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6-10 01:35
隆冬之時，嬴政皇帝開始了最後一次大巡狩的秘密謀劃。
對於嬴政皇帝的巡狩，天下已經很熟悉了。平定天下之後的短短十年裏，皇帝已經四次巡狩天下了。若從秦王時期的出行算起，則自秦王十三年開始，嬴政的出行與巡狩總共八次，一統之前的秦王出行視政三次，一統之後的皇帝巡狩五次。大要排列如下：
秦王十三年〔公元前234年〕，時年嬴政二十六歲，第一次東出視政到河外三川郡。其時，桓碕大勝趙軍於河東郡，殲趙軍十萬，殺趙將扈輒。嬴政趕赴大河之南，主要是會商部署對三晉進一步施壓。就秦之戰略而言，秦王這次出行，實際是滅六國大戰的前奏。
秦王十九年〔公元前228年〕，時年嬴政三十二歲。其時，王翦大軍滅趙。嬴政第二次東出趕赴邯鄲，後從太原、上郡歸秦。這次出行兩件大事：一則處置滅趙善後事宜並重遊童年故地，二則會商滅燕大計。
秦王二十三年〔公元前224年〕，時年嬴政三十六歲。其時，王翦大軍滅楚。嬴政第三次東出，經過陳城，趕赴郢都，並巡視江南楚地，會商議決進軍閩越嶺南大事。
依照傳統與帝國典章，嬴政即皇帝位後的出行稱之為巡狩。
巡狩者何？【孟子·梁惠王下】云：『天子適諸侯日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也就是說，就形式而言，巡狩並非秦典章首創，而是自古就有的天子大政，夏商周三代尤成定製。【尚書·堯典】、【史記·五帝本紀】、【禮記·王制】、【國語·魯語】等文獻，都不同程度地記載了這種巡狩政治的具體方面。大要言之，在以征伐、祭祀為根本大政的古代，巡狩的本意是天子率領護衛大軍在疆域內視察防務、會盟諸侯、督導政事、祭祀神明。然從實際方面看，春秋之前的天子巡狩，其實際內容主要在三個方面：一則祭祀天地名山大川，二則會盟諸侯以接受貢獻，三則遊歷形勝之地。就其行止特徵而言，一則以舒適平穩，一則以路途短時間短，一則以輕鬆遊覽。真正地跋涉艱險，將巡狩當做實際政事而認真處置，且連續長時間長距離地大巡狩，唯嬴政皇帝一人做到了。
第一次大巡狩是滅六國的次年，始皇帝二十七年〔公元前220年〕，時年嬴政四十歲。這次是出巡隴西、北地兩郡，一則巡視西部對匈奴戰事，二則北部蒙恬軍大舉反擊匈奴事。這次出巡的路線是：咸陽陳倉上邦臨洮北地返經雞頭山經回中宮入咸陽。這次路程不長，然全部在山地草原邊陲行進，且多有匈奴襲擊的可能性危險，其艱難險阻自不待言。
第二次大巡狩，在始皇帝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時年嬴政四十一歲。
這次大巡狩的路線是：咸陽河外嶧山泰山琅邪彭城湘山衡山長江安陸南郡入武關歸秦。從路程之遙與沿途舉措之多看，大體是初春出初冬歸，堪堪一年。這次大巡狩的主要使命，是宣示大秦新政之成效，確立帝國威權之天道根基。是故，其最主要舉措是四則：其一，嶧山刻石以宣教新政文明；其二，泰山祭天封禪，梁父刻石，以當時最為神聖的大典，確立帝國新政的天道根基；其三，登之罘山，刻石宣教以威懾逃亡遁海之復辟者；其四，作琅邪台並刻石，系統全面地宣教新政文明。
列位看官留意，這個偉大帝國的直接史料在後來的戰亂中消失幾盡，帝國華夏大地所留下的實際遺蹟便成為彌足珍貴的直接史料。譬如嶧山刻石文、之罘山第一次刻石文皆未見於【史記】，對於非常注重言論記載的太史公而言，絕不會有意疏漏，完全可能是司馬遷時已經湮滅，或被掩蓋隱藏，而後世重新得以發現。唯其彌足珍貴，不妨錄下三篇刻石文辭①，以窺帝國風貌
