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10-12 13:16
逮乎大一统政府逐渐腐败，此亦因儒家思想未能发挥尽致，而自有其病痛。人生当下现实的理想与寄托毁灭，群体失其涵育，私的期求奋兴，礼乐衰而方术盛。当此时期的社会，则自然舍儒而归道。其时的政府〔或为政府打算的学者〕，往往想应用法家的手段来牢笼，而终于牢笼不住。
王莽时代即是走上此种歧途惶惑之顶点。
王莽之受禅与变法，实为西汉政治社会已走上衰运后之一种最后挣扎。当时一面崇兴礼乐，一面又盛事避忌。阴阳家本兼采儒、道两家思想而成，王莽时代为阴阳学家思想之极盛时期，亦即阴阳学家思想内部破裂之时期。“礼乐”与“方术”，到底不能融合为一。王莽之失败，一面即是阴阳学派思想之失败。自此以往，儒、道两家，依旧分道扬镳，而阴阳家思想遂一蹶不振。惟阴阳家思想已有不少渗入儒、道两家之血液中。
光武、明、章虽粉饰礼乐于朝廷，而社会上则方术思想日盛一日。只观王充论衡所批斥，即可考见其一斑。
东汉一方面是王纲之解纽，即大—统政府之瓦解。又一方面则是古人一种积极的全体观念即天的信仰。之消失。
相应于乱世而起者，乃个人之私期求，方术权力之迷信，段炯表荐樊志张，谓其：“有梓慎、焦〔延寿〕、董〔仲舒〕之识。”何进表荐董扶，谓其：“内怀焦、董消复之术。”晋韩友“行京、费厌胜之术”。当时人对学街，全以一种方术视之。而此种方术，人体为个人消殃避祸，求福延年。与物质的自由需要。最著者，人可不死，铅汞可变黄金。以不死之生命而济之以无量之黄金，则物质上之需要可以十分自由而无憾矣。于是后世之所谓道教，遂渐渐在下层社会流行。
阴阳家虽亦擅神仙方术，然其精神仍偏于政治；故西汉人以邹衍与孔子并提。以私人的福利观念普遍流传于社会下层者，则非邹衍而为老子；此亦自西汉已然。故方士偏于向上活动，道士则偏于向下活动。秦皇、汉武之所想望，变而为东汉以下一般平民之期求。比读史记封禅书与后汉书的方术传，正可以看出这一个转变。
初期佛教输入，亦与此种社会情态相适协，而渐渐占有其地位。
史称：楚王英晚节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明帝韶之曰：事在永平八年。“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是其时喜黄老者已兼祠浮屠之证。又桓帝时，襄楷上书，“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云云，依然以黄老、浮屠并举。二事相去约百年，可见当时佛教仅如黄老之附庸也。又灵帝熹平二年，陈国相师迁追奏前相魏愔与陈王宠共祭天神，希幸非冀，愔辞“与王共祭黄老君，当作‘黄帝、老君’。求长生福而已，无他翼幸”。是当时以黄帝、老子为天神，谓祠黄老可得长生之证。
逮乎东方黄巾之乱，顺帝时，琅邪宫崇诣阙，上其师干吉于曲阳泉水上所得神书百七十卷，号“太平清领书”。〔后称“太平经”。〕其言以阴阳五行为家，而多巫观杂语。桓帝时，平原襄楷又上之，其后张角颇有其书。盖本之天文星象而附以符箓巫道。以及汉中张鲁之亡，张鲁，沛人。祖父陵，顺帝时客于蜀，学道鹄鸣山中，造符书，为人治病。陵子衡，衡子鲁，以法相授。自号“师君”，其众曰“鬼卒”，曰“祭酒”，曰“理头”。此派道学亦自东土流衍，与黄巾盖同源，皆远始先秦，所谓燕、齐方士，即黄老学、阴阳学之故乡也。又汉末有魏伯阳著参同契，为道家言服食修炼者所宗，亦在东方。方术信仰渐渐在士大夫阶层中失其势力。
