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10-12 13:08
最重要的是北魏的『均田』制度。其議起於李安世。太祖天興元年、太宗永興五年，皆有『計口授田』之詔。高祖太和元年，詔：『敕在所督課農田，一夫制治田四十畝，中男二十畝，無令人有餘力，地有遺利。』此皆北魏均田先聲。
史稱：『時民困飢流散，豪右多有占奪，安世上疏云：「井稅之興，其來日久。蓋欲使雄擅之家，不獨膏腴之美；單陋之夫，亦有頃畝之分。所以恤彼貧微，抑茲貪慾，同富約之不均，一齊民於編戶。竊見州郡之民，或因年儉流移，棄賣田宅，漂居異鄉，事涉數世。三長既立，始返舊墟，廬井荒毀，桑榆改植。事已歷遠，易生假冒。強宗豪族，肆其侵凌。遠認魏晉之家，近引親舊之驗。群證雖多，莫可取據。今雖桑井難復，宜更均量，審其徑術，令細民獲資生之利，豪右靡餘地之盈。所爭之田，宜限年斷，事久難明，悉屬今主。然後虛妄之民，絕望於覬覦；守分之士，永免於凌奪矣。」帝深納之。』〔【魏書】卷五三【李安世傳】載〕之議起於此。今按，李疏云『三長既立，始返舊墟』，則應在十年立三長後，而均田詔尚在九年。據魏書，立三長同時定『調』法，『調』法正須與均田相附而行，則九年有均田韶，信矣。蓋均田非一年可成，李安世亦恐不止一疏，通典、通考、玉海皆以李安世上疏在太和元年，亦因有詔均田也。然恐非此疏。上引則似確在立三長後也。劉道元曰：『劉、石、苻、姚喪亂之後，土田無主，悉為公田。除兼併大族外，貧民往往無田可耕，故孝文分官田以給之。』令按：李疏正為豪右冒認此項田畝而發，則明在推行均田以後。
均田詔在孝文太和九年十月。詔首即云：『朕承乾在位，十有五年。』是時孝文尚未親政。可知北朝政冶走上漢化之路，並不自孝文始。
大意謂：富強者併兼山澤，貧弱者望絕一廛，致令地有遺利，民無餘財。今遣使者循行州郡，與牧守均給天下之田，還受以生死為斷。
要行均田，必先審正戶籍。十年二月，遂立黨、里、鄰三長，定民戶籍。此議本於李沖。
未立三長前，民多隱冒，五十、三十家方為一戶，謂之『蔭附』。蔭附者皆無官役，豪強征斂，倍於公賦。韓卓疏謂：『巨姓迭相蔭冒，或百室合戶，或千丁共籍』，是也。
五家一鄰長，復一夫。五鄰一里長，復二夫。五里一黨長，復三夫。
時群臣多不贊同。太后曰：『立三長則包蔭之戶可出，僥倖之人可止，何為不可？』
翌年京都大飢，韓麒鱗表陳時務，又乞『制天下男女，計口受田』。可證均田制推行尚有在後。均田制的大概如次：
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奴婢依良。丁牛一頭，犢及老牛不得援例。受田三十畝，限止四牛。一本作四年。
所授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再倍之，以供耕休及還受之盈縮。民年及課則受田，老免及身沒則還田。奴婢、牛隨有無以還受。
諸『桑田』不在還受之限，但通入『倍田』分。謂桑天有盈，即充分在倍田內。諸受田者，男夫一人給田二十畝。課蒔余，種桑五十樹，棗五株，榆三根。奴各依良。亦得給桑田。
諸應還之田，不得種桑、榆、棗果。
諸『桑田』皆為世業，身終不還。有盈者，無受無還；不足者，受種如法。盈者得賣其盈，不足者得買所不足。不得賣其分，亦不得買過所足。
此制用意並不在求田畝之絕對均給，只求富者稍有一限度，貧者亦有一最低之水準。
