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8-20 18:28
论语是这样一部书，它记载着孔子的言语行事，也记载着孔子的精干学生的言语行事。班固的汉书艺文志说：
“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
文选辩命论注引傅子也说：
“昔仲尼既殁，仲弓之徒追论夫子之言，谓之论语。”
从这两段话裹，我们得到两点概念：
《1》“论语”的“论”是“论纂”的意思，“论语”的“语”是“语言”的意思，“论语”就是把“接闻于夫子之语”“论纂”起来的意思。
《2》“论语”的名字是当时就有的，不是后来别人给它的。
关于“论语”命名的意义，后来还有些不同的说法，譬如刘熙在释名释典艺中说：“论语，记孔子与弟子所语之言也。论，伦也，有伦理也。语，叙也，叙己所欲说也。”
那么，“论语”的意义便是“有条理地叙述自己的话”。
说到这里，谁都不免会问一句：难道除孔子和他的弟子以外，别人的说话都不是“有条理的叙述”吗？如果不是这样，那“论语”这样命名有什么意义呢？可见刘熙这一解释是很牵强的。释名的训诂名物，以音训为主，其中不少牵强傅会的地方。还有把“论”解释为“讨论”的，说“论语”是“讨论文义”的书，何异孙的十一经问对便如是主张，更是后出的主观的看法了。
关于论语命名的来由，也有不同的说法。王充在论衡正说篇便说：“初，孔子孙孔安国以教鲁人扶卿，官至荆州刺史，始曰论语。”似乎是论语之名要到汉武帝时才由孔安国、扶卿给它的。这一说法不但和刘歆班固的说法不同，而且也未必与事实相合，礼记坊记中有这样一段话：
“子云：君子弛其亲之过而敬其美。论语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坊记的著作年代我们目前虽然还不能确定，但不会在汉武帝以后，是可以断言的①。因之，论衡的这一说法也未必可靠。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论语”这一书名是当日的编纂者给它命名的，意义是语言的论纂。
①吴骞经说因坊记有“论语”之称，便认它是汉人所记，固属武断；而沈约却说坊记是子思所作，也欠缺有力论证。
论语又是若干断片的篇章集合体。这些篇章的排列不一定有什么道理；就是前后两章间，也不一定有什么关连。
而且这些断片的篇章绝不是一个人的手笔。论语一书，篇幅不多，却出现了不少次的重复的章节。其中有字句完全相同的，如“巧言令色鲜矣仁”一章，先见于学而篇第一，又重出于阳货篇第十七：“博学于文”一章先见于雍也篇第六，又重出于颜渊篇第十二。又有基本上是重复只是详略不同的，如“君子不重，”学而篇第一多出十一个字，子罕篇第九只载“主忠信”以下的十四个字；“父在观其志”章，学而篇第一多出十字，里仁篇第四只载“三年”
以下的十二字。还有一个意思，却有各种记载的，如里仁篇第四说：“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宪问篇第十四又说：“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卫灵公篇第十五又说：“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如果加上学而篇第一的“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便是重复四次。这种现象只能作一个合理的推论：孔子的言论，当时弟子各有记载，后来才汇集成书。所以论语一书绝不能看成某一个人的著作。
那么，论语的作者是一些什么人呢？其中当然有孔子的学生。今天可以窥测得到的有两章。一章在子罕篇第九：
“牢曰：‘子云：吾不试，故艺。’”
“牢”是人名，相传他姓琴，字子开，又字子张这一说法最初见于王肃的伪孔子家语，因此王引之的经义述闻和刘宝楠的论语正义都对它怀疑，认为琴牢和琴张是不同的两个人。不论这一传说是否可靠，但这里不称姓氏只称名，这种记述方式和论语的一般体例是不相吻合的。因此，便可以作这样的推论，这一章是琴牢的本人的记载，编辑论语的人，“直取其所记而载之耳”日本学者安井息轩论语集说中语。另一章就是宪问篇第十四的第一章：
“宪问耻。子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
“宪”是原宪，字子思，也就是雍也篇第六的“原思为之宰”的原思。这里也去姓称名，不称字，显然和论语的一般体例不合，因此也可以推论，这是原宪自己的笔墨。
论语的篇章不但出自孔子不同学生之手，而且还出自他不同的再传弟子之手。这里面不少是曾参的学生的记载。像泰伯篇第八的第一章：
“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
