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六回 仁严兼济 治军风范

岳飞自建炎三年独立成军后，一直以“纪律严明，秋毫不犯”，^《1》“兵不犯令，民不厌兵”，^《2》而著称于世。岳飞在军界初露头角之际，给人印象最深的，尚不是战功，而是军纪。岳飞于绍兴元年曾对张俊说：

“用兵者无他，仁、信、智、勇、严五事，不可不用也。有功者重赏，无功者重罚，行令严者是也。”^《3》

关于为将之“五德”，并非岳飞的发明，在《孙子》兵法中早已有之。孙武说：

“将者，智、信、仁、勇、严也。”^《4》

岳飞将“五德”的次序有所调整，而将“仁”字放在第一位，应是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岳飞在奏中曾说：

“臣闻正己然后可以正物，自治然后可以治人。”^《5》

岳飞治军，主要还是以“廉”字“正己”“自治”，以“仁”和“严”字“正物”“治人”。

岳飞的出身和经历，使他熟知百姓受军队欺压，士卒受将领凌虐的痛苦，对腐败的军政和军风深恶痛绝。他不惜用铁的手段，以维护军队的纪律和声誉。岳飞的部众原来大都是“四方亡命、乐纵、嗜杀之徒”，所以能“奉令承教，无敢违戾”，^《6》主要只能凭借刀斧棍棒之威。

绍兴元年，岳飞讨伐李成，途经徽州，有百姓控告他舅父姚某“骚扰”。岳飞当着姚氏的面，责备舅父说：

“舅所为如此，有累于飞，飞能容，恐军情与军法不能容。”

姚氏也对她所钟爱的弟弟作了一番规劝。不料姚某怀恨在心，有一回竟向岳飞施放冷箭，射中鞍桥。岳飞将姚某擒获，“自取佩刀破其心”，并向老母解释说：

“若一箭或上或下，则飞死矣。飞为舅所杀，母虽欲—日安，不可得也。所以中鞍桥者，乃天相飞也。今日不杀舅，他日必为舅所害，故不如杀之。”

姚氏也觉得此说有理，就此罢休。^《7》岳飞平时虽“恂恂若一书生”，^《8》毕竟还保留着赳赳武夫的粗豪本色。

绍兴二年破曹成时，岳家军基本上是北方人，冒着荆湖和广南的酷暑，负荷衣甲、粮食和兵器，奔袭数千里，使很多人感到“艰辛劳苦”，难以忍受，以至有四百七十八名官兵逃亡。其他部分宋军乘机招罗逃亡者，以扩大实力。岳飞认为此风不可长，上奏宋廷，要求在各支军队中“根缉收捉”逃亡者，“押赴飞军前，对众依军法号令”，使别人“不敢仿效逃窜”。宋廷为此下令，凡逃亡的使臣设赏钱三百贯，效用和军兵设赏钱一百贯，以奖励告发和搜捕。^《9》南宋初年，各军战士大致有使臣、效用和军兵三等。使臣为低品武官，因立战功而授官者甚多，统兵官名额有限，以至有官为正七品武翼大夫至武功大夫，通称“诸司正使”，官位更高于使臣，也只能“执长行身役”，即作为普通战士。^《10》

岳飞为维护军纪，有时也尽量使军人和百姓不接触或少接触，“每屯数万众，而市不见一卒，惟阅试振旅，则人始幸观之”。^《11》每到一地，岳飞“必自从十数骑周遭巡历”，检查军纪的执行情况。^《12》有一次行军，岳飞发现一所新盖的店屋上缺少一片茅草，便立即传问店主。店主说，军队并未打扰百姓，屋顶上本来就缺一片茅草。岳飞不信，下令追查，终于找到一个马军。他承认正在店中饮食，听说岳飞将至，急于上马，不慎掣下一束茅草。店主全家为之哭泣求情，才免于处斩，而责打一百军棍。^《13》岳家军行经乡村，一般都露宿在民户门外，百姓开门接纳，兵士也不敢进屋。早晨启程时，民家屋外堆放的草苇依然如旧而不乱。^《14》绍兴三年，岳飞赴吉州和虔州“征群盗”，经庐陵县，一些军士借宿廛市的民家。天明以后，便主动为主人洒扫门宇，洗涤盆盎，然后整装出发。吉州知州要为岳飞饯行，不料他已混杂在偏裨之中，不辞而别。^《15》

岳飞以严格的军法约束其官兵，“有践民稼，伤农功，市物售直不如民欲之类，其死不贷”。“取人一钱者，必斩”。有一个兵士因为取民家一缕麻，束缚刍草，岳飞追查盘问后，立即将他斩首。有个兵士向湖口县人项某购买薪柴，项某“爱其不扰”，自愿少收二文钱，这个兵士一定不肯，说：

