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10-12 15:40
宋朝事实上变法的要求，依然存在，范仲淹虽失败，不到三十年，王安石又继之而起。
然而王安石的遭遇，与范仲淹不同。反对范仲淹的，全是当时所谓小人；而反对王安石的，则大多是当时的所谓君子。
甚至连当时赞同范仲淹变法的诸君子，如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亦反对王安石。
仁宗比较温和，因朝臣反对即不坚持。神宗则乾纲独断，尽人反对，依然任用。遂使后人对范、王两人评判迥异。
大抵崇范者并不在其事业，而为其推奖人才。诋王者亦非在其人品，而在其为小人所利用。对仁宗、神宗两人评论亦异，因仁宗能从众，而神宗主独断。
就熙宁新政与庆历变法对照，其间亦有差别。
熙宁新政之荦荦大者，如青苗，
以常平籴〔音迪〕本散与人户，出息二分，春散秋敛。
均输，
以发运之职改为均输，假以钱货，凡上供物皆得徙贵就贱，用近易远，预知在京仓库所当办者，便宜蓄买。
市易，
出公帑为市易本，市贱鬻贵，以平物价，而收其余息，并听人赊贷县官财货，出息二分，过期不输加罚钱。
方田，
以东西南北若干步为一方，量地，验其肥瘠，定其色号，分五等定税数。此法始于郭谘、孙琳，欧阳修、王洙皆推称之。其法以东西南北各千步为四十一顷六十六亩。一百六十步为一方，即古万亩之田。百步为一小方，即古百亩之田。名『千步开方法』。
免役，
五代以来，以衙前主官物之供给或运输。以里正、户长、乡书手课督赋税，负偿逋之责。以耆长、弓手、壮了逐捕盗贼。以承符、人力、手力、散从给官使奔走。县曹司至押录，州曹司至孔目官，下至杂职、虞侯、拣掐等，各以乡户等第差充。民不胜其苦，而衙前为尤甚。今听免役，据家赀高下出钱，由官雇役。单丁、女户原无役者，概输钱，谓之『助役』。
保甲，
籍民二丁取一，十家为保，保丁授弓弩，教之战阵。
保马，
凡五路义保，愿养马者，户一匹，以监牧见马给之，或官与直使自市，岁阅肥瘠，死病补偿。
大抵相当于范仲淹十事之六、七、八诸项。似乎王安石并不十分注重仲淹十事中之前几项。似乎王安石是径从谋求国家之富强下手，而并不先来一套澄清吏治的工作。
因此后人说范仲淹是儒家，而王安石为申韩。至王之自负，则为盂子。因范之政见，先重治人而后及于治法；王则似乎单重法不问人。只求法的推行，不论推行法的是何等样的人品。神宗亦谓：『终不以吏或违法之故而为之废法。』
那时的官僚们，情形还是和范仲淹时代差不多。他们既不免为做官的立场来反对范仲淹，自亦不免要为做官的立场来奉迎王安石。范主先清吏治，只可反对。王主推行新法，便可奉迎。而王则谓范仲淹『结游士，坏风俗』。
王安石的新法，不免要为推行不得其人而全失立法之本意。陆佃受经于安石，其告安石，亦谓：『新法非不善，但推行不如初意，还为扰民。』其时招受反对最烈者如青苗，反对派的理论多就实际人事言。如州县以多散为功，有钱者不愿借而勒借。患无钱者不易偿，因而不许借。出入之际，吏缘为奸，法不能禁。而王安石则就立法本意言。安石尝谓：『使十人理财，其中容有一二败事，要当计利害多少。』此为当时两派相争一要端。
即论新政立法本意，亦有招受当时反对处。
如司马光论保甲：『籍乡村民二丁取一，是农民半为兵。又无问四时，五日一教，是耕耘收获稼穑之业几尽废。』又按：王安石尝言，终始言新法便者惟曾布。保甲之事，适布判司农寺，条画多出其建请。然绍圣时，章惇、蔡卞皆乞复行保甲，而布独不欲。盖知其事繁扰，不欲轻举。
