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10-12 12:33
历史的演变，并不依照一定必然的逻辑。因不断有人类的新努力参加，可以摇动逻辑之确定性。倘使当时的新政权，能有较高的理想，未尝不足以把将次成长的离心力重新团结起来，而不幸魏、晋政权亦只代表了一时的黑暗与自私。
曹操为自己的家世，父嵩为宦官曹腾养子，官至太尉。陈琳为袁绍作檄云：“操赘阉遗丑，本无懿德。”对当时门第，似乎有意摧抑。杨、袁皆东汉最著之名族。曹操欲杀太尉杨彪，孔融目：“孔融鲁国男子，明日当拂衣而去，不复朝矣。”然孔融与彪子修，卒皆被戮。操与孔融手书曰：“孤为人臣，进不能风化海内，退不能达德和人，然抚养战士，杀身为国，杀浮华交会之徒；计有余矣。”则操之意态可想。有名的魏武三诏令建安十五年下令：“天下未定，求贤之急时也。若必廉士而后可用，齐桓其何以霸？今天下得无盗嫂受金，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惟才是举，吾得用之。”十九年令：“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有司明思此义，则士无遗滞，官无废业矣。”二十二年令：“韩信、陈平，成就王业。吴起贪将，杀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归；然在瑰，秦不敢东乡，在楚，三晋不敢南谋。今天下得无高才异质，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今按：西京重“贤良”，东京重“孝廉”。魏武三令，亦若有欲返“孝廉”而归“贤良”之意。此等思想，孔融诸人已早发之。惟此三令之措辞明白破毁道德，益趋偏激，前固无例，后亦少偶。明说“唯才是举”，虽“不仁不孝”亦所勿遗。他想要用循名责实的法治精神，来建立他的新政权。故云：“丧乱以来，风教凋薄，谤议之言，难用褒贬。”〔魏志刘矫传。〕直至魏明帝犹云：“名如画地作饼，不可啖。”盖尚“名”则其权在下，尚“法”则其权在上也。但是曹家政权的前半期，挟天子以令诸侯，借着汉相名位铲除异己，依然仗的是东汉中央政府之威灵。袁绍借讨董卓之名为关东州牧盟主，亦是仗借中央。下半期的篡窃，却没有一个坦白响亮的理由。
魏武述志令自称：“无下无有孤，不知几人称王，几人称帝？”此不足为篡窃之正大理由。曹氏不能直捷效法汤、武革命，自己做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而其子依然不能做周武王，既已大权在握，汉献亦无罪过。必做尧、舜禅让，种种不光明、不磊落。总之，政权的后面，没有一个可凭的理论。
乘隙而起的司马氏，暗下勾结着当时几个贵族门第再来篡窃曹氏的天下，更没有一个光明的理由可说。
司马懿杀曹爽，何晏诸名士同时被戮。晏，魏外戚。何进孙，尚魏太祖女金乡公主，赐爵列侯。于当时朝政，实欲有所更张。孙资别传谓：“大将军爽专事，多变易旧章。”蒋济论丁谥、邓飏等“轻易法度”。皆其证。傅咸云“正始中，任何晏以选举，内外众职，各得其才，粲然之美，于斯可观。”据此则董昭所论当时浮伪朋党之风，似未足专为何晏诸人罪矣。是彼辈于政治上，亦确有成绩。荀勖传谓：“正始中并合郡、县。”亦当时新政设施之一。及司马政权既定，此等真相遂不白于后世。王广〔王凌子〕谓：“曹爽骄奢失民，何平叔虚而不治。〔此乃指其政治上实济之才干。〕丁、单〔轨〕、桓〔范〕、邓，并有宿望。