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10-12 12:33
歷史的演變，並不依照一定必然的邏輯。因不斷有人類的新努力參加，可以搖動邏輯之確定性。倘使當時的新政權，能有較高的理想，未嘗不足以把將次成長的離心力重新團結起來，而不幸魏、晉政權亦只代表了一時的黑暗與自私。
曹操為自己的家世，父嵩為宦官曹騰養子，官至太尉。陳琳為袁紹作檄云：『操贅閹遺丑，本無懿德。』對當時門第，似乎有意摧抑。楊、袁皆東漢最著之名族。曹操欲殺太尉楊彪，孔融目：『孔融魯國男子，明日當拂衣而去，不復朝矣。』然孔融與彪子修，卒皆被戮。操與孔融手書曰：『孤為人臣，進不能風化海內，退不能達德和人，然撫養戰士，殺身為國，殺浮華交會之徒；計有餘矣。』則操之意態可想。有名的魏武三詔令建安十五年下令：『天下未定，求賢之急時也。若必廉士而後可用，齊桓其何以霸？今天下得無盜嫂受金，未遇無知者乎？二三子其惟才是舉，吾得用之。』十九年令：『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陳平豈篤行？蘇秦豈守信？有司明思此義，則士無遺滯，官無廢業矣。』二十二年令：『韓信、陳平，成就王業。吳起貪將，殺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歸；然在瑰，秦不敢東鄉，在楚，三晉不敢南謀。今天下得無高才異質，負污辱之名，見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其各舉所知，勿有所遺。』今按：西京重『賢良』，東京重『孝廉』。魏武三令，亦若有欲返『孝廉』而歸『賢良』之意。此等思想，孔融諸人已早發之。惟此三令之措辭明白破毀道德，益趨偏激，前固無例，後亦少偶。明說『唯才是舉』，雖『不仁不孝』亦所勿遺。他想要用循名責實的法治精神，來建立他的新政權。故云：『喪亂以來，風教凋薄，謗議之言，難用褒貶。』〔魏志劉矯傳。〕直至魏明帝猶云：『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蓋尚『名』則其權在下，尚『法』則其權在上也。但是曹家政權的前半期，挾天子以令諸侯，借着漢相名位剷除異己，依然仗的是東漢中央政府之威靈。袁紹借討董卓之名為關東州牧盟主，亦是仗借中央。下半期的篡竊，卻沒有一個坦白響亮的理由。
魏武述志令自稱：『無下無有孤，不知幾人稱王，幾人稱帝？』此不足為篡竊之正大理由。曹氏不能直捷效法湯、武革命，自己做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而其子依然不能做周武王，既已大權在握，漢獻亦無罪過。必做堯、舜禪讓，種種不光明、不磊落。總之，政權的後面，沒有一個可憑的理論。
乘隙而起的司馬氏，暗下勾結着當時幾個貴族門第再來篡竊曹氏的天下，更沒有一個光明的理由可說。
司馬懿殺曹爽，何晏諸名士同時被戮。晏，魏外戚。何進孫，尚魏太祖女金鄉公主，賜爵列侯。於當時朝政，實欲有所更張。孫資別傳謂：『大將軍爽專事，多變易舊章。』蔣濟論丁諡、鄧颺等『輕易法度』。皆其證。傅咸云『正始中，任何晏以選舉，內外眾職，各得其才，粲然之美，於斯可觀。』據此則董昭所論當時浮偽朋黨之風，似未足專為何晏諸人罪矣。是彼輩於政治上，亦確有成績。荀勖傳謂：『正始中併合郡、縣。』亦當時新政設施之一。及司馬政權既定，此等真相遂不白於後世。王廣〔王凌子〕謂：『曹爽驕奢失民，何平叔虛而不治。〔此乃指其政治上實濟之才幹。