嶧山刻石文
皇帝立國，維初在昔，嗣世稱王。討伐亂逆，威動四極，武義直方。
戎臣奉詔，經時不久，滅六暴強。廿有六年，上薦高號，孝道顯明。
既獻泰成，乃降專惠，親巡遠方。登於嶧山，群臣從者，咸思悠長。
追念亂世，分土建邦，以開爭理。攻戰日作，流血於野，自泰古始。
世無萬數，弛及五帝，莫能禁止。乃今皇帝，一家天下，兵不復起。
災害滅除，黔首康定，利澤長久。群臣誦略，刻此樂石，以著經紀。
梁父刻石文
皇帝臨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飭。廿有六年，初並天下，罔不賓服。親巡遠方黎民，登茲泰山，周覽東極。從臣思跡，本原事業，祗誦功德。治道運行，諸產得宜，皆有法式。大義休明，垂於後世，順承勿革。皇帝躬聖，既平天下，不懈於治。夙興夜寐，建設長利，專隆教誨。訓經宣達，遠近畢理，咸承聖志。貴賤分明，男女禮順，慎遵職事。昭隔內外，靡不清靜，施於後嗣。化及無窮，遵奉遺詔，永承重戒。
琅邪台刻石文
維廿八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萬物之紀。以明人事，合同父子。
聖智仁義，顯白道理。東撫東土，以省卒事。事已大畢，乃臨於海。
皇帝之功，勤勞本事。上農除末，黔首是富。普天之下，專心揖志。
器械一量，同書文字。日月所照，舟輿所載。皆終其命，莫不得意。
應時動事，是維皇帝。匡飭異俗，陵水經地。優恤黔首，朝夕不懈。
除疑定法，成知所辟。方伯分職，諸治經易。舉錯必當，莫不如畫。
皇帝之明，臨察四方。尊卑貴賤，不逾次行。奸邪不容，皆務貞良。
細大盡力，莫敢怠荒。遠邇辟隱，專務肅莊。端直敦忠，事業有常。
皇帝之德，存定四極。誅亂除害，興利致富。節事以時，諸產繁殖。
黔首安寧，不用兵戈。六親相保，終無賊寇。歡欣奉教，盡知法式。
六合之內，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盡北戶。東有東海，北過大夏。
人跡所至，無不臣者。功蓋五帝，澤及牛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
琅邪台刻石文之後，附記了這篇最長刻石文產生的經過：李斯王賁等十一位隨皇帝出巡的大臣在『海上』會商，一致認為古之帝王地狹民少動盪不休，尚能刻石為紀，今皇帝並一海內天下和平，天下相與傳頌皇帝功德，更該刻於金石以為表經。於是，產生了這篇專一地全面地敘述滅六國之後帝國新政舉措的文辭。
列位看官留意，這三篇刻石文極易被看做歌功頌德之辭，而忽視了它對歷史真相真實記載的史料價值。就後世史家對秦史的研究而言，至少忽視了琅邪台刻石文中的兩處事實：其一是『器械一量』一句。所謂器械，衣甲兵器也；所謂一量，統一規定形制尺寸重量也。這一事實是說，秦在統一文字、統一度量衡等等之外，還有一個統一，這就是統一大軍裝備的形制尺度與重量。在諸多史家〔包括軍事史、兵器史等專史〕與文化人的知識認定裏，都以為兵器衣甲裝備的標準化是從宋代開始的，因為，歷代兵書中，只有宋代編定的【武經總要】規定了各種兵器的尺寸重量。對秦帝國的兵器裝備標準化，既往的通常說法是史料無載，一直到當代考古學者在秦兵馬俑中發現了大量尺寸、重量、形制同一的箭鏃，方才提出了這一理念。