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10-12 13:16
逮乎大一統政府逐漸腐敗，此亦因儒家思想未能發揮盡致，而自有其病痛。人生當下現實的理想與寄託毀滅，群體失其涵育，私的期求奮興，禮樂衰而方術盛。當此時期的社會，則自然舍儒而歸道。其時的政府〔或為政府打算的學者〕，往往想應用法家的手段來牢籠，而終於牢籠不住。
王莽時代即是走上此種歧途惶惑之頂點。
王莽之受禪與變法，實為西漢政治社會已走上衰運後之一種最後掙扎。當時一面崇興禮樂，一面又盛事避忌。陰陽家本兼采儒、道兩家思想而成，王莽時代為陰陽學家思想之極盛時期，亦即陰陽學家思想內部破裂之時期。『禮樂』與『方術』，到底不能融合為一。王莽之失敗，一面即是陰陽學派思想之失敗。自此以往，儒、道兩家，依舊分道揚鑣，而陰陽家思想遂一蹶不振。惟陰陽家思想已有不少滲入儒、道兩家之血液中。
光武、明、章雖粉飾禮樂於朝廷，而社會上則方術思想日盛一日。只觀王充論衡所批斥，即可考見其一斑。
東漢一方面是王綱之解紐，即大—統政府之瓦解。又一方面則是古人一種積極的全體觀念即天的信仰。之消失。
相應於亂世而起者，乃個人之私期求，方術權力之迷信，段炯表薦樊志張，謂其：『有梓慎、焦〔延壽〕、董〔仲舒〕之識。』何進表薦董扶，謂其：『內懷焦、董消復之術。』晉韓友『行京、費厭勝之術』。當時人對學街，全以一種方術視之。而此種方術，人體為個人消殃避禍，求福延年。與物質的自由需要。最著者，人可不死，鉛汞可變黃金。以不死之生命而濟之以無量之黃金，則物質上之需要可以十分自由而無憾矣。於是後世之所謂道教，遂漸漸在下層社會流行。
陰陽家雖亦擅神仙方術，然其精神仍偏於政治；故西漢人以鄒衍與孔子並提。以私人的福利觀念普遍流傳於社會下層者，則非鄒衍而為老子；此亦自西漢已然。故方士偏於向上活動，道士則偏於向下活動。秦皇、漢武之所想望，變而為東漢以下一般平民之期求。比讀史記封禪書與後漢書的方術傳，正可以看出這一個轉變。
初期佛教輸入，亦與此種社會情態相適協，而漸漸占有其地位。
史稱：楚王英晚節喜黃老學，為浮屠齋戒祭祀。明帝韶之曰：事在永平八年。『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潔齋三月，與神為誓，何嫌何疑，當有悔吝。其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是其時喜黃老者已兼祠浮屠之證。又桓帝時，襄楷上書，『聞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云云，依然以黃老、浮屠並舉。二事相去約百年，可見當時佛教僅如黃老之附庸也。又靈帝熹平二年，陳國相師遷追奏前相魏愔與陳王寵共祭天神，希幸非冀，愔辭『與王共祭黃老君，當作「黃帝、老君」。求長生福而已，無他翼幸』。是當時以黃帝、老子為天神，謂祠黃老可得長生之證。
逮乎東方黃巾之亂，順帝時，琅邪宮崇詣闕，上其師干吉於曲陽泉水上所得神書百七十卷，號『太平清領書』。〔後稱『太平經』。〕其言以陰陽五行為家，而多巫觀雜語。桓帝時，平原襄楷又上之，其後張角頗有其書。蓋本之天文星象而附以符籙巫道。以及漢中張魯之亡，張魯，沛人。祖父陵，順帝時客於蜀，學道鵠鳴山中，造符書，為人治病。陵子衡，衡子魯，以法相授。自號『師君』，其眾曰『鬼卒』，曰『祭酒』，曰『理頭』。此派道學亦自東土流衍，與黃巾蓋同源，皆遠始先秦，所謂燕、齊方士，即黃老學、陰陽學之故鄉也。又漢末有魏伯陽著參同契，為道家言服食修煉者所宗，亦在東方。方術信仰漸漸在士大夫階層中失其勢力。