〕丁、單〔軌〕、桓〔范〕、鄧，並有宿望。變易朝典，政令數改，所存雖髙，事不下接。民習於舊，眾莫之從。同日斬戮，名士減半，失民故也。』〔語見魏志卷二十八。〕此所謂『民』，實乃當時朝士門第之不樂新政者耳。魏、晉之際，真真民意，何嘗能浮現到政治上層來？至史稱何晏『依勢用事，附會者升進，逮忤者罷退』，傅嘏譏晏『外靜內躁』，此皆晏之解散私門，欲為曹氏厚植人才，以求有所建樹，不足為晏病也。繼晏受禍者有夏侯玄，亦魏宗室。惇、淵之族系。曹操父子本夏侯氏，為曹騰養子。其論政制，上追賈、董，蓋非東漢所逮，其論『中正』利弊亦甚切至。然『中正』足為門第護符，當時自不喜玄論。而亦為司馬氏所忌。曹爽誅，玄征為太常，內知不免，不交人事，不畜筆研。及司馬懿卒，或曰：『子無憂矣。』玄曰：『子何不見事？此人猶能以年少遇我，子元、子上〔師、昭兄弟〕不吾容也。』夏侯玄如此韜匿，尚不免禍，則何晏諸人之死固宜。傅嘏謂夏侯玄『能合虛譽，利口覆國』，亦非公允之論。玄、晏諸人，人格自高，所存自正。晉人於玄尤推重，謂其『肅肅如入廊廟中，不修敬而人自敬』。和嶠〔玄外孫〕『常慕玄為人，於朝士中峨然不群，眾憚其風節。』何晏論學與王弼同稱『王、何』，皆晉入所師尊也。惟不脫明士清玄之習，魏略：『何晏粉帛不去手，行步顧影。』傅粉之習，自東漢李固至三國曹植，皆謂有之。世說並謂：『何平叔美姿儀，面白，而明帝疑其傅粉。』則不必真有『粉帛不去手』事。惟玄、晏諸人自有當時名士氣派，則決然無疑。史稱何晏、王弼謂：『天地萬物以無為本。無也者，開物成務，無往不存者也。』王衍好其說。後人以懷、愍之禍，歸罪王、何，非無由矣。乃不敵司馬父子之權譎狠詐。當時朝士雖慕敬玄、晏風流，此所以成將來所謂之『正始風流』。晉應詹奏：『魏正始之間，蔚為文林。元康以來，賤經尚道，以玄虛宏放為夷達，以儒術清儉為鄙俗，永嘉之弊，未必不由此。』則正始與晉代風氣，仍有不當相提並論者。要之清玄之習，開自正始，乃每況而愈下也。而以家門地位私見，於玄、晏政治主張， 不能擁護。亦由司馬氏兵權在握。至晉室佐命功臣如賈充、王沈之流，皆代表門第，而私人道德極壞無比。
司馬氏似乎想提倡名教，來收拾曹氏所不能收拾的人心。然而他們只能提出一『孝』字，所以說司馬氏『以孝治天下』，晉室開國元老如王祥等皆以大孝名。而不能不捨棄『忠』字，依然只為私門張目。
他們全只是陰謀篡竊。陰謀不足以鎮壓反動，必然繼之以慘毒的淫威。如曹操之對漢獻帝與伏後。伏氏與孔氏，皆兩漢經學名門也。
曹操迎獻帝都許，帝謂操曰：『君能相輔則厚，不爾幸垂恩相舍。』操以事誅董貴人，帝以貴人有孕，累請不得。又勒兵收伏後，華歆發壁牽後出，後披髮徒跣行泣過帝，曰：『不能相活邪？』帝曰：『我亦不知命在何時？』
司馬師、昭兄弟之對曹芳齊王。與曹髭。高貴鄉公。
司馬師逼魏太后廢齊王芳，時年二十三。太后欲見師有所請說，郭芝曰：『何可見？但當速取璽綏。』太后意折。高貴鄉公自討司馬昭，賈充率眾逆戰南闕下。帝自用劍，昭眾欲退，充謂太子舍人成濟曰：『司馬公畜養汝輩，正為今曰。』濟即抽戈刺帝。
正惟如此，終不足以得人心之歸向。
直到五胡時的石勒，尚謂：『曹孟德、司馬仲達以狐媚取人天下於孤兒寡婦之手，大丈夫不為。』
法治的激變而為名士清談。東漢清議尚是擁護政府，魏晉清談則並置政府之安危於不問。魏武、魏明之深惡名士，僅能使士大夫不復有忠於朝廷之節操，欲不能根本鏟絕社會好名之風，遂釀西晉名士之禍國。要之中央新政權不能攫得人心，離心勢力依然發展，天下只有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