变易朝典，政令数改，所存虽髙，事不下接。民习于旧，众莫之从。同日斩戮，名士减半，失民故也。”〔语见魏志卷二十八。〕此所谓“民”，实乃当时朝士门第之不乐新政者耳。魏、晋之际，真真民意，何尝能浮现到政治上层来？至史称何晏“依势用事，附会者升进，逮忤者罢退”，傅嘏讥晏“外静内躁”，此皆晏之解散私门，欲为曹氏厚植人才，以求有所建树，不足为晏病也。继晏受祸者有夏侯玄，亦魏宗室。惇、渊之族系。曹操父子本夏侯氏，为曹腾养子。其论政制，上追贾、董，盖非东汉所逮，其论“中正”利弊亦甚切至。然“中正”足为门第护符，当时自不喜玄论。而亦为司马氏所忌。曹爽诛，玄征为太常，内知不免，不交人事，不畜笔研。及司马懿卒，或曰：“子无忧矣。”玄曰：“子何不见事？此人犹能以年少遇我，子元、子上〔师、昭兄弟〕不吾容也。”夏侯玄如此韬匿，尚不免祸，则何晏诸人之死固宜。傅嘏谓夏侯玄“能合虚誉，利口覆国”，亦非公允之论。玄、晏诸人，人格自高，所存自正。晋人于玄尤推重，谓其“肃肃如入廊庙中，不修敬而人自敬”。和峤〔玄外孙〕“常慕玄为人，于朝士中峨然不群，众惮其风节。”何晏论学与王弼同称“王、何”，皆晋入所师尊也。惟不脱明士清玄之习，魏略：“何晏粉帛不去手，行步顾影。”傅粉之习，自东汉李固至三国曹植，皆谓有之。世说并谓：“何平叔美姿仪，面白，而明帝疑其傅粉。”则不必真有“粉帛不去手”事。惟玄、晏诸人自有当时名士气派，则决然无疑。史称何晏、王弼谓：“天地万物以无为本。无也者，开物成务，无往不存者也。”王衍好其说。后人以怀、愍之祸，归罪王、何，非无由矣。乃不敌司马父子之权谲狠诈。当时朝士虽慕敬玄、晏风流，此所以成将来所谓之“正始风流”。晋应詹奏：“魏正始之间，蔚为文林。元康以来，贱经尚道，以玄虚宏放为夷达，以儒术清俭为鄙俗，永嘉之弊，未必不由此。”则正始与晋代风气，仍有不当相提并论者。要之清玄之习，开自正始，乃每况而愈下也。而以家门地位私见，于玄、晏政治主张， 不能拥护。亦由司马氏兵权在握。至晋室佐命功臣如贾充、王沈之流，皆代表门第，而私人道德极坏无比。
司马氏似乎想提倡名教，来收拾曹氏所不能收拾的人心。然而他们只能提出一“孝”字，所以说司马氏“以孝治天下”，晋室开国元老如王祥等皆以大孝名。而不能不舍弃“忠”字，依然只为私门张目。
他们全只是阴谋篡窃。阴谋不足以镇压反动，必然继之以惨毒的淫威。如曹操之对汉献帝与伏后。伏氏与孔氏，皆两汉经学名门也。
曹操迎献帝都许，帝谓操曰：“君能相辅则厚，不尔幸垂恩相舍。”操以事诛董贵人，帝以贵人有孕，累请不得。又勒兵收伏后，华歆发壁牵后出，后披发徒跣行泣过帝，曰：“不能相活邪？”帝曰：“我亦不知命在何时？”
司马师、昭兄弟之对曹芳齐王。与曹髭。高贵乡公。
司马师逼魏太后废齐王芳，时年二十三。太后欲见师有所请说，郭芝曰：“何可见？但当速取玺绥。”太后意折。高贵乡公自讨司马昭，贾充率众逆战南阙下。帝自用剑，昭众欲退，充谓太子舍人成济曰：“司马公畜养汝辈，正为今曰。”济即抽戈刺帝。
正惟如此，终不足以得人心之归向。
直到五胡时的石勒，尚谓：“曹孟德、司马仲达以狐媚取人天下于孤儿寡妇之手，大丈夫不为。”
法治的激变而为名士清谈。东汉清议尚是拥护政府，魏晋清谈则并置政府之安危于不问。魏武、魏明之深恶名士，仅能使士大夫不复有忠于朝廷之节操，欲不能根本铲绝社会好名之风，遂酿西晋名士之祸国。要之中央新政权不能攫得人心，离心势力依然发展，天下只有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