郑玄所言，看作帝国君臣愚昧不识天机，诚可笑也。显然，这是帝国君臣的将计就计你要出谶言么，我便正好借此反击胡人，做好这件最该做的大事。
当然，嬴政皇帝在东部的时日，也非全然耗费在求仙事上。毕竟，天下皆知嬴政皇帝勤政，若示形太过，则未免太假，总得有些许政事作为。于是，有了嬴政皇帝对燕齐旧地的迟滞工程的有力督促。这便是坏城郭、决川防。碣石之地，正当旧燕赵齐三国拉锯地带，要塞林立，川防累累，相互攻防，相互淹决，堪称天下川防为害最烈之地。尽管此时中原川防已经顺利疏通，然此地却是迟滞了许多。嬴政皇帝就此彻底解决，正好一举两得。诸般工程雷厉风行地开始之后，随行群臣会商，又在巨大的碣石门上刻下了一篇千古文字，说的主要是帝国新政中的民生工程，刻石文如下：
碣石门刻文
遂兴师旅，诛戮无道，为逆灭息。武殄暴逆，文复无罪，庶心成服。
惠论功劳，赏及牛马，恩肥土域。皇帝奋威，德并诸侯，初一泰平。
堕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地势既定，黎庶无繇，天下成抚。
男乐其畴，女修其业，事各有序。惠被诸产，久并来田，莫不安所。
群臣诵烈，请刻此石，垂著仪矩。
列位看官留意，这篇碣石门刻文中值得注意的新提法是“德并诸侯”。与此相联，从上次大巡狩的之罘刻石文、东观刻石文开始，帝国宣教中开始强调秦政的德行。而在第一次大巡狩的刻石文中，功业叙述与新政内容叙述为主，正面强调皇帝之德者很是浅淡，琅邪刻石文仅云：“皇帝之德，存定四极。”显然，并没有将皇帝之德扩展到一统之前。这次不同，将平定六国第一次提为“德并诸侯”。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当然，此前的之罘山刻石文已经开始向彰显皇帝之德靠近，但尚不鲜明，其文辞为“奋扬武德”，东观文辞则为“皇帝明德”。然则，都没有从总体上将统一天下、开创文明的大功业归结为“德”的力量。这次的“德并诸侯”四个字，显然是大大地彰显了德功德政。马上将要看到的第五次，也就是最后一次大巡狩的会稽山刻石文，对“德”也同样做了鲜明强调，文辞为：“皇帝休烈，平一宇内，德惠修长……圣德广密，六合之中，被泽无疆。”
这一宣教转折，是帝国君臣在反复辟中的策略转变。
秦奉法治，更兼为政求实，对王道德政历来嗤之以鼻。虽然，秦政理念认为法治才是真正的德政爱民；但是，由于王道德政已经成为先秦治国理论的一大流派，且其主旨与法家格格不入，故而秦政从来不屑提起德功德政，更不言德治。此时为何有此一变？根基在时势之变也。秦一天下之后，六国贵族与儒家门派对秦政的攻讦有一轴心言论，便是“暴政失德”。这一攻讦性评判，既因秦政文告从来不屑言及德政而使民众有所惶惑，又因复辟势力的日渐活跃而大有加剧之势；尤其是焚书坑儒之后，秦不言德，似乎已经成了秦政本身无德的一个表征。对此，政治嗅觉极为敏锐的帝国第一代君臣不可能没有觉察。当此之时，正面涉及秦之德政，自然成为一种时势所必须的策略，一种反击复辟的宣教方略，而非秦政真正与迂腐的王道德政同流合污。
纵观嬴政皇帝的历次大巡狩，其艰难险阻每每令人惊叹不已。
嬴政皇帝之大巡狩，跋山涉水屡抵边陲，却从来没有涉足过富庶繁盛之地。每次出巡，中原的洛阳大梁新郑的风华地带都是必经之路，却没有一条史料记载过嬴政皇帝在此间的逗留。旧齐之临淄，更是天下赫赫大都。嬴政皇帝两赴旧齐滨海，却都没有进入临淄。东临碣石，濒临燕国，嬴政皇帝也没有去燕都蓟城徜徉一番。五次大巡狩，第一次赴陇西北地与上郡，三地俱为蛮荒边陲，俱为连绵大山，路况最差，气候最恶，又兼有匈奴游骑袭击之风险，安有舒适可言哉！第二次大巡狩，几乎整整一年皇帝都在外颠簸。登泰山封禅，而骤逢“风雨暴至”，以至只有在五棵大树下避雨。当代人皆知，雷电风雨之中在大树下避雨是极为危险的，而其时之嬴政皇帝不知此等科学道理，幸未被雷电击中，何其大险也！后过江水，则“逢大风，几不得渡”，连随身玉璧也颠簸沉入江水。再从湘水登衡山，“遇风浪，几败溺”，也就是说，险遭沉船而淹死。因有此等大险，所以这次大巡狩“至此山而免”，才踏上了归程。
如此奔波一年，刚刚过了冬天，嬴政皇帝又立即再度出巡。这第三次大巡狩更险，方出函谷关，便在三川郡博浪沙路段突遭大谋杀旧韩世族公子张良带其结交的力士，以一百二十斤大铁椎猛击行刺！若非误中副车，嬴政皇帝很可能就此归天了。归来途中，嬴政皇帝为一睹当年长平大战之胜迹，硬是舍弃了相对舒适平坦的河内大道，而穿越了崇山峻岭的上党山地，其崎岖艰难无须描述。年余之后，嬴政皇帝微服出巡关中，夜行兰池宫外，又突遭数名刺客截杀。《史记·秦始皇本纪》对遇刺险境只有淡淡两字：“……见窘。”就实而论，随行有四名高手武士力战护卫，尚且陷入窘迫之境，可见其性命之险！
第四次长距离大巡狩，又是直接抵达滨海之碣石门。那时的滨海地带，是人迹罕至的荒莽边陲，与今日之沿海万不能同日而语，其艰难险阻多矣！碣石门事完，嬴政皇帝又奔西北而去，进入匈奴流窜的北边之地巡视，部署完军政大略后，又从河西高原的荒莽上郡返回咸阳。
后世皆知，秦帝国之驰道、直道、郡县官道相交错，交通网络已经是前所未有的便捷。若嬴政皇帝的大巡狩只走大道，应该是极为快捷且相对舒适的。然实际情形却恰恰相反，嬴政皇帝足迹所过，十有八九都是没有大道的险山恶水，其迂回绕远自不待言，其艰脸难行更是亘古未见。姑且以大数计之，平均每次大巡狩以万里上下计，则五次大巡狩便是五万里上下。若再加上秦王时期的三次出行，七八万里之数当不为夸大也。在以畜力车马为交通工具的时代，在华夏山川之绝大部分尚未开发的时代，要走完七八万里山水险地谈何容易。
嬴政皇帝五十岁劳碌力竭，岂非古今君王之绝无仅有哉！
注释：
①此三篇刻石，皆以韵断意。《史记·秦始皇本纪·索隐》云，前两篇为三旬一韵，琅邪台文为两句一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