丁牛有限，而奴婢無限；又授田率一倍、再倍。若以一夫一婦十奴四牛計，其田已在千畝外。若丁牛限四年，則並牛亦無限矣。又北齊河清三年詔：『奴婢受田，親王限三百人，嗣王二百人。第二品嗣王以下及庶姓王一百五十人。正三品以上及皇宗一百人，七品以上八十人，八品以下至庶人六十人。』據北齊以推元魏，可見奴婢受田之多。北齊尚有限，元魏並限無之。又魏書源賀傳有云：『主將參僚，專擅腴美，瘠土荒疇紿百姓。』北史常爽傳謂：『三長皆豪門多丁為之。』然此等皆不足為此制深病，治史者當就大體着眼也。
尤要者則在繩其蔭冒，使租收盡歸公上。
還受之田，舊說以不栽樹故曰『露』。恐露是『蔭冒』之反義，以其屬諸公上，故曰『露』。以其為露田，故須還受。以其須選受，故不得樹桑榆；並不以其不准樹桑榆，始稱『露田』。時有『露戶役民』，正對復蔭之家而言。均田制之最高意義，還是要將豪強蔭冒一切出豁，還是與西晉『戶調』用意略似，依然是中央政府與豪強爭奪民眾之繼演表演。
而且在北朝的三長與均田制，更有一層重要的意義。北魏本以部落封建制立國，逮三長、均田制行，則政體上逐漸從氏族封建變為郡縣一統，而胡、漢勢力亦因此逐漸倒轉。
北魏宗室封郡為王公，部落大人降附者封縣為列侯。宗室封者先後共九十餘人，部落大人封者則達一百八十餘人。此等世襄封爵，為封建意味之割裂。至三長、均田制行，則漸次形成中央一統之郡縣制。魏立三長之年，即議定民官依戶給俸；高閣云：『懼蒸民之奸宄，置鄰以牧之。究庶官之勤劇，班俸爵以優之。』蓋民田租收既歸公上，則百官自應給俸。當時對百官給俸制甚多反對，此與反對立三長制用意正同，亦賴文明太后力持而定。又按：北史太和八年詔：『朕顧憲章舊典，始班俸祿，罷諸商人，以簡民事。』可見其前商人皆隸屬官府，如崔寬傳：『其治弘農，往來販賣漆蠟竹木致富。』今百官班俸，則隸官商人可罷，而民間自由商業亦因此再興。北方社會重行使用貨幣，亦在此後也。〔又孝明帝時張普惠上疏：『州郡一匹之濫，一斤之惡，則鞭戶主，連及三長。百官請俸，人樂長闊，並欲厚重，無復准極。』亦可見立三長輿班祿制兩者間之關係。〕是年又分置州郡，凡三十八州，二十五在河南，十三在河北，蓋河北尚多部落勢力也。是其證。自是中國士族逐漸得勢。因其多為中央統一政府下之官吏。而諸胡部落大人逐漸失其地位。因其均為封建小主。此後魏孝文命鮮卑氏族全改漢姓，正以氏族之優越地位早已在政治上消滅也。
南方屢唱土斷僑寓及釐正譜籍，然他們始終要在保全士族的特權下剝下益上，不如北方政治理論之公平。因此北方的均田制可以做成一規模，而南方的黃籍積弊，終難清理。這可為北勝於南之顯例。
其次再論均田制下之租額。
據魏書食貨志，李衝上言立三長，並定『調』法。
其民調，一夫一婦帛一匹，粟二石。民年十五以上未娶者，四人出一夫一婦之調。奴任耕、婢任績者，八口當未娶者四。耕牛二十頭，當奴婢八。
此所謂『調』，即包舉田租在內。一夫一婦六十畝，倍田不計。納粟二石；以畝收一石計，六十石收二石，便是漢代三十稅一之制。若以當時稅收慣例，百畝收六十斛比論，相差已到十八倍。1石〔音擔〕=10斗＝100升，30畝征100升。100畝征60斛，1斛＝10斗＝100升，則100畝征6000升。〔唐朝之前，1斛〔音壺〕 = 10斗。宋朝開始，改為1斛 = 5斗，而1石 = 2斛。〕〕
舊調，戶以九品混通，戶調帛二匹，絮二斤，絲一斤，粟二十石；又入帛一匹二丈，供調外費。較現行調法亦大重。然三十、五十家方為一戶，其蔭冒者皆歸私門。
此層在農民實為甚大惠澤，因此易見推行。
李沖求立三長，與新制調法同時推行，謂：『若不因調時，百姓徒知立長校戶之勤，未見均徭省賦之益，心必生怨。宜及課調之月，令知賦稅之均。既識其亊，又得其利，因民之欲，為之易行。』初百姓咸以為不若循常，豪富併兼者尤弗願。事施行後，計省皆十有餘倍，海內安之。此與南朝因檢定黃籍至激起民間變亂者迥不侔矣。
在豪強方面，亦仍有優假。
奴婢受田與良民等，而所調甚少，八奴婢始當一夫一婦之調。此乃魏廷故意優假豪族，已奪其蔭冒，不可不稍與寛縱也。