事實上，琅邪台刻石文中的『器械一量』便是確實無誤的史料。而且，刻文中將『器械一量』與『同書文字』並列，可見其重要。【史記·秦始皇本紀·正義】對此條的解釋是：『內成曰器，甲冑兜鍪之屬。外成曰械，戈矛弓戟之屬。一量者，同度量也。』所指意涵非常明確。只不過因為種種原因，被人忽視而沒有作為公認史料提出罷了。其二是『六親相保，終無賊寇。』當代人大多激烈抨擊秦政中的連坐制，幾乎沒有哪個史家或學人提出連坐制在當時的實際意義。這一條給我們展示了秦帝國自家的實際解釋：連坐制的實際意義在於『六親相保』，其實際效果則是『終無賊寇』。也就是說，起於戰時管制的秦法連坐制，通過相互舉發犯罪，而達到共同防止犯罪，進而族人親人互相保護的目標。對於社會總體效果而言，沒有人犯罪了，自然也就沒有賊寇這種罪犯了。因為這一實際效果，秦統一中國之後，連坐制非但沒有廢除，反而是推向了整個華夏。自秦之後，後世斷續沿用連坐制而始終不能徹底丟棄，應該說，這種實際效果起了決定性作用，尤其在戰時社會。
就是在這次大巡狩濱海之行的後期，盧生徐福等幾個方士第一次上書皇帝，萬分肅穆地說海中有三座神山：蓬萊、方丈、瀛洲，上有仙人居之，請求攜帶童男童女出海求仙。從一個方面說，始皇帝親臨大海，眼見其壯闊遼遠，對流傳久遠的海中有仙之傳聞不可能完全拒絕相信，更兼其時嬴政皇帝的暗疾已時常發作，遂允准了盧生徐福之請，准許其籌劃出海求仙。從另一方面說，其時六國貴族多有逃亡，許多貴族後裔都逃遁到海島藏匿；嬴政皇帝完全可能以方士求仙為名目，派出精幹斥候於護衛求仙的軍士之中，以求查勘貴族藏匿之真實情形。
第三次大巡狩，在始皇帝二十九年〔公元前218年〕，時年嬴政四十二歲。
這次大巡狩的路線是：咸陽三川郡〔在陽武博浪沙遇刺〕膠東郡之罘山琅邪台返經恆山經上黨西渡河入秦。從時間看，是仲春〔二月〕出發，大約在立冬前後歸秦，也是堪堪一年。這次大巡狩與上次緊緊相連，其使命大體也與上次大體相同。始皇帝第二次抵達海濱，登臨之罘山，留下了兩篇刻石文字，其內容與嶧山石刻大同小異。這次大巡狩中發生的最大一件事，是三川郡陽武縣博浪沙路段的刺殺皇帝事件。這一事件的真相後來見諸於史冊：舊韓公子張良攜力士埋伏道側壕溝，以一百二十斤大鐵椎猛擲嬴政皇帝座車，結果誤中副車，刺殺未遂。但在當時，罪犯逃匿了，真相一直不明。嬴政皇帝下令在四周大搜查了十日，也沒有緝拿到罪犯。
也就是說，這件震驚天下的大謀殺，案件當時並未告破。
為此，這次大謀殺給帝國君臣敲響了復辟勢力已告猖獗的警鐘，將帝國君臣從『天下和平』、『靡不清靜』的時勢評估中解脫了出來。時隔年余，嬴政皇帝微服出行關中，夜行蘭池宮外，又遭數名刺客突襲。若非隨行四武士力戰擊殺刺客，嬴政皇帝也許那一次就真的被復辟勢力吞沒了。博浪沙大謀殺事件，蘭池宮逢盜遇刺事件，是帝國新政的一個重大轉折點。此後，嬴政皇帝與帝國權力的注意力，發生了一個極為重要的轉折性變化從全力關注構建文明盤整天下，轉為關注對復辟暗潮的查勘，終於導致了三年之後〔始皇帝三十四年〕對復辟勢力的公開宣戰。從大巡狩而言，博浪沙大謀殺事件，也導致了嬴政皇帝出巡使命的重大改變從相對簡單的新政宣教，轉變為巡邊、震懾復辟與督導實際政務三方面。這一轉變，從馬上就要到來的又一次大巡狩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軌跡。