不能不说是曾参的门弟子的记载。又如子张篇第十九：
“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子张曰：‘子夏云何？’对曰：‘子夏曰：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张曰：‘异乎吾所闻：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贤与，于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贤与，人将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这一段又像子张或者子夏的学生的记载。又如先进篇第十一的第五章和第十三章：
“子曰：‘孝哉闵子骞，人不间于其父母昆弟之言。”“闵子侍侧，訚訚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贡，侃侃如也。子乐。”
孔子称学生从来直呼其名，独独这里对闵损称字，不能不启人疑窦。有人说，这是“孔子述时人之言”，从上下文意来看，这一解释不可凭信，崔述在论语余说中加以驳斥是正确的。我认为这一章可能就是闵损的学生所追记的，因而有这一不经意的失实。至于闵子侍侧一章，不但闵子骞称“子”，而且列在子路、冉有、子贡三人之前，都是难以理解的。以年龄而论，子路最长；以仕宦而论，闵子更赶不上这三人。他凭什么能在这一段记载上居于首位而且得着“子”的尊称呢？合理的推论是，这也是闵子骞的学生把平日闻于老师之言追记下来而成的。
论语一书有孔子弟子的笔墨，也有孔子再传弟子的笔墨，那么，著作年代便有先有后了。这一点，从词义的运用上也适当地反映了出来。譬如“夫子”一词，在较早的年代一般指第三者，相当于“他老人家”，直到战国，才普遍用为第二人称的表敬代词，相当于“你老人家”。论语的一般用法都是相当于“他老人家”的，孔子学生当面称孔子为“子”，背面才称“夫子”，别人对孔子也是背面才称“夫子”，孔子称别人也是背面才称“夫子”。只是在阳货篇第十七中有两处例外，言偃对孔子说，“昔者偃也闻诸夫子”；子路对孔子也说，“昔者由也闻诸夫子”，都是当面称“夫子”，“夫子”用如“你老人家”，开战国时运用“夫子”一词的词义之端。崔述在洙泗考信录据此来断定论语的少数篇章的“驳杂”，固然未免武断；但论语的着笔有先有后，其间相距或者不止于三、五十年，似乎可以由此窥测得到。
论语一书，既然成于很多人之手，而且这些作者的年代相去或者不止于三、五十年，那么，这最后编定者是谁呢？自唐人柳宗元以来，很多学者都疑心是由曾参的学生所编定的，我看很有道理。第一，论语不但对曾参无一处不称“子”，而且记载他的言行和孔子其他弟子比较起来为最多。除开和孔子问答之词以外，单独记载曾参言行的，还有学而篇两章，泰伯篇五章，颜渊篇一章，宪问篇和孔子的话合并的一章，子张篇四章，总共十三章。第二，在孔子弟子中，不但曾参最年轻，而且有一章还记载着曾参将死之前对孟敬子的一段话。孟敬子是鲁大夫孟武伯的儿子仲孙捷的谥号①。假定曾参死在鲁元西元年周考王五年，纪元前四三六年。这是依阙里文献考“曾子年七十而卒”一语而推定的，则孟敬子之死更在其后，那么，这一事的记述者一定是在孟敬子死后才着笔的。孟敬子的年岁我们已难考定，但檀弓记载着当鲁悼公死时，孟敬子对答季昭子的一番话，可见当曾子年近七十之时，孟敬子已是鲁国执政大臣之一了。则这一段记载之为曾子弟子所记，毫无可疑。论语所叙的人物和事迹，再没有比这更晚的，那么，论语的编定者或者就是这班曾参的学生。因此，我们说论语的着笔当开始于春秋末期，而编辑成书则在战国初期，大概是接近于历史事实的②。
①谥法在什么时候才兴起的，古今说法不同。历代学者相信逸周书谥法解的说法，说起于周初。自王国维发表了遹敦跋观堂集林卷十八以后，这一说法才告动摇。王氏的结论说：“周初诸王若文、武、成、康、昭、穆，皆号而非谥也。”又说：“则谥法之作其在宗周共、懿诸王以后乎？”这一说法较可信赖。郭沫若先生则说“当在春秋中叶以后”金文丛考谥法之起源，又两周金文辞大系初序，这结论则尚待研究。至于疑心“谥法之兴当在战国时代”谥法之起源，甚至说“起于战国中叶以后”文学遗产一一七期读了关于周颂噫嘻篇的解释，那未免更使人怀疑了。郭先生的后一种结论，不但在其文中缺乏坚强的论证，而且太与古代的文献材料相矛盾。即从论语看如“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从左传看如文西元年、宣公十一年、襄公十三年死后议谥的记载，这些史料，都不能以“托古作伪”四字轻轻了之。因而我对旧说仍作适当保留。唐人陆淳说：“史记、世本，厉王以前，诸人有谥者少，其后乃皆有谥。”似亦可属余说之佐证。