又荊公废弓箭社行保甲，正犹废常平行青苗，仲淹十事之七已不能行，则安石保甲法自不能得时人之同意。韩琦主乡兵，司马光亦反对之。至如市易法等，更不易得人同情。当时曾布即不谓然。荊公则谓：『行市易劳费精神，正以不负所学为天下立法故。』
尤其是安石对财政的意见，似乎偏重开源；而当时一辈意见，则注重先为节流。
如青苗官放钱而取息二分，在安石之意，则为一面抑富民之兼并，而一面可增国家之收入。在一辈反对者，则谓朝廷与民争利。又如免役法，一面便民，而一面亦借助役钱增岁收。论者则谓其聚敛，于庸外又征庸。
而安石之开源政策，有些处又迹近为政府敛财。
刘挚上疏，谓：『陛下有劝农之意，今变而为烦扰。陛下有均役之意，今倚以为聚敛。』又陈次升谠论集谓：『免役法乃便民之最大者，有司不能上体德意，务求役钱增羡，元祐大臣，得以为辞。』
又按：熙宁青苗取息二分，提举使复以多散为功，遂立各郡定额，而有抑配之弊。其行助役，既取二分宽剩，复征头子钱，民间输钱日多，遂至宽剩积压。至绍圣复行新法，则青苗取息止一分，且不立定额，不加抑配，助役宽剩钱亦不得过一分，而蠲〔捐〕减先于下五等人户。聚敛之意反不如熙、丰之甚。此亦可见荆公之刚愎，当时未能斟酌尽善，并为群小所误矣。熙宁七年七月，吕惠卿以免役出钱未均，五等丁产簿多隐漏不实，由官定立物价，使民各以田亩、屋宅、资货、畜产，随价自占，居钱五当蕃息之钱一，称『手实法』，则较之汉武算缗更为烦琐扰民矣。
故陈傅良谓：『太祖皇帝垂裕后人，以爱惜民力为本。熙宁以来，用事者始取太祖约束一切纷更。诸路上供岁额，增于祥符一倍。崇宁重修上供格，颁之天下，率增之十数倍。以理财之名而务聚敛之实，其端实自荆公启之也。』
而且宋朝那时已嫌官冗，安石推行新法，又增出许多冗官闲禄。
宋聚兵京师，外州无留财，天下支用悉出盐铁、度支、户部三司。王安石用事，先立制置三司条例司，为修订财政法令之新机关。
司马光谓：『三司使掌天下财，不才可黜，不可使两府侵其事。』又为推行新法，诸路增置提举官凡四十余人。司马光非之曰：『设官则以冗增冗，立法则以苛益苛。』又曰：『天下之事当委之转运使、知州知县，不当别遣使扰乱其间。』又曰：『自置将以来，每将下又各有部队将、训练官等一、二十人，而诸州又自有总管、钤〔音前〕辖、都监、监押，设官重复，虚破廪禄。』
神宗亦谓增置官司费财，而安石则谓增置官司所以省费。又增吏禄岁至缗钱百一十万有奇，主新法者皆谓吏禄厚则人自重，不敢冒法。然良吏寡，赇〔音球〕取如故。曾巩于元丰时中书议经费，谓：『臣待罪三班，国初承旧，以供奉官、左右班殿直为三班。初吏员止于三百，或不及之。天禧间乃总四千二百有余。至于今乃总—万一千六百九十。宗室又八百七十。景德员数已十倍于初，今殆三倍于景德。略以三年出入之籍考之，熙宁八年入籍者四百八十有七，九年五百四十有四，十年六百九十，而死亡退免出籍者，岁或过二百人，或不及之；则是岁岁有增，未见其止也。
臣之所知者三班，吏部东西审官，审官东院为尚书左选，掌铨文臣。审官西院为尚书右选，掌铨武臣。与天下他费，尚必有近于此者，惟陛下试加考察。』曾巩与王安石为文学挚友，而政治意见不同。神宗谓：『曾巩以节用为理财之要，世之言理财者未有及此。』可见安石新政诸人，少有以此等言进者。
苏辙元祐会计录序谓：『以宗室言，皇祐节度使三，今则九。三倍。皇祐两使留后一，今则八。八倍。观察使一，今十五。十五倍。防御使四，今四十二。十倍。以百官言，景德大夫时为诸曹郎中。三十九，今二百三十。七陪。景德朝奉郎以上时为员外郎。一百六十五，今六百九十五。五倍。承议郎时为博士。一百二十七，今三百六十九。三倍。奉议郎时为三丞。一百四十八，今四百三十一。三倍。官冗之势，有增无已。』
