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10-12 13:11
北朝軍隊，一樣以鮮卑種人為主體。羽林、虎賁為中央宿衛，六鎮將卒為邊境防戍，皆系代北部落之苗裔。
其它胡人亦多充兵役，而漢人則務耕種。太武太平真君十一年南伐，圍盱眙，遺臧質書：『吾今所遣斗兵，盡非我國人，城東北是丁零與胡，南是氐、羌，卿殺之無所不利。』延興三年將南討，詔：『州郡十丁取一充行』，然此出非常。故髙歡據邊鎮為變，每語鮮卑，猶謂：『漢民是汝奴，夫為汝耕，婦為汝織，輸汝粟帛，令汝溫飽，何為陵之？』其語華人則曰：『鮮卑是汝作客，得汝一斛粟、一匹絹，為汝擊賊，令汝安寧，何為疾之？』
及孝文南遷，軍士自代來者皆為羽林、虎賁。事在太和二十年冬十月。而又詔選天下勇士十五萬人為羽林、虎賁，充宿衛。事在太和十九年秋八月。是當時羽林宿衛中，已有非鮮卑人甚多。至北齊則兵隊主體漸漸轉移到漢人身上。
齊文宣受禪，六坊之內徙者，更加簡練，每一人必當百人，任其臨陣必死，然後取之，謂之『百保鮮卑』。又簡華人之勇力絕倫者，謂之『勇士』，以備邊要。是齊兵亦不復專仗胡人。至河清定製，男子十八受田，輸租調，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六十六退田免租調，此則儼然已是兩漢的全民兵役制。又按：傅奕云：『周、齊每以騎戰，驅夏人為肉籬，詫曰：『當銼〔音挫〕漢狗飼馬，刀刈漢狗頭，不可刈草也。』然高敖曹在軍，高歡為之華言。歡嘗以敖曹所將皆漢兵，欲割鮮卑兵千餘相雜。敖曹曰：『所將前後格鬥，不減鮮卑，不煩更配。』要之，濟、周時華人已不可侮，傅言正可見其轉變前之情態。
魏武西遷，六坊之眾從而西者，不能萬人，余皆北徙。
西魏立國，本依關隴漢人為基本，其軍隊主體早屬漢人。
其先賀拔岳輔爾朱天光入關，眾不滿二千。其後戰勝降服，大率以西人為主。宇文泰接統岳軍，知其部下主力，皆西土關隴人矣。魏武西奔，特為客寄，且其禁兵，皆由宇文泰諸婿分掌。如李逵子基、李弼子暉、于謹子翼，皆漢族也。時西魏宗室凋零，泰遂以其部下諸將改賜胡姓。洪邁曰：『西魏以中原故家易賜番姓，著者如李弼、趙肅、趙貴、劉亮、楊忠、王雄、李虎、辛威、田弘、耿豪、楊紹、侯植、竇熾、李穆、陸通、楊纂、寇雋、段永、韓褒、裴文舉、陳忻、樊深。』可知宇文雖胡族，而其勢力實依漢人，不如高歡以漢族而實依仗胡人。故北周漢化，北齊胡化，風尚之異，亦由其立國基礎而判也。
宇文泰用蘇綽言，創為『府兵』，籍六等之民，擇魁材力之士以充之。民戶分九等，六等乃中等以上之家，凡有三丁者選材力一人。合為百府，每府一郎將主之。分屬二十四軍，開府各領一軍。大將軍凡十二人。每一將軍統二開府，一柱國主二大將，將復加持節都督以統焉。凡柱國六員，眾不滿五萬人。
按：蘇綽卒在大統十二年，六柱國李弼、獨孤信拜於十四年，于謹、趙貴、侯莫陳崇在十五年。另有李虎。綽傳謂綽『置屯田以資軍國』，此即府兵也。惟府兵之統於六柱國，則為綽卒後事，可見此制亦非一時完成。
自相督率，不編戶貫，盡蠲租調。有事出征，無事則歲役一月。
十五日上，則門欄陛戟，警晝巡夜；十五日下，則教旗習戰，無他賦役。此後隋、唐府兵，則僅役二十日。
其甲槊弓弩，並資官給。
遇出征，衣馱牛驢及糗糧，皆由公備。
這即是府兵制之大概。
府兵制長處，只在有挑選、有教訓；而更重要的，在對兵士有善意，有較優的待遇。將此等兵隊與臨時的發奴為兵、謫役為兵，以及抽丁為兵相敵，自然可得勝利。古人所謂『仁者無敵』，府兵制度的長處，只在對自己的農民已表見了些人道意味。史稱：『撫養訓導有如子弟，故能以寡克眾』是也。從此軍人在國家重新有其地位，不是臨時的捉派與懲罰。
