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10-12 15:37
由于当时士阶层之觉醒，而促起了在朝的变法运动。
宋朝变法，前后共有两次。一在仁宗庆历时，范仲淹为相。一在神宗熙宁时，王安石为相。
仁宗正值辽 夏交侵，而国内财政到达将次崩溃的时候，为西夏用兵特起范仲淹，任以方面。由韩琦所荐，在陕与韩共事。迨〔dài〕夏事稍缓，范仲淹、韩琦、富弼同时为相。仁宗屡次催他们条陈改革政治的意见。仲淹语人曰：“上用我至矣，然事有后先。且革弊于久安，非朝夕可能。”是韩、范等虽有改革政治之大志，而审慎回翔，末敢轻举。一日特开天章阁，召对赐坐。此于宋为殊礼矣。给笔札，使当面疏奏。仲淹等不得已，始请退而列奏。可见宋朝变法，亦由王室主动，不仅神宗于王安石如此，即仁宗于范仲淹亦然。〔时韩琦不在朝。〕
范仲淹因此提出十项政见，为变法张本。这是有名的所谓十事疏。
一、明黜陟。二、抑侥幸。三、精贡举。兴学校，黜词赋，已先王安石言之。四、择官长。五、均公田。此条注重州县职田之均配，使地方官皆得以厚俸尽其职责。六、厚农桑。七、修戎备。此条主于近畿召募壮丁，仿唐府兵制行之。八、减徭役。此条侧重在并省县邑，则公人可归农，徭役可省。特举京西言之，次及大名，与王安石免役用意稍不同。九、覃〔tán〕恩信。十、重命令。
范仲淹的十事，大致可分三项。前五事属于澄清吏治。前一、二项从消极方面说，三、四、五三项就积极方面说。后三事属于富强的问题。第六项主求富，第七项主求强，第八项则为消极的减政主义。最后两项，系属前八项之运用。信赏必罚，为使法必行之法。韩琦陈八事在前。一、选将帅，二、明按察，三、丰财利，四、抑侥幸，五、进有能，六、退不才，七、去冗食之人，八、谨入官之路。大体主张与范相似。仲淹的意见，大致是欲求对外，先整理内部。欲求强兵，先务富民。而欲行富民之政，则先从澄清吏治下手。
仲淹在敷陈十事前有一冒头，说：“我国家革五代之乱，富有四海，垂八十年。纲纪制度，日削月侵。官壅于下，民困于外。夷狄骄盛，盗贼横炽。不可不更张以救之。然欲清其流，必澄其源。”将此与下陈十事，先后次序比观，其意显然。
要澄清吏治，治标的先务是明黜陟，抑侥幸，让贤能者上升，不肖者下退。
“明黜陟”是针对当时“磨勘”的制度而发。
仲淹说：“文资三年一迁，武职五年一迁，谓之“磨勘”。不限内外，不问劳逸，贤不肖并进。假如庶僚中有一贤于众者，理一郡县，领一务局，思兴利去害，众皆指为生事，必嫉沮非笑之。稍有差失，随而挤陷。故不肖者素餐尸禄，安然而莫有为。虽愚暗鄙猥，人莫齿之，而三年一迁，坐至卿监、丞郎者，历历皆是。谁肯为陛下兴公家之利，救生民之病，去政事之弊，葺纪纲之坏哉！”按：磨勘始祥符后。
“抑侥幸”是针对当时“任荫”的制度而发。
仲淹云：“真宗皇帝恩意渐广，大两省至知杂、御史以上，每遇南郊并圣节，各奏子充京官。假有任学士以上官经二十年者，则一家兄弟子孙出京官二十人，仍接次升朝，此滥进之极也。”
“精贡举”，最为根本之事，一时难见成效。
仲淹主罢“糊名”，参考履行。糊名制始太宗淳化三年，自是科场规制日趋严密。然其弊则在仅凭一日文字之短长，而无从稽考其人平日之行义。进士先策论，后诗赋。诸科取兼通经义者。而尤要在兴学校。时诏州县立学，士须在学三百日，乃听预秋试。
“择官长”，则从选各路监司官按察使，由转运使兼。下手，让每路的按察使来甄别各该路的官吏。
仲淹选监司，取班薄，视不才者一笔勾之。富弼曰：“一笔勾之甚易，焉知一家哭矣。”仲淹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遂悉罢之。遂委各路按察使自择知州，知州择知县，不任事者悉罢。
仁宗对仲淹十事全部的接受了，独仲淹主复府兵〔第七项〕，以朝臣不赞同而止。然而仲淹的政策，到底引起了绝大的反动。宋朝百年以来种种的优容士大夫，造成了好几许读书做官人的特有权利，范仲淹从头把他推翻，天下成千成万的官僚乃至秀才们，究竟能“以天下为己任”的有多少？能“先天下而忧后天下而乐”的有多少？暗潮明浪，层叠打来。不到一年，仲淹只得仓皇乞身而去。庆历三年七月，仲淹为参知政事，四年六月出外。仁宗虽心里明白，也挽不过举国汹涌的声势，终于许他卸责。史称：“按察使出，多所举劾，人心不悦，而任子恩薄，磨勘法密，侥幸者不便。于是谤毁行，朋党之论浸闻于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