惟在國庫則課調驟減，一時頗感其窘。
太和十一年韓麒麟即表陳『稅賦輕少，不可長久。』韓表：『往昔校比戶貫，租賦輕少。雖於民為利，而不可長。』此謂『校比戶貫』，即指立三長，出蔭附而言。此謂『稅賦輕少』，即指新定調法而言。十二年因大旱，用李彪議，仍取州郡戶十分一為屯田，一夫歲責六十斛。惟蠲其正課、征戌及雜役。孝昌二年，稅京師田租，畝五升；借賃公田者，畝一斗。畝五升，以一夫一婦受田六十畝計，則為三石，較孝文定製增一石。畝一斗，則六十畝須六石，然亦不過什一之稅。
然豪強蔭附，一切歸公，政府到底並不吃虧。所以此制直到北齊、北周，依然沿襲。比齊制，人一床一夫一婦。墾租二石，義租五斗。奴婢准半，牛租一斗，義米五升。於正租外又加『義租』。正租入中央國庫，義租納郡縣，備水旱災。設倉名富人倉。於政府收入外，再注意到平民災歉救濟之準備，這一個制度亦為將來隋、唐所取法。
隋文帝開皇五年，工部尚書長孫平奏請『諸州百姓及軍人，勸課當社，共立義倉。收穫之日，隨其所得，勸課出粟及麥，於當社造倉窖貯之』。十六年，詔社倉准上、中、下三等稅，上戶不過一石，中戶不過七斗，下戶不過四斗。唐太宗時，詔，『畝稅二升粟、麥、秔、稻，隨土地所宜。商賈無田者，以其戶為九等出粟，自五石至五斗為差。』天寶中，天下諸色米積九千六百餘萬石，而義倉得六千三百餘萬石。義租、義倉，與漢代『常平』不同者，常平由官糴，義租由民輸，其為留意民食之良政則一。又按，其制亦先起於魏之李彪。魏書釋老志有『僧祇戶』、『僧祇粟』，於儉歲賑給饑民，意亦略同。
並因租稅輕減，社會經濟向榮，民間學術文化事業得有長足之進展。
北齊書儒林傳：『北齊引進名儒，授皇太子諸王經術。然爰自始基，暨於季世，惟濟南之在儲宮，頗自砥礪，以成其美；余多驕恣傲狠，動違禮度。世胄之門，罕聞強學。胄子以通經仕者，惟博陵崔子發、廣平宋游卿而已。幸朝章寬簡，政綱疏闊，游手浮惰，十室而九。故橫經受業之侶，遍於鄉邑；負笈從宦之徒，不遠千里。入閭里之內，乞食為資；憩桑梓之陰，動逾千數。燕、趙之俗，此眾尤甚。』
北周租額，較之元魏、北齊皆稍重。
周制：『司均掌田裡之政令。凡人口十以上，宅五畝；七以上，宅四畝；五以上，三畝。有室者田百四十畝，丁者田百畝。司賦掌賦均之政令。凡人自十八至六十四，與輕疾者，皆賦之。有室者歲不過絹一匹，綿八兩，粟五斛。丁者半之。』今桉，有室者授田百四十畝，即魏制露田男四十、婦人二十，倍受共一百二十畝，又桑田二十畝也。魏調二石，今五斛，為已重矣。
然上比晉代，尚輕減十餘倍。比古制什一之稅，亦輕至四、五倍。
而主其事者蘇綽，常引為憾事。至其子蘇威，卒能幹父之蠱，助成隋代之郅治。
北史蘇威傳稱：『威父綽在魏，以國用不足，為徵稅法，頗稱為重。既而嘆曰：「所為正如張弓，非平世法也。後之君子，誰能弛乎？」威聞其言，每以為己任。至隋文帝時，奏減賦役，務從輕典，帝悉從之。』按：隋制，丁男一床租粟三石。此其證。唐『租庸調』制租粟二石，則仍依北魏也。又按：史稱：『江表自東晉以來，刑法疏緩，世族凌駕寒門。隋平陳後，牧民者盡變更之。蘇威又作五教，使民無長幼悉誦。民間訛言，隋欲徙之入關，陳故境大抵皆反。』此江南世族不慣北朝制度也。南北社會不同，於此可見。
這一種政治道德的自覺，在南朝亦復少見。
繼均田而起的新制度有『府兵』。自行『均田』而農民始有樂生之意；自行『府兵』，而農民始無迫死之感。不教民戰，是謂棄之。臨時抽丁，皆棄之也。必待下層農民稍有人生意味而後世運可轉。隋、唐復興，大體即建基於均田、府兵的兩個柱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