若依范仲淹所谕，岂得至是。南宋宝祐四年朱熠言：『境土蹙而赋税日繁，官吏增而调度日广。景德、庆历时以三百二十余郡之财赋，供一万余员之俸禄；今以一百余郡之事力，而赡二万四千余员之冗官。』盖宋之不振，始终病于官冗也。
朝野杂记甲集卷十七谓：『祖宗时中都吏禄兵廪之费，全岁不过百五十万缗。元丰间，月支三十六万。宣和崇侈无度，月支百二十万。渡江之初，月支亦不过八十万。淳熙末，朝廷无事，乃月支百二十万，拟于宣和。非泛所支，及金银绵绢不与焉。』官冗则费不节，此又自然必至之势也。
冗官不革，政治绝无可以推行之理。
群书考索续编：『嘉祐推恩裁数十人，治平三百人，熙宁之六年，乃至四、五百人，日暮途远，求田问舍之不暇，何暇谋国家事哉!』元丰三年行新官制，仍无救于官冗。元祐三年翟思奏：『昔以—官治之者，今析为四、五。昔以一吏主之者，今增为六、七。官愈多，吏愈众，禄愈广，事愈繁。
朝廷文移下尚书省，又付吏部，又下寺监，又下所领库务。自下达上亦然。』又云：『有吏部，又有太常寺。有膳部，又有光禄勋。户部之有司农，主客之有鸿胪，驾部之有太仆，库部之有卫尉，工部之有将作军器，水部之有都水监，皆重叠置官，例可减省。』按：元丰改制，一依唐规。不知唐代政府组织，已嫌臃肿膨大，宋在冗官极甚之世，而效唐制，自不能彻底。汉之中都官，不及宋什一，郡守少于宋而令长过之，此宋代治政所以终不足以追古。
亦有明明可省的费，而安石不主节省。
熙宁元年时安石尚未相。十一月郊，执政以河朔旱伤，国用不足，乞勿赐金帛。司马光谓：『救灾节用，当自贵近始。』主听之。安石谓：『大臣不能当辞职，不当辞禄。国用不足，只缘无善理财之人。善理财则不加赋而国用足。』光曰：『天地所生，财货百物，不在民则在官。设法夺民，害甚于加赋。』
今按：南郊赐赉，本属陋规。大臣辞赏，其意甚是，与辞禄不同。农业经济的社会，生产量亦不能急激增进。依宋室当时实况，颇多可撙〔zǔn〕节处。安石只谓『自古治世未尝以财不足为患，患在治财无其道』，上仁宗皇帝万言书中语。不知治财之道。亦有一部分必从撙节入手。否则徒求开源，而浪费日增，如与影竞走，终无及理。
若说再在百姓身上设法括取，则那时的百姓，实有不堪再括之苦。
宋初岁入，已两倍于唐，至熙宁时当不啻二、三十倍。韩琦论青苗，谓：『今天下田税已重，又随亩有农具、牛皮、盐钱、面钱、鞋钱之类，凡十余名件，谓之杂钱。每遇夏秋起纳，官中更将绸绢斛斗低估价例，令民将此杂钱折纳。又每岁将官盐散与人户，谓之蚕盐，令民折纳绢帛。更有预买，转运司和买两色绸绢，如此之类，不可悉举。取利已厚，伤农已深。奈何更引周礼，谓放青苗取利，乃周公太平已试之法!』
今按：宋代租额，已七倍于唐。见林动政本书。又谓：『加夏税钱通计无虑十倍。』今复于两税外增免役、助役钱，役即庸也，两税中已兼租庸调。反对者谓『上户则便，下户实难』，语非无理。又于额用已足外，复增取二分谓之『宽剩』，则下户、单丁、女户更困。又青苗免役赋敛多责见钱，农民何以堪？
而熙宁、元丰的财计，居然一时称富，则掊克聚敛，自然难免。
苏辙谓：『善为国者藏之民，其次藏之州郡。熙宁以来，言利之臣，不知本末，欲求富国，而先困转运司。转运司既困，则上供不继。上供不继，而户部亦惫。内帑别藏，虽积如丘山，而委为朽壤，无益于算。』毕仲游 与司马光书谓：『以诸路所积钱粟，一扫地官，经费可支二十年之用。』安焘亦谓：『熙宁、元丰间，中外府库，无不充衍，小邑所积钱米，亦不减二十万。』据此不仅中央多积，虽州县亦有盈，惟民力为难继耳。陈次仲谠论集上徽宗论中都费用状亦谓：『臣闻元丰库昔年所积财帛甚多，近岁开边，支遣殆尽。』
安石推行新政的又一缺点，在于只知认定一个目标，而没有注意到实际政治上连带的几许重要事件。