第四次大巡狩，在始皇帝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時年嬴政四十五歲。
這次大巡狩的路線是：咸陽經舊趙之地入舊燕之地遼西郡碣石返回再經燕趙舊地經上郡進入邊地巡視北邊南下歸秦。這次大巡狩在史料中記載得最為簡單，然實際意涵卻最為豐富，主要大事是：碣石宣教新政，督導遲滯工程〔壞城郭，決川防〕，部署求仙事，巡視九原並部署反擊匈奴戰事。若將史料殘留的『點』聯結起來，這次大巡狩的實際作為，則立即清楚地表現出內在的軌跡這次大巡狩，無疑是嬴政皇帝即將實施的內外戰略的預備舉措。這個內外戰略是：對外大舉反擊匈奴，對內大舉鎮壓復辟。這兩個大戰略，是緊密相連的一個整體：鎮壓復辟必須以肅清長期邊患為保證，鞏固邊地又必須以整肅內政為根基。
儘管史料對嬴政皇帝的北巡只有最簡單的九個字：『始皇巡北邊，從上郡入。』然只要將前後事件通聯，這九個字的分量便大大的不同了。就事實說，匈奴長期為患北邊，此時的秦軍已經退守到九原黃河以南的北地郡與上郡駐紮，連緊靠大河的『河南地』也成了匈奴的不固定領地。要一舉佔據河南地，並掃滅陰山草原的匈奴主力，將匈奴部族驅趕得遠離華夏，便要大舉殲滅匈奴的有生主力騎兵；而要真正做到一舉大勝，沒有通盤的戰略籌劃是不可能的。此時的九原直道尚未修成，糧秣兵器仍得通過上郡輸送，諸方協同尤其要緊。事實上，正是在這次北巡之中，嬴政皇帝與蒙恬、扶蘇等協同各方會商部署，最終議決：來年大舉反擊匈奴，戰勝之後立即開始修築長城。第二年的事實進展，幾乎是完全地依照嬴政皇帝的戰略籌劃完成了。
唯其了解這一軸心目標，立即便可明白：所謂東遊碣石，所謂部署求仙，全然是政道示形之法。用今日語言說，是造勢以惑人。惑誰？自然是惑匈奴，惑一切有可能窺見其真實戰略意圖的內外敵對勢力。唯其惑人，嬴政皇帝在這次大巡狩的東部之行中，將求仙之事鋪排得很大，而且大舉鋪排了兩次：第一次，公然地隆重地派遣盧生出海，訪求兩位傳說中的古仙羨門古仙、高誓古仙；第二次，嬴政皇帝即將離開東部之前，又大張旗鼓地派遣韓終、侯公、石生三人率船隊出海，求仙人不死之藥。
之後，嬴政皇帝的車騎儀仗銷聲匿跡了。
百年之後的司馬遷，尚且只能留下九個字。此足以說明，直到後來的西漢時期，人們僅僅知道嬴政皇帝那次去了北地巡邊，至於究竟在巡邊中做了些什麼，卻一無所知。不是司馬遷不想記述，而是因為沒有依據。這成為了一個永遠湮沒了的秘密。
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是：在嬴政皇帝離開東部之前，此前被派出求仙的盧生入海歸來了。盧生求仙無着，卻帶回了那則載於史冊的『亡秦者胡也』的著名讖言。這則讖言的形式載體很是不清楚，只說是『圖書』。若依據傳統分析，這則預言當是圖讖形式，也就是某種皮張上畫有一幅意向模糊的圖畫，旁邊一句字跡古奧而含意似明不明的一句讖言。這幅畫究為何物，已不得而知了。然這句讖言，卻是明白無誤地被記載了下來。
這件事至少說明：其一，嬴政皇帝在東部碣石逗留的時間不會很短，估計至少兩個月上下，否則以古代船隻之航速盧生不可能完成往返。最大的可能是，嬴政皇帝在有意等候。之所以如此，完全是要教天下認定：皇帝東遊只是要求仙，別無他事。其二，天下復辟勢力也關注着邊患，企圖借匈奴之力火中取栗，有意製造了這則讖言，藉以擾亂嬴政皇帝心神，並激發秦軍早日與匈奴大戰。因為，在六國貴族看來，匈奴正在強大之時，而秦軍正在多年大戰後的疲弱之期。與強大的匈奴開戰，時日越早，對秦軍越是不利。若秦軍主力一旦戰敗，則復辟勢力自可趁機大舉起事。