②日本学者山下寅次有论语编纂年代考附于其所著史记编述年代考内。谓论语编纂年代为纪元前479年孔子卒年至400年子思卒年之间。虽然其论证与我不同。但结论却基本一致。
论语传到汉朝，有三种不同的本子：
《1》鲁论语二十篇；
《2》齐论语二十二篇，其中二十篇的章句很多和鲁论语相同，但是多出问王和知道两篇；
《3》古文论语二十一篇，也没有问王和知道两篇，但是把尧曰篇的“子张问”另分为一篇，于是有了两个子张篇。篇次也和齐论、鲁论不一样，文字不同的计四百多字。鲁论和齐论最初各有师传，到西汉末年，安昌侯张禹先学习了鲁论，后来又讲习齐论，于是把两个本子融合为一，但是篇目以鲁论为根据，“采获所安”，号为张侯论。张禹是汉成帝的师傅，其时极为尊贵，所以他的这一个本子便为当时一般儒生所尊奉，后汉灵帝时所刻的熹平石经就是用的张侯论。古文论语是在汉景帝时由鲁恭王刘余在孔子旧宅壁中发现的，当时并没有传授。何晏论语集解序说：“古论，唯博士孔安国为之训解，而世不传。”论语集解并经常引用了孔安国的注。但孔安国是否曾为论语作训解，集解中的孔安国说是否伪作，陈鳣的论语古训自序已有怀疑，沈涛的论语孔注辨伪认为就是何晏自己的伪造品，丁晏的论语孔注证伪则认为出于王肃之手。这一官司我们且不去管它。直到东汉末年，大学者郑玄以张侯论为依据，参照齐论、古论，作了论语注。在残存的郑玄论语注中我们还可以略略窥见鲁、齐、古三种论语本子的异同。然而，我们今天所用的论语本子，基本上就是张侯论。于是怀疑论语的人便在这里抓住它作话柄。张禹这个人实际上够不上说是一位“经师”，只是一个无耻的政客，附会王氏，保全富贵，当时便被斥为“佞臣”，所以崔述在论语源流附考中竟说：“公山、佛肸两章安知非其有意采之以入鲁论为己解嘲地也乎？”但是，崔述的话纵然不为无理，而论语的篇章仍然不能说有后人所杜撰的东西在内，顶多只是说掺杂着孔门弟子以及再传弟子之中的不同传说而已。如果我们要研究孔子，仍然只能以论语为最可信赖的材料。无论如何，论语的成书要在左传之前，我很同意刘宝楠在论语正义公山章的主张，我们应该相信论语来补充左传，不应该根据左传来怀疑论语。至于崔述用后代的封建道德作为标准，以此来范围孔子，来测量论语的真伪、纯驳，更是不公平和不客观的。
论语自汉代以来，便有不少人注解它，论语和孝经是汉朝初学者必读书，一定要先读这两部书，才进而学习“五经”，“五经”就是今天的诗经、尚书除去伪古文、易经、仪礼和春秋。看来，论语是汉人启蒙书的一种。汉朝人所注释的论语，基本上全部亡佚，今日所残存的，以郑玄127—200，后汉书有传注为较多，因为敦煌和日本发现了一些唐写本残卷，估计十存六七；其他各家，在何晏190—249论语集解以后，就多半只存于论语集解中。现在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就用何晏集解，宋人邢昺932—1010，宋史有传的疏。至于何晏、邢昺前后还有不少专注论语的书，可以参看清人朱彝尊1629—1709，清史稿有传经义考，纪昀1724—1805等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及唐陆德明550左右—630左右。新旧唐书对他的生卒年并没有明确记载，此由册府元龟卷九十七推而估计之经典释文序录和吴检斋承仕师的疏证。
我曾经说过，关于论语的书，真是汗牛充栋，举不胜举。读者如果认为看了论语译注还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可以再看下列几种书：
《1》论语注疏即何晏集解、邢昺疏，在十三经注疏中，除武英殿本外，其他各本多沿袭阮元南昌刻本，因它有校勘记，可以参考。其本文文字出现于校勘记的，便在那文字句右侧用小圈作标帜，便于查考。
《2》论语集注宋朱熹1130—1200从礼记中抽出大学和中庸，合论语、孟子为四书，自己用很大功力做集注。固然有很多封建道德迂腐之论，朱熹本人也是个客观唯心主义者。但一则自明朝以至清末，科举考试，题目都从四书中出；所做文章的义理，也不能违背朱熹的见解，这叫做“代圣人立言”，影响很大。二则朱熹对于论语，不但讲“义理”，也注意训诂。所以这书无妨参看。
《3》刘宝楠1791—1855论语正义清代儒生大多不满意于唐、宋人的注疏，所以陈奂1786—1863作毛诗传疏，焦循1763一1820作孟子正义。刘宝楠便依焦循作孟子正义之法，作论语正义，因病而停笔，由他的儿子刘恭冕1821—1880继续写定。所以这书实是刘宝楠父子二人所共著。征引广博，折中大体恰当。只因学问日益进展，当日的好书，今天便可以指出不少缺点，但参考价值仍然不小。
《4》程树德论语集释。此书在例言中已有论述，不再重复。
《5》杨树达1885—1956论语疏证。这书把三国以前所有征引论语或者和论语的有关资料都依论语原文疏列，有时出己意，加案语。值得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