程颢本赞成新法，其后亦转入反封派方面。尝谓：『众心暌乖，则有言不信。万邦协和，则所为必成。举一偏而尽沮公议，因小事而先失众心，权其轻重，未见其可。』
而且还带有急刻的心理。
范纯仁告神宗：『道远者理当驯致，事大不可速成，人才不可急求，积弊不可顿革。傥欲事功急就，必为憸〔音先〕佞所乘。』程、范所言，实中安石新政之膏肓要病。曾巩亦曾致书安石细论之，惜乎安石不之悟也。
安石以神宗 熙宁二年为相，至熙宁六年，先后共五年，新法次第成立。
二年二月 王安石参知政事，立制置三司条例司。
四月 遣刘彝、谢卿材、侯叔献，程颢、庐秉、王汝翼、鲁伉、王广廉八人行诸路，察农田、水利、赋役。五月，翰林学士郑獬、知制诰钱公辅罢。六月，御史中丞吕诲罢。
七月 立淮、浙、江、湖六路均输法。八月，侍御史刘琦、御史里行钱觊贬。知谏院范纯仁罢。条例司检详文字苏辙罢。
九月 行青苗法。十月，宰臣富弼罢。
十一月 颁农田水利约束。
闰月 置诸路提举官。
三年十二月 改诸路更戍法，立保甲法，及募役法。三月，贬知审官院孙觉。四月，贬御史中丞吕公著。罢监察御史里行程颢、张戬，右正言李常。九月，宰臣曾公亮罢。十月，翰林学士范镇致仕。
四年二月 更定科举法。四月，出直使馆苏轼。七月，监察御吏里行刘挚罢。又贬御史中丞杨绘。
五年三月 行市易法。
五月 行保甲养马法。
八月 颁方田均税法。
六年九月 收免行钱。四月，枢密文彦博罢。
此等新法，即谓用意全是，大体上非长时间慎密推行，不易见效。
如方田均税法，亦先有行者，而不胜其弊。欧阳修初亦主均田，见文忠集卷百三。嗣乃谓其不便。祥长编一百九十二。其他如保甲等法，更需推行有渐，又必有善体法意之良吏。
其利弊全看实际吏治的情况。
熙宁六年张商英上五事札子谓：『陛下即位五年，更张改造者数十百事。其中法最大、议论最多者有五：曰和戎，曰青苗，曰免役，曰保甲，曰市易。和戎之策已效，青苗之令已行。惟免役、保甲、市易三者，有大利害焉。得其人而缓图之，则为大利；不然则为大害。愿陛下与大臣安静休息，择人而行之。苟一事未已，一事复兴，终莫见其成矣。』张氏此言，可与上引范纯仁说同看。新法利弊，尽在此中也。
如青苗、市易等，无论立法用意如何，并不是必须激急推行，不可复缓。安石为力持此等新法之推进，至不惜牺牲许多不应放过的人事上之助力，实在是他的失策。如欧阳修为竭力奖进王安石之前辈，司马光为安石同时好友，程颢为很有意襄助安石的人，均不能与安石始终共事，实为安石失败之最大原因。苏轼奏论新法，谓：『臣非敢历诋新政，苟为异论。如近日裁减皇族恩例，刊定任子条式，修营器械，阅习鼓旗，物议既允，臣安敢有辞?』时反对新法者大体皆君子，安石宽以图之，未必无和衷共济之路。所以当时人说他性情执拗，不晓事。唐介言安石『好学泥古』，孙固言安石『狷狭少容』，皆中其病。又说他只能做翰林学士，不该做宰相。此韩琦语。
熙宁七年四月，权罢新法，安石去位。八年二月复相，九年十月又去。以后神宗依然照着安石所定新法推行。至元丰八年神宗卒，先后一共不过十七年。即使举朝一致，尽力推行，此等各项新制，均牵涉全国经济民生，未必即可有稳固之基础与确定之成效。何论其常在议论喧豗〔音灰〕、意见水火之中？而神宗一死，新法即废。所以王安石新法的失败，一部分是行政技术上的问题。
安石未免自视过高。
反对他的，他便骂他们『不读书』。安石初相，争新法，议论不协，安石曰：『公辈坐不读书耳。』说他们是『流俗』。安石告神宗：『陛下欲以先王正道胜天下流俗，故与天卜流俗相为重轻。流俗权重，则天下之人归流俗。陛下权重，则天下之人归陛下。』神宗信之，故益依安石，不顾群情矣。又固执不受人言。当时谓安石有『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议论不足恤』之狂论。
