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10-12 13:17
佛教入中国，远在东汉初年，或尚在其前。
汉明帝永平中，遣使往西域求法，其事始见于牟子理惑论及四十二章经序等书，是为我国向所公认佛教最先之传入。或其事尚可前溯，然要之于中国社会未见影响。
惟佛法之流布，则直到汉末三国时代而盛。其时则多为小乘佛法之传译，高僧多属外籍。
如安世高、支栖迦识、康僧会之类是也。中国僧人见于慧皎高僧传者以朱士行为最早，然已在三国时。知其先佛法极少与中国上流学术界相接触。
东晋南渡，佛学乃影响及于中国之上层学术界，其时则僧人与名士互以清谈玄言相倾倒。
如竺法深、支道林其著也。殷浩北伐既败，大读佛经，欲与支道林辩之。孙绰以名僧七人匹竹林七贤。道贤论。此名士与僧人合流之证。故深公评庾亮，谓：“人谓庾元规名士，胸中柴棘三斗许。”庾冰创议沙门宜跪拜王者；桓玄继之，并主沙汰沙门。至宋、齐，此二议皆曾为朝廷采纳。庾、桓两家，固与名士清谈气味不相投。可知东晋僧人，实与名士站在同一路线，一鼻孔出气也。
直到南朝，梁武帝信佛，而佛法遂盛极一时。
其时京师寺刹，多至七百。宫内华林园，为君臣讲经之所；宫外同泰寺，为帝王舍身之区。粱武帝三度舍身入寺，与众为奴，群臣以一亿万钱奉赎。南齐竟陵王，亦先有其事。此后陈武帝幸大庄严寺舍身。陈后主即位年，亦在弘法寺舍身。为无遮大会，道、俗会者五万。中大通元年。郭祖深舆榇上疏，谓：“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道人又有白徒，尼则皆畜养女。天下户口，几亡其半。恐方来处处成寺，家家剃落，尺土一人，非复国有。”荀济亦上疏云：“倾储供寺，万乘拟附庸之仪，肃拜僧尼，三事执陪臣之礼。宠既隆矣，侮亦剧矣。” 此等皆由大群体政治观点排斥佛教，即唐代韩愈亦然。反而论之，大群体政治有办法，佛教自会衰落，则为宋代欧阳修之本论。自理学家起，则是为新儒学。
以前的名士们，感世事无可为，遂由研玩庄老玄学而曲折崇信佛法。现在如梁武帝，则是大权在握，正可展布，却由崇佛而致世事败坏。以前如阮籍、嵇康等，皆是政治上不得志，遂转向庄老。梁武帝高踞帝位，岂得崇奉出家人法？
北方五胡君主，崇佛尤殷。最著者为二石勒与虎。之于佛图澄。
五胡虽染汉化，其浅演暴戾之性，骤难降伏，一旦锦衣玉食，大权在握，其临境触发，不能自控制者，最大有两端：一曰好淫，二曰好杀。惟佛法，适如对症之药。人自慕其所乏，故五胡君主于佛法所尝虽浅，而敬信自深。高僧传谓：“竺佛图澄西域人。悯念苍生，常以报应之说，戒二石之凶杀，蒙益者十有八、九。” 支道林谓：“澄公以石虎为海鸥鸟。”
又五胡君主，自谓本胡人，当奉胡教。高僧传又谓：“佛图澄道化既行，民多奉佛，营造寺庙，相竞出家。中书著作郎王度奏禁之，石虎下书曰：‘度议佛是外国之神，非天子诸华所宜奉。朕生自边壤，君临诸夏，飨祀应兼从本俗，佛是戎神，正所应奉。’” 辽、金、元、清四朝奉佛，皆带有此两因缘。
稍后至姚兴迎鸠摩罗什，而北方佛法如日中天。
罗什，龟兹人。苻坚先命吕光将兵西征，欲迎之，适坚被杀，罗什停于凉州。直至姚兴敦请始来。兴既托意佛道，公卿以下，莫不钦附，自远至者五千余人，坐禅者有千数，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