以帝國第一代君臣之雄才大略，不可能看不透如此淺薄的伎倆，更不可能如【史記·集解】中東漢經學家鄭玄所解釋得那般荒唐：『胡，胡亥，秦二世名也。秦見圖書，不知此為人名，反備北胡。』距始皇帝僅百年之遙的司馬遷，自然清楚這則讖言之實際所指，更不可能不知道秦二世之名，然卻相對暖昧了許多，只錄讖言，而不直說因果關係，只在記載讖言之後說了事實：『始皇乃使蒙恬發兵……』雖然，司馬遷的指向顯然也與鄭玄相同，然卻硬是不明說。這裏顯然有兩個原因：一則是司馬遷『信則存信，疑則存疑』的相對嚴肅的治史態度，自知此等說法荒誕不經，遂不予置評；二則是司馬遷基於西漢時期之大勢，對秦帝國的歷史只能是表面相對公正，而實則腹誹。此等堆積煙雲的錄史筆法，篤信怪力亂神的解說手法，是後世史家與注釋家解讀秦帝國歷史的兩大基本弊端。唯其如此弊端叢生，遂使秦帝國的種種歷史真相的澄清變得分外艱難。這是後話。
依據常理解析，嬴政皇帝與隨行重臣成算在胸，根本不會為讖言所動。然在表面上，帝國君臣卻向外界釋放了這則讖言，嬴政皇帝也正好以此讖言為白頭北上巡邊。這當如何解釋？若果然如鄭玄所言，看作帝國君臣愚昧不識天機，誠可笑也。顯然，這是帝國君臣的將計就計你要出讖言麼，我便正好藉此反擊胡人，做好這件最該做的大事。
當然，嬴政皇帝在東部的時日，也非全然耗費在求仙事上。畢竟，天下皆知嬴政皇帝勤政，若示形太過，則未免太假，總得有些許政事作為。於是，有了嬴政皇帝對燕齊舊地的遲滯工程的有力督促。這便是壞城郭、決川防。碣石之地，正當舊燕趙齊三國拉鋸地帶，要塞林立，川防累累，相互攻防，相互淹決，堪稱天下川防為害最烈之地。儘管此時中原川防已經順利疏通，然此地卻是遲滯了許多。嬴政皇帝就此徹底解決，正好一舉兩得。諸般工程雷厲風行地開始之後，隨行群臣會商，又在巨大的碣石門上刻下了一篇千古文字，說的主要是帝國新政中的民生工程，刻石文如下：
碣石門刻文
遂興師旅，誅戮無道，為逆滅息。武殄暴逆，文復無罪，庶心成服。
惠論功勞，賞及牛馬，恩肥土域。皇帝奮威，德並諸侯，初一泰平。
墮壞城郭，決通川防，夷去險阻。地勢既定，黎庶無繇，天下成撫。
男樂其疇，女修其業，事各有序。惠被諸產，久並來田，莫不安所。
群臣誦烈，請刻此石，垂著儀矩。
列位看官留意，這篇碣石門刻文中值得注意的新提法是『德並諸侯』。與此相聯，從上次大巡狩的之罘刻石文、東觀刻石文開始，帝國宣教中開始強調秦政的德行。而在第一次大巡狩的刻石文中，功業敘述與新政內容敘述為主，正面強調皇帝之德者很是淺淡，琅邪刻石文僅云：『皇帝之德，存定四極。』顯然，並沒有將皇帝之德擴展到一統之前。這次不同，將平定六國第一次提為『德並諸侯』。這是一個很大的變化。當然，此前的之罘山刻石文已經開始向彰顯皇帝之德靠近，但尚不鮮明，其文辭為『奮揚武德』，東觀文辭則為『皇帝明德』。然則，都沒有從總體上將統一天下、開創文明的大功業歸結為『德』的力量。這次的『德並諸侯』四個字，顯然是大大地彰顯了德功德政。馬上將要看到的第五次，也就是最後一次大巡狩的會稽山刻石文，對『德』也同樣做了鮮明強調，文辭為：『皇帝休烈，平一宇內，德惠修長……聖德廣密，六合之中，被澤無疆。』
這一宣教轉折，是帝國君臣在反覆辟中的策略轉變。