而结果为群小所包围，当时批评安石者大致如此。
至于如吕诲等遽〔音聚〕骂安石为大奸大诈，时新法尚未行，即司马光等亦觉吕诲弹之太过，宜乎不足以动神宗之信托。
安石的最大弊病，还在仅看重死的法制，而忽视了活的人事。
依照当时情祝，非先澄清吏治，不足以宽养民力。非宽养民力，不足以厚培国本。非厚培国本，不足以遽希武功。安石的新政，一面既忽略了基本的人的问题，一面又抱有急功速效的心理。在国内新政措施全无头绪的当日，却同时引起边衅，对外便觊开疆用武。此亦安石看事太易处。因此更是加意聚敛，而忽略了为国家的百年长计。
熙宁元年，富弼入觐〔音进〕，神宗问边事，弼曰：『愿陛下二十年口不言兵。』时神宗年二十，方锐意有为，闻弼语，为之默然。安石相，始务拓境。神宗问王韶边费，安石喻韶不必尽对。然自王韶开熙河，种谔开绥州，而徐熙卒有永乐之败。事在元丰五年。史称：『官军、熟羌、义保死者六十万人，钱、粟、银、绢以万数者不可胜计。帝临朝痛悼，而夏人亦困弊。』对辽则割让河东地七百里。事在熙宁八年。惟先有意于边功，遂不期而亟亟于聚敛耳。
南宋时，陈亮评安石新政，从宋代建国的本原立论，可谓中其症结。
亮谓：『唐自肃、代以后，上失其柄，藩镇自相雄长，卒以成君弱臣强，正统数易之祸。艺祖皇帝兴，藩镇拱手以趋约束，列郡各得自达于京师，兵皆天子之兵，财皆天子之财，郡、县不得以一事自专。二百年太平之基，从此而立。然契丹遂得以猖狂恣睢，与中国抗衡。庆历诸臣，亦尝愤中国之势不振矣，而其大要则使群臣争进其说，更法易令，而庙堂轻。严按察之权，邀功生事，而郡、县又轻。岂惟于立国之势无所助，又从而朘〔音娟〕削之。卒发神宗皇帝之大愤，王安石以正法度之说，首合圣意。其实欲藉天下之兵，尽归朝廷，别行教阅以为强。括郡、县之利，尽入朝廷，别行封桩以为富。彼盖不知朝廷立国之势，正患文为之太密，事权之太专；郡、县太轻于下，而委琐不足恃；兵财太关于上，而重迟不易举，而安石竭之不遗余力，不知立国本末，真不足以谋国也。』
但安石新政，虽属失败，毕竟在其政制的后面，有一套高远的理想。
举要言之，约有三项。如保甲制度等，则欲造成一个兵农合一，武装自卫的社会。方田、青苗、均输、市易制度等，则欲造成一个裁抑兼并，上下俱足的社会。兴学校、改科举制度等，别欲造成一个开明合理，教育普及的社会。安石自谓『经术所以经世务』，又劝神宗『为治首择术，当法尧舜，何必唐太宗』，正在此等处也。
这一种理想，自有深远的泉源，决不是只在应付现实，建立功名的观念下所能产生。
因此在王安石新政的后面，别有所谓『新学』。
于是有所谓三经新义之颁行。王氏诗、书、周礼注，称『三经新义』。刘静春谓：『王介甫不凭注疏，欲修圣人之经；不凭今之法令，欲新天下之法；可谓知务。后之君子，必不安于注疏之学，必不局于法令之文。此二者既正，人才自出，治道自举。』按：宋学实尽于刘之二语。
安石的新政虽失败，而新学则不断的有继起者。
安石新法，虽为同时反对，其新经义，则虽同时政敌，亦推尊之。司马光只谓其『不合以一家之学，盖掩先儒』而已。刘挚亦谓：『王安石经训，视诸儒义说，得圣贤之意为多。』吕陶亦谓：『先儒传注未必尽是，王氏之解未必尽非。』时国子司业黄隐觊时迎合，欲废王氏经义，竟大为诸儒所非。事在元祐年十月。盖就大体言，则当时反对新政诸人，固自与安石仍在同一立场也。
直到朱熹出来，他的四书集注，成为元、明、清三代七百年的取士标准。其实还是沿着王安石新经义的路子。
范仲淹、王安石革新政治的抱负，相继失败了，他们做人为学的精神与意气，则依然为后人所师法，直到最近期的中国。