曹植、曹丕兄弟，皆不信方士神仙之術。曹丕典論，曹植辯道論，皆辯其事。及嵇康為養生論，乃從哲理的見解謂：『導養得理，可以延年』，不啻為方術信仰開新生命。至葛洪著抱朴子，仍信服食長生。嵇、葛處境與曹氏兄弟不同。厭世無聊，乃有託於此也。
大的群體日趨腐敗毀滅，既不能在政治社會大處着力，希圖補救，常自退縮在個人的私期求里，於是只有從方術再轉到清談。
此即自黃老轉入莊老也。黃老尚帶有政治意味，即牽涉群體。與陰陽學家相攙混。莊老則全屬個人主義。東漢治老子學者常兼通天文圖識，清談家則否。清談家一方面似較合理，另一方面，則對全體觀念更為淺狹。
相應於此種形勢下之佛教，乃亦漸漸有學理之輸入。
佛教與莊老，自有其本原相似處。即均為各個人打算，以各個人融解入大宇宙，不注重為大群體打算。以各個人融解入大人群。晉釋道安注經錄序云：『佛教延及此土，當漢之末世，晉之盛德。』正指思想上之傳播而言。
名士世族在不安寧的大世界中，過着他們私人安寧的小世界生活，他們需要一種學理上的情神方面、內心方面的。解釋與慰藉。瞿曇與莊、老，遂同於當時此種超世俗的學理要求下綰合。
魏晉之際，則先求孔子與莊老之綰合。裴徽問王弼：『無者誠萬物之所資，然聖人莫肯致言，而老於申之無已者何?』弼曰：『聖人體無，無又不可以為訓，故不說。老子是有者，故恆言無，所不足。』何晏以為『聖人無喜怒哀樂』，弼與不同，以為『聖人之情，應物而無累於物』。王衍問阮修，老莊、聖教同異，對曰：『將無同。』衍辟之為掾。世謂之『三語掾』此皆當時要求綰合孔子於超世俗之學理之證。直至郭象注莊猶爾。
東晉名族，並多信持『天師道』。
史稱王氏世事『五斗米道』。王羲之既去官，與道士許邁共修服食，採藥石，不遠千里。郗愔xīyīn事天師道，與羲之、愔姐夫。許詢俱棲心絕谷，修黃老之術。其子超轉奉佛。王凝之信道彌篤，孫恩亦世奉五斗米道而作亂。攻會稽，僚佐請為之備。凝之不從，方入靖室請禱，出語諸將佐曰：『吾已請大道，許鬼兵相助，賊自破矣。』遂為恩所害。殷仲堪少奉天師道，精心事神，不吝財賄，而怠行仁義，嗇於周急，及桓玄來攻，猶勤請禱。此等名士，皆理解超卓，而猶信此等道術者，蓋彼輩於世俗事既不肯多所盡力，則個人的私期求自難捨棄。個人不投入大人群。則必求投入大自然。故超世必希長生，猶幸其術之一驗；否則鼓琴燒香，常樂我淨，亦與彼輩私生活之閒適相諧。孫策云：『昔南陽張津，為交州刺史，嘗著絳帕頭，鼓琴燒香，讀邪俗道書，雲以助化，卒為南夷所殺。』絳帕猶黃巾之類，是此教以鼓琴焚香為事之證。
又其道須自首過失，王獻之遇疾，家人為之上章，道家法應首過，問其有何過失。對曰：『不覺，唯憶與郗家離婚。』是其教有首過之證。凡度出世生活者，必以此為調節。經營世務，過則改為，其良心上之罪惡感，常不如超世離群者之迫切。且此等求長生、樂清淨、自首過失諸端，亦復與當時門第之克綿其世澤者有補。彼輩既不經營世務，又安富累世，而能清淨自守者，固為於莊老玄理薄有所得，亦由此等外正的律行，有以助之。將來之轉而佞佛，理亦有由是者。守之既有素，一旦臨禍變，則亦惟有乞靈以自慰也。如王凝之、殷仲堪。
可見當時南方名士，彼輩對國家民族，政教大業，雖盡可捉塵清談，輕蔑應付，然涉及其個人私期求，則仍不免要乞靈於從來方術之迷信。這一種風氣，直要到宋、齊以下，始漸漸消失，而其時則佛教思想遂一躍而為時代之領導者。兩晉以清談說莊老；宋、齊以下，則以佛義說莊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