“吾可以二钱易吾首领耶?”^《16》

经过成年累月严格军纪的实践，岳家军逐渐概括出两句著名的口号：

“冻杀不拆屋，饿杀不打虏。”^《17》

南宋初年，财政拮据，军士们菲衣恶食，生计艰窘。由于钱粮供应不足或不及时，军队断炊、缺衣等情况，是经常发生的。绍兴二年，岳家军破曹成后屯驻江州，“钱粮阙乏”，“致本军杀马，剪发，卖鬻妻、子”，以“博易米斛”，但居然并未发生抢掠事件，后将部分军队移屯于筠州、临江军、兴国军等地，方得以度过难关。^《1》“冻杀不拆屋，饿杀不打虏”的口号，正是岳家军在忍饥受冻的情势下，仍大致维持军纪的真实写照。

岳飞治军虽严，却严而不酷。他对部属，对百姓，甚至对降敌，都贯穿着儒家倡导的“仁心爱物”的理念。^《2》他严禁军队抢劫和骚扰百姓，正是体现他的“恤民”精神。^《3》

有一回，他看到提辖官鞭打军士，就立即制止，说：

“且教训之，勿轻笞辱也。”^《4》

在宋时的军队中，长官“笞辱”军士，本是屡见不鲜的事，而岳飞却采取慎重的态度。裨将杨贵的一个兵士擅离队伍，杨贵大怒，将他脔割致死。岳飞调查此事，说：

“擅离队伍，罪未至是，汝当以死偿之！”

他当即脱下自己的衣服，以收敛这个兵士的尸身。杨贵惶恐万分，经众将“罗拜祈免”，岳飞才允许杨贵立功赎罪。^《5》

在物质供应十分菲薄和匮乏的情况下，岳飞特别注意抚恤军卒。他“奉己至薄”，经常与最下等的军士共餐。酒肉一定均分部属，如果酒太少，则搀水共啜。行军时，逢军士露宿，自己不入馆舍；出戍或出征时，命妻子李娃遍访将士家属，嘘寒问暖，以金帛周济；战斗时，只简单要求军士“手执得枪住，口有唾得咽，则已是勇也”，而常“自为旗头，身先士卒”，“亲冒矢石”，“摧精击锐，不破不止”。伤病者则亲自慰问，甚至亲手调药；战死者则吊唁尽哀，抚育孤寡，“或以子婚其女”。岳飞大儿媳巩氏或二儿媳温氏之父，即是“死事者”。^《6》

岳飞重视对军队的爱国主义教育。每次“临戎誓众”，他“言及国家之祸”，往往“仰天横泗，气塞莫能语”，兵士们都欷歔感奋，愿效死力。^《7》岳飞的努力取得相当的成功。在恶浊的社会环境中，岳家军当然不可能弊绝风清。但一般说来，贪污舞弊的行为尚能得到制裁，没有发展到很严重的程度。^《8》幕僚黄纵看到一名兵士，在严寒的天气里只穿一件单麻布衫，便问他：

“汝怨乎?”

这个兵士回答：

“不怨也。他军所得请给，则有减克。又如科作纳袄之类，自身虽暖，老小则冻馁矣。宣抚则不然，所请食钱若干，不减一钱，听士自用之。某自因家累重而费之，非在上者有克于我也，何怨之有。”^《9》

由于岳飞仁严兼济，恩威并施，“小善必赏，小过必罚”，“勤惰必分，功过有别”，^《10》故在岳家军中，养成了—种雷厉风行的军风，令下如山倒，“御众得其死力”。岳飞在庐州，“遣骑驰奏”，恰遇大江“风暴禁渡”，别人制止这名骑士渡江，这名骑士却说：

“宁为水溺死，不敢违相公令。”

便自驾一叶轻舟，出没狂风巨浪之中，终于抵达彼岸。^《11》故人称凡是在岳飞“麾下者，人百其勇”。^《12》这固然是夸张之词。但是，由于主将品格的差异，管教的不同，而形成军队素质和战斗力的差距，却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在中国古代，军政腐败，军纪放纵，是司空见惯的。军队战胜，须以掳掠维系士气；军队战败，须以抢劫平息怨愤。当时纵暴记录最多的是张俊军，号称“自在军”。^《13》岳飞严明军纪，整肃军政，端正军风，是一种罕见的难能可贵的特例。这固然是时代之所需，抗金之所需，也是与岳飞个人的理想、抱负、品格和特殊努力分不开的。南宋后期的吕午写诗称颂说，“当年惟说岳家军，纪律森严孰与邻。师过家家皆按堵”，“威名千古更无敌”。^《14》的确，岳飞的治军，无疑在中国军事史上是一大贡献。他自己也对本军的素质感到自豪，曾说：

“某之士卒真可用矣!”^《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