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論十二

一民族一國家歷史之演進，有其生力焉，亦有其病態焉。生力者，即其民族與國家歷史所推進之根本動力也。病態者，即其歷史演進途中所時時不免遭遇之頓挫與波折也。人類歷史之演進，常如曲線形之波浪，而不能成一直線以前向。若以兩民族兩國家之歷史相比並觀，則常見此時或彼升而我降，他時彼降而我升。只橫切一點論之，萬難得其真相。今日治國史者，適見我之驟落，並值彼之突進，意迷神惑，以為我有必落，彼有必進，並以一時之進落為彼、我全部歷史之評價，故雖一切毀我就人而不惜，惟求盡廢故常，以希近似於他人之萬一。不知所變者我，能變者亦我，變而成者依然為我。譬之病人，染病者為我，耐病者亦我，脫病而復起者仍我也。一切可變，而『我』不可變。若已無我，認為變者？變而非我，亦何希於變？必有生力，乃可去病。病有其起因，而非生力之謂。若醫者謂：『君病之起，起於君之有生，君當另換一無病之生』，此為何等醫耶！諱疾拒醫固不當，亦未有因人病而從頭絕其生命以為醫者。故治史者，必明生力，明病態。生力自古以長存，病態隨時而忽起。今日之中國，顯為有病，病且殆矣，萬不容諱。然猶有所希冀者，其人雖病，尚有內部自身生力可以為抗。若如今人乃僅婉言之，直捷而道，惟有早日絕其生命之一法而已。凡此皆指『生原』為『病原』之妄說也。

『生原』者，見於全部潛在之本力，而『病原』則發於一時外感之事變。故求一民族一國家歷史之生原者，貴能探其本而攬其全；而論當前之病態者，則必辨於近世而審其變。國史綿歷，既四、五千年於茲，其病象之見於各時期者，推原尋因，不能全同。有染沾稍久者，亦有僅起於當前者。

要而言之，國史自隋唐以來，科舉制既興，士族門第之地位消融漸盡，而社會走上平鋪散漫之境，此中國晚近世一大變也。

逆溯中國當前病象，推之最遠，至於中唐安史之亂以來而極。究生力必窮之最先，診病況必詳之最後。西人論史，盛誇起文明光昌，而淵源所自，必遠本之於希臘、羅馬。國人捧心效顰，方務於自譴責，而亦一一歸罪於古人，斷獄於唐虞三代之上，貌是而神非，甚矣其不知學也。

中唐以來之社會，既成一平鋪散漫之社會，而其政治，仍為一和平的大一統之政治。故一『王室』高高在上，而『社會』與『政府』之間，堂階益遠，常易招致『王室』與『政府』之嬌縱與專擅，一也。

社會無豪強巨富，雖日趨於平等之境，然貧無賑，弱無保，其事不能全仰之於政府，而民間每苦於不能自振奮，二也。

政府與民間之所以賴以溝通者，曰惟『科舉』，然科舉既懸仕宦為鵠的，則從事於投選者，往往忘其義命而徒志於身家之富貴與溫飽，三也。此三者，厥為中唐以來中國政治、社會走入一新境後所易犯之病徵。

宋儒講學，即針對此病態而發。然而宋之為病，尚不止於此。宋人不能自解救，而招致蒙古之入主，一切政制，為急劇之退轉，益與後世中國以莫大之創傷。

明祖崛起草澤，征元政廢弛，罷宰相，尊君權，不知善為藥療，而轉益其病。清人入關，盜憎主人，鉗束猜防，無所不用其極，仍襲明制而加厲。故中國政制之廢宰相，統『政府』於『王室』之下，真不免為獨夫專制之黑暗所籠罩者，其事乃起於明而完成於清，則相沿亦已六百年之久。

明儒尚承兩宋遺緒，王室專制於上，而士大夫抗爭彌縫於下，君臣常若水火，而世途猶賴有所匡系。故明之亡而民間之學術氣節，尚足照耀光輝於前古。清人又嚴加摧抑，宋、明七百年士人書院民間自由講學之風遂熾。於是士大夫怵於焚坑之酷，上之為訓詁、考據，自藏於故紙堆中以避禍，下之為八股、小楷，惟利祿是趨。

於是政府與民間所賴以溝貫之橋梁遂腐斷，所賴以流通之血脈遂枯絕。中國之倖免於亂者，亦惟滿清諸豪酋猜防壓制、誘脅愚弄之力。此稍讀康、雍、干三朝史略，可以知之。故使世運益敗壞於冥冥漠漠之中，而姑以搏一時之安寧。此乃斬喪我民族永久之元氣，而以換造彼目前之榮華者也。逮滿族統治之力既衰，而中國政治、社會之百病，遂全部暴露。

論者每謂自嘉、道以來，東西勢力相接觸，東方乃相形見拙；此似是而未盡之說也。縱使嘉、道以往，長得閉關自守，海道之局不開，滿洲之治權，仍必顛覆，中國仍必大亂。其病先已深中於自身之內部，而外邪乘之，其病象遂益錯出。因使庸醫操峻劑，更奏迭前，茫昧而雜投，以互期於一逞，則幾何其病之不日殆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