府兵制另一個意義在把北方相沿胡人當兵、漢人種田的界線打破了。中國農民開始正式再武裝起來。
周書文帝紀：『西魏大統九年，廣募關隴豪右，以增軍旅。』按：此云『豪右』，即六等之民，下戶三等不得與，亦三國壯者補兵之意也。又隋書食貨志：『周武帝建德二年，周書在三年。改軍士為侍宮，募百姓充之，除其縣籍。是後夏人半為兵矣。』此皆周代兵制多征漢人之證。又元魏本屬部族軍隊制，史稱魏初『統國三十六，大姓九十九』，至西魏時多絕滅。恭帝元年，宇文泰以諸將功高者為三十六國後，次者為九十九姓後，所統軍人亦改從其姓。及大定元年下令，前賜姓皆復舊。是先以漢軍功賜為胡貴族，後則並去胡復漢。此處正可看出當時胡、漢勢力之推移。此下恭帝三年，即正式行『六官』之制。自鮮卑舊制貴族國姓變而為六官，此尤政治組織之一大進步也。
從此北齊、北周東西兩方的漢人，均代替到鮮卑族的武裝與兵權。
北齊是全農皆兵，北周是選農訓兵，此為者間之不同。
所以自行『均田』，而經濟上貴族與庶民的不平等取消；自行『府兵』，而種族上胡人與漢人的隔閡取消。北方社會上兩大問題，皆有了較合理的解決。中國的農民，開始再有其地位，而北周亦遂以此完成其統一復興的大任務。
一種合理的政治制度的產生，必有一種合理的政治思想為之淵泉。北朝政洽漸上軌道，不能不說是北方士大夫對政治觀念較為正確之故。北周書文帝紀魏大統十一年春三月令：『古之帝王所以建諸侯、立百官，非欲富貴其身而尊榮之，蓋以天下至廣，非一人所能獨治，是以博訪賢才，助己為治，若知其賢，則以禮命之。其人聞命之日，則慘然曰：「凡受人之事，任人之勞，何舍己而從人？」又自勉曰：「天生儁七，所以利時。彼人主欲與我共為治，安可苟辭？」於是降心受命。其居官也，不惶恤其私而憂其家，故妻子或有饑寒之弊而不顧。於是人主賜以俸祿、尊以軒冕而不以為惠，賢臣受之亦不以為德。為君者誠能以此道授官，為臣者誠能以此情受位，則天下之大，可不言而治。後世衰微，以官職為私恩，爵祿為榮惠。君之命官，親則授之，愛則任之。臣之受位，可以尊身而潤屋者，則迂道而求之。至公之道沒，而奸詐之萌生。天下不治，正為此矣。今聖主中興，思去澆溈。在朝之士，當念職事之艱難。才堪者審己而當，不堪者收短而避。使天官不妄加，工爵不虛受，則淳素之風庶幾可返。』按：大統十年秋七月，魏帝以宇文泰前後所上二十四條及十二條新制，方為中興永式，乃命尚書蘇綽更損益之，總為五卷，班於天下。於是搜簡賢才，以為牧守令長，皆依新制而遣焉。則是令乃蘇綽筆也。
魏書道武紀天興三年十二月乙未天命詔、丙申官號詔，陳義皆至高卓。官號詔云：『官無常名，而任有定分。桀紂南面，雖高可薄；姬旦為下，雖卑可尊。一官可以效智，華門可以垂範。故量己者，令終而義全；昧利者，身陷而名滅。故道義，治之本，名爵，治之末。名不本於道，不可以為宜；爵無補於時，不可以為用。』此等語殆是崔宏筆。北朝士大夫對於政治見解遠勝南士，於此可征。
周武帝保定二年詔：『樹之元首，君臨海內，本乎宣明教化，亭毒黔黎；豈惟尊貴其身，侈富其位？是以唐堯疏葛之衣，粗糲之食，尚臨汾陽而永嘆，登姑射而興想。況無聖人之德，而嗜欲過之，何以克厭眾心，處於尊位？朕甚恧焉。』此等皆辭旨深醇，不愧兩漢。馬周之告唐太宗曰：『自魏晉以還，降及周隋，多者不過六十年，少者才二、三十年而亡，良由創業之君不務廣恩化，當時僅能自守，後無遺德可思，故傅嗣之主政教少衰，一夫大呼而天下土崩矣。』此等意境，直遜北朝諸儒遠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