大乘经典之宏扬，亦多出其手。高僧传：“什在长安译经三百余卷。僧佑著录三十五部，二百九十四卷。”自此以往，佛学在中国，乃始成为上下信奉的一个大宗教。
原佛学流行，固由于当时时代之变动，而尚有其内在之条件。
第一佛法主依自力，不依他力。
世界诸大宗教，率本天帝神力，惟佛教尊释迦，则同属人类。此与中国儒家，尊崇人文历史、敬仰古先圣哲之教义大同。亦复与道家彻底破坏天神迷信之理论不相违背。释迦之可尊，在其“法”，故佛家有“依法不依人”之教。当知得此大法者不止释迦一人，故佛书屡言“诸佛”，又言“人皆有佛性”，则尽人皆有可以成佛之理，此与儒家“人皆可以为尧舜”义又相似。
第二佛法主救世，不主出世。
诸教率向往尘俗以外之天国，故其精神率主出世，而又同时亦兼带一种浓重的个人主义。佛法虽亦主有一“涅盘”境界，但同时主张“三世因果轮回报应”。人生宿业，纤微必报，故主于当身修行，勇猛精进。又佛义主张“无我”，一切以因缘和合为法，故“众生不成佛，我亦不成佛”。又曰：“生死即涅盘，烦恼即菩提。”如是则成为一积极的救世主义者。此与诸教主张个人出世、以大国为乐园者自别，亦复与中国庄老道家一派有厌世、玩世意味者迥异；此又与儒家侧重大群主义之人文教相似。
故佛教在其消极方面，既可与中国道家思想相接近，在其积极方面，亦可与中国儒家思想相会通。
其时名德高僧如慧远、僧肇之徒，皆精研庄老义，而释道安二教论广弘明集卷八。乃抑老于儒下。此后竺道生“一阐提亦具佛性”与“顿悟成佛”之说，更为与儒义相近。谢灵运和之，其与诸道人辨宗论广弘明集卷十八。以孔、释两家相拟立论。而孙绰喻道论乃谓牟尼为“大孝”，“周、孔即佛，佛即周、孔”。是其时名士僧人，又俱黜老崇孔。故其先兼通老、释，至是乃并拟儒、佛。此种界线，大体相当于晋、宋之际，可以僧肇与生公时代为划分。
而当时佛法之所以盛行，尚有一积极的正因，则由其时中国实有不少第一流人物具有一种诚心求法、宏济时艰之热忱是也。
其间品德学养尤著者，如道安，常山扶柳人，师事佛图澄，居河北，后南投襄阳，遂赴长安而卒。道安为中国一个严正的佛徒，〔其先如支道林等，只是出家的名士。〕其徒众南北分张，始为佛教树独立之地位。如僧肇，京兆人，师事鸠摩罗什，为什门四大弟子之一。早死，其所著肇论，为极精卓之佛教论文。如慧远，雁门楼烦人，道安弟子，高隐庐阜，始开佛教讲坛，为南朝佛教大师。如法显，平阳武阳人，西行求法，先后凡十五年，为我国至印度第—僧人，足与后来玄奘西行相媲美。如竺道生；钜鹿人，学于鸠摩罗什，亦什门四大弟子之一也。后为南方佛教大师。此等皆以极伟大之人格，极深美之超谐，相望于数百年之间。
盖以当时中国政教衰息，聪明志气无所归向，遂不期而凑于斯途。此皆悲天悯人，苦心孤谐，发宏愿，具大力，上欲穷究宇宙真理，下以探寻人生正道，不与一般安于乱世、没于污俗，惟务个人私期求者为类。故使佛教光辉，得以照耀千古。若仅谓佛讲出世，与一时名士清谈气味相投；而社会民众，亦以身丁荼毒，佛讲未来，堪资慰藉；并出家可以逃役，即获现实福益。凡此种种，固亦当时佛法盛行之世缘，然论其主要原因，则固在彼不在此。
故当时之第一流高僧，若论其精神意气，实与两汉儒统貌异神是，乃同样求为人文大群积极有所贡献。惟儒家着眼于社会实际政教方面者多，而当时之佛学高僧，则转从人类内心隐微处为之解纷导滞，使陷此黑暗混乱中之人生得宁定与光明，则正与儒家致力政教之用心，异途同归也。惟此等高僧，亦多兴起于北方，南方则受其波及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