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8-19 21:47
自绍兴八年开始的四年之间，南宋抗战派和投降派的斗争空前激烈，亦为史无前例。宋高宗和秦桧原以为推行其降金政策，麻烦是在同金朝如何讨价还价，他们似乎并未预想到会招致国内如此强烈的反对。
很多抗战派也实难测度宋高宗的用心。建炎年间，他逃窜于维扬，流亡至海上，国势危如累卵，向金朝告哀祈和，尚可说是迫不得已。如今国威既振，强敌屡败，不与金朝和议，依然可稳居帝位，为什么非要向杀父之仇人屈膝求和不可。“高宗之为计也，以解兵权而急于和”，《1》此说是有相当道理的。当然，末高宗身为万乘之主，“膺无敌之贵，享无伦之富”，而甘心情愿受旷古未有之耻，忍旷古未有之辱，《2》这应与他个人的品格，欲当太平风流天子的心理等有关。
宋高宗的屈膝求和政策，自然违背大多数人的意愿和利益，然而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下，皇帝的独夫之志，却可逆万众之心而行，对和战的大政方针起决定作用。
投降派固然是由统治集团中保守的、腐朽的部分所组成，其实也是同床异梦，各怀鬼胎。就其大多数人而言，无非出自观风使舵、钻营利禄的欲念，也未必有确定的政治倾向。但是，各人狭隘动机之总和，恰好构成这个政治派别的狭隘私利。
当时的宰执共有四人，新近升为右相的秦桧自不待言。左相赵鼎和参知政事刘大中“首鼠两端”，《3》其实仍倾向于降金。赵鼎的政治倾向大致是出自害怕战争，希图苟安的心理。宋高宗的降金乞和活动开场后，“物议大讻，群臣登对，率以不可深信为言”。
宋高宗“意坚甚，往往峻拒之，或至震怒”。赵鼎便为他出谋划策说，“屈体请和，诚非美事。然陛下不惮为之者，凡以为梓宫及母、兄耳”。“但得梓宫及母、兄，今日还阙，明日渝盟，吾所得多矣”。“群臣以陛下孝诚如此，必能相谅”。《4》于是宋高宗不厌其烦地做出声泪俱下的表演，说“朕北望庭闱”，“几于无泪可挥，无肠可断，所以频遣使指，又屈己奉币者，皆以此也”。《5》
然而赵鼎同秦桧的意见并不一致，他要求顾全皇帝的一点体面，议和后的礼数不要太屈辱，还主张以黄河故道为界，而得到黄河改道前的数州之地。《6》急于求成的宋高宗却深怕和谈因此告吹，对赵鼎愈来愈不能容忍，秦桧则投其所好，得其欢心。
王庶在宰执中地位最低，又是一人对三人，却大义凛然，据理力争。他听到金使南来的消息，就奉命提前在六月赶回行朝。王庶多次上奏，他列举岳飞、韩世忠等将踊跃求战的事实，说：“观此则人情思奋，皆愿为陛下一战，望陛下英断而力行之。”他还坚决表示，绝不“签书和议文字”，“愿陛下惟责臣以修戎兵，不以讲和之事命臣”。《7》
金使兀林答赞谟乌陵思谋《8》来到临安府，与宰执们会面。赵鼎问：
“地界何如？”
他立即应答：
“地不可求而得，听大金还与汝。”
王庶目睹仇敌无比骄狂，宋高宗“反加礼意”，宰执们更是卑躬屈节，“温颜承顺”，更使他“心酸气噎”。但皇命在上，他只能对金使不看一面，不交一语，以表示抗议。《9》
宋高宗决意讲和，虽不乏力排众议的勇气，但也不能不考虑。在五大帅中，岳飞原先的资历最浅，当刘光世、韩世忠和张俊升任节度使时，他还是一个低品的偏裨。岳飞的战功和声望后来居上，使韩世忠和张俊忌妒不平。岳飞从抗金的大局出发，先后给两人写了几十封书信，殷勤致意，韩世忠和张俊都置之不理。平定杨么后，岳飞又向两人奉送人员和装备齐全的大车船各一艘。韩世忠十分高兴，从此与岳飞释嫌言欢。张俊得到那艘长三十宋丈、高五宋丈的巨舰，反而认为岳飞炫耀战功，格外恼恨。《10》
通过此次朝见和表态，岳飞和韩世忠益发情投意合，而张俊则更蓄意要排挤和陷害岳飞。
《1》王夫之《宋论》卷10。
《2》《会编》卷227何宋英上书，“自旷古来，未有受辱如朝廷也！未有忍辱如陛下也！”何宋英或作何廷英。
《3》《会编》卷187，《要录》卷122绍兴八年十月戊寅。
《4》《要录》卷120绍兴八年六月丙子。
《5》《要录》卷142绍兴十一年十一月丁巳．
《6》《要录》卷121绍兴八年七月戊戌，《忠正德文集》卷9《使指笔录》，《朱子语类》卷131。
《7》《会编》卷186，卷187，《要录》卷120绍兴八年六月戊辰，癸酉，卷121绍兴八年七月戊千，卷122绍兴八年十月戊寅。
《8》兀林答赞谟，宋人一般译为乌陵思谋，今据陈述先生《金史拾补五种》统一译名。
《9》《会编》卷183，《要录》卷120绍兴八年六月丁丑，卷121绍兴八年七月戊子。
《10》《要录》卷90绍兴五年六月丁巳，卷109绍兴七年二月丁巳，《浪语集》卷33《先大夫行状》，《石林奏议》卷10《奏乞参酌古制造战船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