秦奉法治，更兼為政求實，對王道德政歷來嗤之以鼻。雖然，秦政理念認為法治才是真正的德政愛民；但是，由於王道德政已經成為先秦治國理論的一大流派，且其主旨與法家格格不入，故而秦政從來不屑提起德功德政，更不言德治。此時為何有此一變？根基在時勢之變也。秦一天下之後，六國貴族與儒家門派對秦政的攻訐有一軸心言論，便是『暴政失德』。這一攻訐性評判，既因秦政文告從來不屑言及德政而使民眾有所惶惑，又因復辟勢力的日漸活躍而大有加劇之勢；尤其是焚書坑儒之後，秦不言德，似乎已經成了秦政本身無德的一個表徵。對此，政治嗅覺極為敏銳的帝國第一代君臣不可能沒有覺察。當此之時，正面涉及秦之德政，自然成為一種時勢所必須的策略，一種反擊復辟的宣教方略，而非秦政真正與迂腐的王道德政同流合污。
縱觀嬴政皇帝的歷次大巡狩，其艱難險阻每每令人驚嘆不已。
嬴政皇帝之大巡狩，跋山涉水屢抵邊陲，卻從來沒有涉足過富庶繁盛之地。每次出巡，中原的洛陽大梁新鄭的風華地帶都是必經之路，卻沒有一條史料記載過嬴政皇帝在此間的逗留。舊齊之臨淄，更是天下赫赫大都。嬴政皇帝兩赴舊齊濱海，卻都沒有進入臨淄。東臨碣石，瀕臨燕國，嬴政皇帝也沒有去燕都薊城徜徉一番。五次大巡狩，第一次赴隴西北地與上郡，三地俱為蠻荒邊陲，俱為連綿大山，路況最差，氣候最惡，又兼有匈奴游騎襲擊之風險，安有舒適可言哉！第二次大巡狩，幾乎整整一年皇帝都在外顛簸。登泰山封禪，而驟逢『風雨暴至』，以至只有在五棵大樹下避雨。當代人皆知，雷電風雨之中在大樹下避雨是極為危險的，而其時之嬴政皇帝不知此等科學道理，幸未被雷電擊中，何其大險也！後過江水，則『逢大風，幾不得渡』，連隨身玉璧也顛簸沉入江水。再從湘水登衡山，『遇風浪，幾敗溺』，也就是說，險遭沉船而淹死。因有此等大險，所以這次大巡狩『至此山而免』，才踏上了歸程。
如此奔波一年，剛剛過了冬天，嬴政皇帝又立即再度出巡。這第三次大巡狩更險，方出函谷關，便在三川郡博浪沙路段突遭大謀殺舊韓世族公子張良帶其結交的力士，以一百二十斤大鐵椎猛擊行刺！若非誤中副車，嬴政皇帝很可能就此歸天了。歸來途中，嬴政皇帝為一睹當年長平大戰之勝跡，硬是捨棄了相對舒適平坦的河內大道，而穿越了崇山峻岭的上黨山地，其崎嶇艱難無須描述。年余之後，嬴政皇帝微服出巡關中，夜行蘭池宮外，又突遭數名刺客截殺。【史記·秦始皇本紀】對遇刺險境只有淡淡兩字：『……見窘。』就實而論，隨行有四名高手武士力戰護衛，尚且陷入窘迫之境，可見其性命之險！
第四次長距離大巡狩，又是直接抵達濱海之碣石門。那時的濱海地帶，是人跡罕至的荒莽邊陲，與今日之沿海萬不能同日而語，其艱難險阻多矣！碣石門事完，嬴政皇帝又奔西北而去，進入匈奴流竄的北邊之地巡視，部署完軍政大略後，又從河西高原的荒莽上郡返回咸陽。
後世皆知，秦帝國之馳道、直道、郡縣官道相交錯，交通網絡已經是前所未有的便捷。若嬴政皇帝的大巡狩只走大道，應該是極為快捷且相對舒適的。然實際情形卻恰恰相反，嬴政皇帝足跡所過，十有八九都是沒有大道的險山惡水，其迂迴繞遠自不待言，其艱臉難行更是亙古未見。姑且以大數計之，平均每次大巡狩以萬裏上下計，則五次大巡狩便是五萬裏上下。若再加上秦王時期的三次出行，七八萬裏之數當不為誇大也。在以畜力車馬為交通工具的時代，在華夏山川之絕大部分尚未開發的時代，要走完七八萬裏山水險地談何容易。
嬴政皇帝五十歲勞碌力竭，豈非古今君王之絕無僅有哉！
注釋：
①此三篇刻石，皆以韻斷意。【史記·秦始皇本紀·索隱】云，前兩篇為三旬一韻，琅邪台文為兩句一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