曹植、曹丕兄弟，皆不信方士神仙之术。曹丕典论，曹植辩道论，皆辩其事。及嵇康为养生论，乃从哲理的见解谓：“导养得理，可以延年”，不啻为方术信仰开新生命。至葛洪著抱朴子，仍信服食长生。嵇、葛处境与曹氏兄弟不同。厌世无聊，乃有讬于此也。
大的群体日趋腐败毁灭，既不能在政治社会大处着力，希图补救，常自退缩在个人的私期求里，于是只有从方术再转到清谈。
此即自黄老转入庄老也。黄老尚带有政治意味，即牵涉群体。与阴阳学家相搀混。庄老则全属个人主义。东汉治老子学者常兼通天文图识，清谈家则否。清谈家一方面似较合理，另一方面，则对全体观念更为浅狭。
相应于此种形势下之佛教，乃亦渐渐有学理之输入。
佛教与庄老，自有其本原相似处。即均为各个人打算，以各个人融解入大宇宙，不注重为大群体打算。以各个人融解入大人群。晋释道安注经录序云：“佛教延及此土，当汉之末世，晋之盛德。”正指思想上之传播而言。
名士世族在不安宁的大世界中，过着他们私人安宁的小世界生活，他们需要一种学理上的情神方面、内心方面的。解释与慰藉。瞿昙与庄、老，遂同于当时此种超世俗的学理要求下绾合。
魏晋之际，则先求孔子与庄老之绾合。裴徽问王弼：“无者诚万物之所资，然圣人莫肯致言，而老于申之无已者何?”弼曰：“圣人体无，无又不可以为训，故不说。老子是有者，故恒言无，所不足。”何晏以为“圣人无喜怒哀乐”，弼与不同，以为“圣人之情，应物而无累于物”。王衍问阮修，老庄、圣教同异，对曰：“将无同。”衍辟之为掾。世谓之“三语掾”此皆当时要求绾合孔子于超世俗之学理之证。直至郭象注庄犹尔。
东晋名族，并多信持“天师道”。
史称王氏世事“五斗米道”。王羲之既去官，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采药石，不远千里。郗愔xīyīn事天师道，与羲之、愔姐夫。许询俱栖心绝谷，修黄老之术。其子超转奉佛。王凝之信道弥笃，孙恩亦世奉五斗米道而作乱。攻会稽，僚佐请为之备。凝之不从，方入靖室请祷，出语诸将佐曰：“吾已请大道，许鬼兵相助，贼自破矣。”遂为恩所害。殷仲堪少奉天师道，精心事神，不吝财贿，而怠行仁义，啬于周急，及桓玄来攻，犹勤请祷。此等名士，皆理解超卓，而犹信此等道术者，盖彼辈于世俗事既不肯多所尽力，则个人的私期求自难舍弃。个人不投入大人群。则必求投入大自然。故超世必希长生，犹幸其术之一验；否则鼓琴烧香，常乐我净，亦与彼辈私生活之闲适相谐。孙策云：“昔南阳张津，为交州刺史，尝著绛帕头，鼓琴烧香，读邪俗道书，云以助化，卒为南夷所杀。”绛帕犹黄巾之类，是此教以鼓琴焚香为事之证。
又其道须自首过失，王献之遇疾，家人为之上章，道家法应首过，问其有何过失。对曰：“不觉，唯忆与郗家离婚。”是其教有首过之证。凡度出世生活者，必以此为调节。经营世务，过则改为，其良心上之罪恶感，常不如超世离群者之迫切。且此等求长生、乐清净、自首过失诸端，亦复与当时门第之克绵其世泽者有补。彼辈既不经营世务，又安富累世，而能清净自守者，固为于庄老玄理薄有所得，亦由此等外正的律行，有以助之。将来之转而佞佛，理亦有由是者。守之既有素，一旦临祸变，则亦惟有乞灵以自慰也。如王凝之、殷仲堪。
可见当时南方名士，彼辈对国家民族，政教大业，虽尽可捉尘清谈，轻蔑应付，然涉及其个人私期求，则仍不免要乞灵于从来方术之迷信。这一种风气，直要到宋、齐以下，始渐渐消失，而其时则佛教思想遂一跃而为时代之领导者。两晋以清谈说庄老；宋、齐以下，则以佛义说庄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